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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擅长撰写历史题材的文学故事,他的故事不描述战争或国家,也不聚焦英雄伟人,而是将笔头对准小人物,撰写宏大历史下他们的个人记忆和生命体验。他的多部小说被改编成电视剧,《长安的荔枝》《大医》《显微镜下的大明》《长安十二时辰》......甚至有了“马伯庸宇宙”的说法。

马伯庸就是这么一个拿捏细节的好手,能把一段几行字的史料扩充成一本精彩纷呈的好书。新书《食南之徒》也是如此:以美食为线索,朝堂诡谲,风起云涌,甚至沦到杀头掉脑袋的危险境地,主人翁也能因一盘美食转危为安,除了感叹吃货好运外,也被剧情线调得十足十。

带着对历史的好奇和对美食的向往,我们采访了马伯庸。在被问到“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写‘吃货’的故事需要自己也爱吃吗?”马亲王毫不犹豫:吃对于我来说是人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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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南之徒》

“吃货”的私心

马伯庸是个老饕,几乎尝遍了大江南北的美食。他说自己爱吃,吃对他来说是人生大事。

“我觉得对于美食的态度就一定是代表了对人生的态度。你对美食的要求高,说明你要过一种精致的、松弛的、可以静下心来摒弃掉一些俗务、专心去享受的生活态度。我觉得对于现代人,尤其是现在的都市人来说,这种态度弥足珍贵,它能够帮我们治愈,或者抵御很多都市病。”

因此马伯庸一直想写个和美食有关的故事,直到前不久,《食南之徒》出版。

书中提到的美食得都是马伯庸自己吃过的。“只有吃过才知道它的味道和独特在哪,写美食最难就在于一定要写出它的独特性,不能简单地用‘入口即化’‘色香味俱全’这样泛泛的描写,只能是自己亲身去体验。”马伯庸说。正因如此,我们才能在书中读到他写西江的嘉鱼——“筷子一触到鱼身,鱼肉竟自溃散开来,只见肉色如白璧无瑕,只在表面浮动着一层浅浅的油光。”光是短短几句,就让读者不禁食指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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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南之徒》内页插画,作者:施晓颉

马伯庸年轻时在广州待过,对广州有感情,对广州美食更是念念难忘,“包括现在每年我也会专门去广州,广东这个地方本身它就是一个美食大省。那我又是个吃货,其实是把我对广东美食的感情写到书里去了。”聊起吃美食故事,马伯庸滔滔不绝,举了个广东肇庆的朋友故事。一次友间喝茶,马伯庸提起想写一本关于广州美食的书,问有何推荐。朋友听了眼睛一亮,提到“裹蒸”,“他二话不说,撸着袖子就要出门给我买,然后给我从头到尾讲这个东西的特点是什么,还有用冬叶裹上之后不容易变质之类的很多细节。朋友说的细节是我上网查资料查不到的,只能是通过当地人亲自吃过讲过之后才知道。”

就这样不带遮掩的,马伯庸将自己贪嘴的美味悉数置于书中。“我自己偏爱牛杂。我每次去广东一定会去吃牛杂猪杂这些杂碎类的东西,所以我在书里,也浓墨重彩地把它作为重要的菜肴写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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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南之徒》内页插画,作者:施晓颉

历史的由头

写美食,但马伯庸的美食一定要有故事、跟人物命运紧密相连,这就得有一个由头——《食南之徒》的“由头”就来自一次在广州南越王宫博物馆的意外所得。

展厅里有两枚从南越王宫水井里出土的竹简,仔细辨认了才知道写的是“壶枣一木”字样。这是两棵壶枣树的园林档案。但是南方本没枣树,枣树哪里来?原来南越王赵佗是北方人,南渡后思乡心切,于是在南方种了北方家乡的枣树,以解乡愁。竹简上短短几行字落到马伯庸的心里,成了一本精彩小说的敲门砖。门,就这么打开了。“它本身并没有太多信息量,但竹简背后有很多的历史和想象空间,你可以推想出很多的当时的一些人的情绪、人的故事,它有很好的延展性,我觉得找到了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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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南之徒》内页插画,作者:施晓颉

写书的契机落得巧妙,但过程也有秘辛。书的构思和前期资料搜集,持续了4个多月,看起来轻巧似乎从跟“全国各地朋友聊天”里得来素材灵感,实际上是个四两拨千斤的窍门,招招贴着蛇的七寸打去,恰如其分的。《食南之徒》写的是西汉的故事,写西汉年间美食马伯庸有两个原则:一是写的食物一定要是现有的,因为“现实的连接感很重要”,“大家看完书或者看书看到一半拿起手机就能叫外卖,就能吃到。好多读者跟我讲,他们看一章,就把这一章提到的美食点外卖或者在家里做来吃,解决一下自己口腹之欲”;二是写的美食要符合史实,“只有在西汉年间它的烹饪方式已经存在,它的原料已经传入中原,那么我才写。《食南之徒》的开场烤的是兔子和鸡,因为那时候羊肉很难传到南方,牛则属于重要的生产动物不能随便吃......。”

“美食中也会有悬疑,美食也可以来讲政治。李安的《饮食男女》拍的并不仅仅是饮食,陆文夫的《美食家》,写到底写的是人生态度。所以故事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它是无法归类的。一个好的故事,没法用简单的标签来归类,它一定是多种要素的复合。”

诚然,好故事难归类,但酣畅淋漓地顺畅写下去,就像一盘好菜,色香味俱全,还留有余味,让人下肚后,隔了十天半个月,还会怀念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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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你的作品都是基于历史的某个点, 是对“历史可能性小说 ”的探索 。这种基调有可能发生改变吗?将来有可能写一篇发生在未来的科幻小说吗?

马伯庸:我是觉得创作,用一个已经特别俗套的话说,就是要“接地气”,说白了就是我们要了解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是什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厌恶的是什么,焦虑的是什么,不仅我们要写现代都市小说才能用得上,实际上写任何作品都用得上。对我来说写历史小说最大的乐趣就是在于我能够把古代具有现代性的东西提炼出来,展现给你们看,同时又不违背我所坚持的历史逻辑和历史真实这两个原则。

为什么《长安的荔枝》大家爱看,是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运荔枝的过程,而是看到的是一个社畜,接到了一个不可能的活,怎样排除万难把这个活干完。《长安十二时辰》为什么很多人愿意看?也不是因为大唐他们才喜欢,而是因为他看到一个刑警队长为了保护市民的安全,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我们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这些人负重前行。每一个作品不管是现代的科幻的历史的,它最终都是要打动现代人的内心的一个柔软的地方,我们要找到和现代人的共鸣,这部作品才能够被更多的人所认可。所以说不管是历史也罢科幻也罢,为什么大家那么感动,那是因为跟我们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我写任何作品一定会想这个东西普通人感动的点在哪里,普通人能不能跟他产生一种共鸣?找到这种共鸣了,任何题材都有可能创作出经典。

Q

你曾经提到过, 写作是业余爱好, 有兴趣才去写。现在作为职业作家的你还会说“ 写作是爱好 ”吗?保持热爱的秘诀是什么?

马伯庸:

我一直认为,作家不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状态。你有表达的欲望,并且付诸文字,你就是作家,当你停笔不写了,就不是作家。归根到底,作家是靠荷尔蒙写作的,如果没有激情的话,写什么都没劲了。咱用通俗的话说,写东西其实是爱得瑟、爱显摆,这种显摆和得瑟不会因为你收入变化而变化。如果说我写完了,功成名就了,我就安心享受目前的这些稿费,这种生活我现在想象不出来。

像写《长安的荔枝》的时候我第一次碰到一个绝无仅有的,心理学上叫做心流的状态。那天我特别兴奋,过得没日没夜的,不按正常的社畜的时间来了,抓起电脑就写,而且脑子里想法拼命涌现出来,手都写不过来,一口气11天把它写完,写完之后整个人就有点虚脱似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长安的荔枝》我是花了11年写出来的。前面这11年里,我在关心唐代的一些考古报告,关心吃喝拉撒服饰交通各种生活细节,包括我去各地签售或者去参加活动会关注各地的风土人情。我日常会保持一种好奇心去看各种事物,经过11年没有目的性的积累,到了爆发的点,忽然之间我就不用再去查资料了,所有的资料我都谙熟于胸,把它迅速地写出来就够了。《长安的荔枝》是一个特例,但是这个特例背后其实是一个我多年来的习惯,对所有的事情保持一个好奇心。我觉得好奇心对于创作者来说是最关键的。保持一个足够的好奇心,愿意去深入挖掘,你就能挖出很多八卦。这些八卦现在可能没有用,被我记录一下就放在那里了,但是以后可能就变成了我的写作素材。

Q

在当今,大家好像不看书了,和阅读比起来,短视频更有诱惑力。你怎么看这件事?如果要你给年轻人几个阅读建议, 你会说什么?

马伯庸:古人有句话,什么时候看书,“马上、厕上、枕上”,没有一个场景是在书房正襟危坐看书的。以前阅读要带一本实体书,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只要带个手机,里面可以有一排阅读软件。就算不看书,也可以听书,这也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渠道,也是一种阅读。对我而言,我想要的是书里面的内容,而不是它的载体。所以我不觉得现在大家看书少了,反而觉得大家看书多了。只不过现在大家焦虑看书有什么用,能给自身带来什么样的提升、解决生活中的什么困难,我认为这个心态要调整。看书不解决问题,尤其是看闲书;但从长远来看,看的闲书有朝一日也可能会变成人一个阅历,在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一下子想起来、用得上。

从古至今,除了专业阅读外大部分的日常阅读都是碎片化的。之前网上有一句话我特别赞同:碎片化阅读像竹篮打水一样,即竹篮接过去,水哗地一下全漏得干干净净,一滴不剩,但是篮子却洗得很干净。碎片化阅读就是这样,好像看完什么都没记住,但实际上你还是在接受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当碎片化阅读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现自己好像成长了些。因为再怎么碎片化,它也是一种主动阅读,需要你边读边思考,让脑子主动去做事情,这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针对阅读,我有个有点矛盾的建议。一方面,我建议大家阅读带一点功利性,这其实来自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法”,即你要带着问题、带着目的去看书,这样才能有的放矢,知道自己要解决什么。这种方式能让你在读书的时候效率很高。另外一方面,读书又不要太功利,不能只是有事了才去读书,没事的时候也要读。

Q

和我们分享一些对你的写作和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书吧!

马伯庸:写作者看书往往会从创作者的角度出发去思考,关注如果我是作者我该怎么写、人物怎么发展等等。

我小时候看的哲学书《苏菲的世界》,它没有平铺直叙地讲亚里士多德、孔子的生平,而是通过苏菲这个人物,像魔幻故事一样把他们展开来讲。当时作为读者的我觉得很新鲜,但二三十年后我作为作者再去读,我关心的是作者怎么把那么艰涩的哲学思想通过这么平易近人、有趣的方式展现出来,他是怎么展开脑洞把它写成一个完整故事的。

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对我影响特别大。它里面提到过一个观点,说明朝是没有数目字管理,或者说中国古代没有精细的数目字管理这种方式,所以导致了统治的一系列的问题。我读后大受震撼很有感触,因为一般来说我们聊明朝,会聊他的政治格局,聊他的经济状况,或者聊他的军事变化,但是很少有人会细到管账算账的这个事情。其实后来随着我对于历史研究的深入和认知,我现在不认为黄仁宇先生这个观点是对的,明朝其实他的数字管理还是挺精细的,他的问题不在于数字本身。但是这本书提供的这种视角会让我觉得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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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苏菲的世界》,作者: 乔斯坦·贾德;右:《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

我们历史中耳熟能详的东西背后其实都是在算账,都是钱。不光是历史,现在也一样。你会看到所有的历史故事,所有的现实世界,如果深入挖掘他到底为什么这么干,最后发现真正的原因都和钱有关系。我前一阵开玩笑,我说我人过四十以后越来越爱钱了。人过四十之后,我感觉会变得越来越现实,会关注到现实中很多的底层运作逻辑和规律,所以会不由自主地去看经济类、政治类和哲学类的书。不光是我,身边朋友过40之后都会或多或少地拿起这些书来看。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个必经阶段。

所谓“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我觉得说的就是当你40岁之后就会不由自主地去寻找一些规律,来解释自己过去40年来所经历的事情,要不怎么说中年人“爹味”比较重呢!我每天都觉得自己找到一个规律,但是我时刻告诉自己,你不要“爹味”那么重,觉得自己好像一下子就大彻大悟了,还是要持续看书,这样才会发现你的一些想法还很浅薄。而所有这些书,最后也可能会变成我创作素材的一部分。

读历史也是非常好的。读历史读多了人会越来越开通,或者说越来越心态好。很多时候你觉得想不通的事情,在看到历史上的很多解释之后,你会发现原来它是有原因的。很多时候我们的焦虑是来自于我们的不理解,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凭什么来害我?但是你度过历史之后你会发现那些坏人背后都会有利益的动机,你就知道他们其实也不是针对你,他们只是要截取更大的利益。那么你到底是要拦他一路,还是说你要同流合污?那当然就是个人的自己选择。我觉得读历史最主要的就是能读到一种清楚的解释,当我们把这个世界看得清楚了之后,我们就能够对很多事情就释怀了。另外读历史能够给我们自己在现实中的行为找到一些根据,找到一些借口,找到一些能够舒缓的空间。

说“读史使人明智”的原因就是这事我看开了,我未必能够做决定,我未必能够做主,但是这件事情我至少内心我能够和解掉,不会纠结于此。

内容源于《周末画报 Reading Life》

采访、撰文 — 刘小荻

编辑 — Emin

特别鸣谢 — 博集天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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