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签名与身份旅行：普米族青年网络昵称的田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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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使用“签名理论”与“身份旅行”的理论视角，通过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系统考察了普米族青年以网络昵称为主要线索的网络文化标记物。文章提出“数字签名”的概念，以此描述处于城乡流动中的普米族青年创建、更改和运用网络昵称及其他网络标记物的过程。研究发现，身处城乡流动过程或是有着相关流动经历的普米族青年，通过数字签名的实践完成他们在传统村民与都市打工者、少数民族青年与现代企业职工等多重身份中的旅行。数字签名作为普米族青年定位自身和书写自我的策略，不仅表达了社会转型期的签名者观看、识别、标记、使用以及构建各自身份认同的意愿，同时也显示出普米族青年运用数字技术应对生活处境的能力以及主体重塑的创造力。本文对网络昵称及其他标记物在特定社会情境中被创造和使用的关注，是将签名理论与数字时代中国少数民族青年流动经验结合起来分析的尝试。

作者简介

王东林，昆明理工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孙信茹（通讯作者），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民族地区农村数字青年与乡土文化在地传播研究”（项目编号：22XXW010）研究成果。

一

引言：城乡流动中的

数字签名者及其身份

数字技术为个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展示自我与建构身份的可能。拜厄姆（Nancy K. Baym）（2010/2020：124—125）认为作为书面语言的网名是最重要的身份信号，它更容易给人留下印象。既有研究呈现出三个脉络：一是从当代心理学视角将网名视作用户自我表现和展示的重要方式。二是从社会学视角探索网络昵称与社会资本的关系。三是根据消费文化理论，将网名视作人们生产、创造和消费的数字文化产品。

上述研究表明，为数字化身命名是人们进行数字身份建构的重要的初始行为，它标志着用户网络际遇的开始，其背后反映出人们在数字时代理解自我以及与他人展开线上互动的新尝试。但这并未涉及用户“退出登录”以后的生活，相对忽视了人们在现实生活情境中对网名的使用。重视签名者的背景以及网名的使用情境极为重要。根据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2008/2017：36）的签名理论，签名（signatura）是标记的行为和效果。它的居留让沉默的符号变得有效且富有表达力（阿甘本，2008/2017：49），进而使隐藏之物被激活并得到揭示。实际上，签名被移置到一个由签名者（signator）、被签名的对象，以及他们的互动和活动所构成的领域中。如果将网名和其他自我呈现要素也视为出现在特定时代和社会的标记物，那么，它的形成和演变或许能让我们洞悉签名者的生活境遇，以及数字技术在扮演的角色。

由此，我们关注了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传统村落，那里的普米族青年通过网络昵称展示出数字时代个体身份建构的另一种可能。各类网名既表达了青年对族群和祖先历史的追忆，又指向乡村生活以及他们居住的具体地理方位。而一些称谓则与青年们邂逅城市的经验密切相关。这些网名通常与其他几种网络标记物组成特定的集合，共同塑造用户的族群和地方身份。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转型期，这些以网名为线索的文化标记物常被一些青年更改和运用，以便整合各种身份资源去回应城乡流动的现实。因此，理解人们在数字生活中网名及其他文化标记物，就更需关注它们如何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被创造和运用，而这一点尚未得到国内外学界足够的重视。

本文拟在阿甘本签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数字签名”（digital signature）的概念，用以描述普米族青年如何通过对网络昵称及其他网络文化标记物的创建、更改与运用，回应其在当下中国城乡流动中的处境。通过数字签名的实践，存在于社交媒体中的网名和其他文化标记物被逐步激活，进而成为我们理解当下中国社会城乡流动与签名者身份转换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线索。基于此，我们将网络昵称的命名、变更和调用，以及对其他网络标记物的创建和运用视为少数民族青年在文化层面上定位自身的技能。作为一种策略，以网络昵称为主要线索的网络文化标记物不仅表达了签名者在城乡流动的社会转型期去看、去识别、去标记、去使用以及构建身份认同的意愿，同时也显示出他们运用数字技术回应城乡流动和社会变迁的能力。可见，远离城市中心和主流文化辐射的青年也展现出诸种开放性品质。数字签名作为少数民族青年媒介实践的新形式，让城乡流动和社会转型的宏大叙事变得触手可及，这也从传播学的视角对当下中国社会少数民族青年的生计选择、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予以一定观照。

二

核心概念与理论脉络

（一）作为范式的签名

阿甘本将“签名”当作一种理解历史现象的范式，定义了“一个特定的话语或知识学形象确然存在的事实所暗含的东西”（阿甘本，2008/2017：12）。该范式确立了一个更加宽泛的问题式语境，“它们既建造这一语境，又使之易于理解。”（阿甘本，2008/2017：14）因此，范式作为一种认知的形式，其逻辑是类比的（阿甘本，2008/2017：15），其目的是让那些具有亲缘关系的现象系列变得容易理解。在类比的范式下，阿甘本提出签名的理论：签名指的是标记符号的行为和效果，它一方面表达了能指和所指间的符号学关系（阿甘本，2008/2017：45），另一方面又超越了严格意义上的符号维度，“允许我们让一系列的细节和某一个体或事件的确认或描述发生有效的关系。”（阿甘本，2008/2017：85）这样一来，阿甘本便将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学关系类比至占卜学、星相学、医学、谱系学、知识考古学、艺术学等其他领域。

签名理论在上述学科的应用至少凸显了三个重要特征。第一，签名以相似性原则与被签名物确立关系（阿甘本，2008/2017：39）。签名通过两个不同领域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来显示事物之神秘德能的东西（阿甘本，2008/2017：36、46、85）。第二，签名让许多事物得到指定（阿甘本，2008/2017：43），具体带我们进入被签名物所处的既定历史、社会、经济和文化情境。由此，签名不是让符号构成新的意义，而是将其从一个领域转移和替换到另一个领域（阿甘本，2007/2021：10）。这便构成了签名理论的第三个特征，即签名作为创造的模型和实效的工具，让符号被激活并得到形容（阿甘本，2008/2017：47）。阿甘本进一步阐释了签名的本质，“签名明显不和符号相一致，但它是让符号变得可以理解的东西。”（阿甘本，2008/2017：48）就像鲁特琴作为乐器被创造的时刻就得到了标记，但只有随后在签名的实践（此处为演奏）中才能够揭示自身并生产知识（阿甘本，2008/2017：48）。

（二）理解“数字签名”

基于上述分析，签名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和方法让特定历史语境下隐晦的线索得以显露。这些线索已在人文学科领域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正如阿甘本（2008/2017：85）所说，“莫雷利收集的关于耳垂或手指甲的描绘方式的细节，福尔摩斯从泥地或烟灰中追查到的蛛丝马迹，弗洛伊德所关注的否认或口误，都是签名......”与之不同，本文将视野放置于数字时代的“签名”。根据大卫·贝尔（David Bell）（2004/2020：71）的观点，数字签名指附加在给定消息之后的电子信息，其功能为对发件人进行唯一标识。数字签名的关键不在于用来保证“签名者”与“签名”所指代对象的一致性，而是如何让特定的网络文化标记物成为我们理解当下少数民族青年生计方式转变和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由此，我们将数字签名界定为作为签名者的普米族青年在城乡流动过程中对以网名为主要线索的网络文化标记物的创建、变更和运用。这里的签名对象并非与网络自我呈现相关的一切要素，而是需要我们结合媒介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确定。

在调查中，网名与其他网络标记物一同成为理解签名者身份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其意义和功能也依赖于与其他要素的关系。网名在众多网络标记物中扮演着身份建构的主要角色，它作为一个主要线索在普米青年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将头像、昵称旁的一段文字描述、微信朋友圈的图文、数码定位、视频号内容、抖音影像、链接等要素串联起来。不同的签名者常结合各自生活经历让网名与上述网络文化标记物组成形式多元的数码集合，它们在不同媒介平台中被重新排列、组合与运用。由此，我们进一步将网名与其他网络文化标记物组成的集合概念化为数字签名的对象。作为签名理论在数字时代的应用，数字签名用以描述和理解当下社会一种较为常见却又容易被忽视的媒介实践活动，即个体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进行自我呈现和身份表达。其主要内涵如下所述。

首先，网络昵称与其他文化标记物构成的数码集合成为自我呈现和身份表达的重要手段。如果说，相似性是签名者与被签名物确立关系的主要原则，那么，普通个体和群体作为数字时代的签名者则让网络昵称以及其他自我呈现要素与数字身份建立关系。

其次，根据签名理论的第二个特征，签名的实践为事物得到指定提供了明确的背景。数字时代为签名者的身份建构引入新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当下，流动性为人们的社会生活引入新的背景和关系：无论是大规模的物理位移，还是游走于线上与线下，都为签名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资源以便更新自我展示和身份表达的活动。在实际生活中，普米族青年将网络昵称与其他网络标记物组合起来使用，让数字签名的活动具有跨媒介性、过程性和动态性。而数字身份作为自我的复制和延伸，是被持续建构和动态发展的。

最后，由于签名理论指出签名实践可以让特定符号被激活并得到形容和理解，我们认为流动生活中的重大变动能够促使签名者通过数字签名的实践激活自我呈现的元素，从而强调和展示其社会身份中的不同向度。进一步讲，数字签名绝不等同于网名和其他文化标记物。数字签名并非名词，而是作为动词属性代表着一种媒介实践的过程，即个体根据流动生活中的经验去书写和展示自我，涉及对网名及其他网络标记物的创建、调整和运用。进而言之，数字签名的实践以及相对明确的签名背景让特定时代和社会的人、媒介技术、网名、自我呈现、城乡流动、身份建构等不同的层面勾连起来，从而生产出关于少数民族青年媒介实践的新知识——签名者通过数字签名达成某种身份的旅行。换言之，实现身份的旅行是少数民族青年开展数字签名的效果，它让个体的虚拟呈现得到揭示，从而令数字时代的个体书写和身份表达变得可以理解。

（三）通过数字签名达成身份旅行

“身份旅行”（identity tourism）的概念最初被用来概括种族和民族身份被网络游戏玩家挪用和消费的多种方式（Nakamura，2002：13）。在互联网中，用户可以通过创建角色自由选择自身作为种族、民族、阶层、性别等存在的不同版本，甚至可以在它们之间来回转换。在当下中国城乡迁移与线上线下流动的现实背景里，我们将“身份旅行”当成一种隐喻来描述普米族青年如何以数字签名的方式在特定境遇中完成身份转换的行为。作为数字签名的效果，普米族青年的身份旅行凸显了签名者在城乡流动中的多重身份。而与从未离开村落的年轻人相比，有着相关流动经历的青年更为重视运用网名塑造身份认同。正是这些青年与自己在城乡流动过程中所遇环境的种种对话，促使他们通过创建、更改和使用网络昵称来完成社会身份的转换。

追溯身份认同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变化，可见身份旅行与全球社会的大规模迁移、数字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是当下社会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形式。以往的社会，血缘氏族、地缘共同体、民族、国家等构成了牢固不变的身份认同单位。但这在吉登斯（Anthony Giddens）（2001/2003：28）看来，当代社会的结构性转变——全球化、流动性、脱嵌、去传统化等，已为人们的身份认同开辟了其他意义的渠道。人们可以利用场景的多元化创造独特的身份认同（吉登斯，1991/2016：178-179）。当代旅游活动和数字媒介都在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把不同场景的元素整合起来，为人们发展身份认同提供新的可能。根据约翰·厄里（John Urry）和乔纳斯·拉森（Jonas Larsen）（2011/2016：16）的观点，人们善于利用两地的差异去寻求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身份的体验。数字技术则让游客轻而易举在虚拟世界实现身份转化。有学者用“冲浪”描述人们在虚拟世界的旅行，并将虚拟空间视作一个充满特色景点和异域风情的地方（Nakamura，2002：40）。网上冲浪（surfing the internet）寓意人们以一种流动的身份徜徉在信息的广阔天地里。也有研究者用“窗口”（Turkle，1995：13）来形容人们在虚拟情境与现实生活之间自由切换的做法。特别在电子游戏中，人们通过控制器获取新身份并在不同程度上实现角色的转换。当用户的角色或“化身”与现实不同时，在线“身份旅行”的机会就会出现。

无论是大规模的物理迁移还是日常的线上生活，“身份旅行”都是人们认知、感受和选择多重自我的便捷形式，它标志着个体和群体在流动的、碎片化的后现代社会所具备的重塑身份的能力。在上述脉络中，本文聚焦一个普米族的传统村落，以数字签名的分析视角关注以下问题：作为签名者的普米族青年如何通过创建网名和其他元素展示普米族青年、丈夫、村民、城市暂住人口、务工人员、现代企业职工、网民、旅客等多重身份？签名者又如何根据自身在城乡流动中的种种境遇灵活地游走在这些身份之间？显然，这要考虑包括网名、其他自我呈现元素在内的表征与身份之间的关系。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自我呈现理论强调了社会行为和生活的剧场模式，提出后台中的自我比前台里的自我更为真实（戈夫曼，1959/2008：97—98）。互联网人类学探索了网络中的自我呈现（孙信茹，2016；董晨宇，丁依然，2018）。线下生活中的新细节和现实中的交往关系让在线自我呈现具备了真实和理想的双重属性。

尽管，本文对网名和其他标记物的考察与戈夫曼的自我呈现理论有着一定的关联，但自我呈现的理论视角却局限在人际交往的微观情境，缺乏特定的时空和历史观念（Kuzmics，1991），相对忽略了社会制度的研究，进而无法揭示宏观社会过程（Sharron，1981）。这正是数字签名理论的出发点，其优势在于恢复和明确网名及其他标记出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语境。在以下情形中，普米族青年的数字签名实践富有深意：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冲击甚或削弱以往的生计方式和生活模式时；当那些旧的身份特征和线索不再适应新的城乡流动经历时；当签名者的现实境遇发生重大变化时。在中国城乡流动的时空下，我们能够看到普米族青年以数字签名的方式对网络昵称的激活：在创建、变更和运用网络昵称的过程中达成身份的旅行。这些青年在物理迁徙中完成了对网名的呈现和操演：一方面通过数字签名将个体不同的身份与他们流动中的重要地理节点关联起来，同时在上述不同节点的流动中完成身份的转换；另一方面，在个体漂泊历程中的重要时刻运用和选择相应的身份。

在这个层面上，数字签名的理论视角引入新的社会尺度，即根据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中国城乡流动的中观社会情境以及城市生活中的微观场景去灵活调整和运用身份认同的策略。数字签名让网名不仅仅作为社交媒体上的惯常标记而存在，更是成为理解普米族青年城乡流动、生计方式转型以及身份重塑的重要索引。这使得我们在用数字签名的工具讨论网名的同时，聚焦如下问题：如何理解社会变迁的经验——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的经验——普米族个体城乡流动的经验。因此，数字签名的视角让我们得以从纷繁复杂的城乡流动现象中发现城市生活给签名者及其媒介实践施加的效果。特定语境的恢复让签名者通过数字签名完成了身份的旅行。数字签名让网络昵称及其他元素与流动生活中的新细节和不断更新的社会状态建立某种关系。由于阿甘本的签名理论并未提出明确的分析框架，本研究更多地是借用签名的理论视角聚焦身处城乡流动中的普米族青年对网名和其他标记物的理解和使用。具体从普米族青年创建网络昵称的传统策略入手，重点讨论签名者一旦邂逅城市生活后——引入新的社会关系和尺度，签名者对网名进行的更改和创造性运用。

三

研究过程与方法

我们的田野调查点大羊村是兰坪县内一个典型的普米族村寨，整个行政村由大古梅（共两个村民小组）、唐山、阳山三个自然村组成。村子位于河西乡东北部，海拔2600多米的拉巴山区和半山区的缓坡地带。截至2022年12月，大羊村共有农户193户，人口689人。村民以普米族为主，有少量的汉族和白族等其他民族杂居。

从2016年开始，我们在QQ、微信、抖音、快手等平台记录和整理了30名普米族青年创建的50多个网络昵称，将其按照乡村生活、氏族、文化传统、城市场景、全球元素等不同内容进行分类。2018年和2020年，我们先后三次去往大羊村开展田野调查。在与签名者的深度访谈中，我们提出几个问题：你拥有哪些网络昵称？如何理解这些名字？在何种平台和场合运用了这些昵称？在他们的讲述中，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些名称随签名者生命历程的演进以及日常生活的变迁而发生改变。当这些青年流动至城市谋生时，线上观察成为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时常对签名者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作品保持敏感，尤为关注它们对网名的强调和凸显。同时记录网名与哪些虚拟呈现要素一道出现，有何意义。在具体路径上，我们追踪这30名普米族青年的社交账号，通过录屏或屏幕截图记录昵称出现的场景。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微信回访每一位签名者，让他们观看上述影像资料，鼓励这些青年分享和讲述自己运用网络昵称和其他标记物的故事。被他们反复讲述的昵称故事似乎构成了签名者流动生活里不可忽视的片段。Graig Gurney（1997）在研究两个家庭中4个人的家园感时提出“片段式民族志”（episodic ethnographies），认为家庭成员个人经历中的高潮事件对其理解家园意义有着重要影响。本研究也借鉴了“片段式民族志”的方法，主要分析6个普米族青年流动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和转折点如何影响他们对网名和其他标记物的理解和运用。线上访谈常常围绕这些“片段”组织起来，那些包含网名的自我简介、微信朋友圈、抖音短视频、快手作品，以及与网络昵称一同出现的头像，也成为我们数据搜集的重点（基本情况参见表1）。这些要素以网名为主要线索串联起来，因签名者生活经历和媒介使用习惯的差异组成不同的数码集合。它们可以激发我们与研究对象的对话，促使后者快速进入以往使用标记物的具体场景中。对研究者而言，这些数码集合显示出签名者使用数字平台的喜好以及他们在应对城乡流动大潮时做出的不同回应。文中田野资料的呈现皆已征得研究对象的知情同意。

四

签名者的策略：
传统和家园赋予灵感

以网名为主要线索的网络文化标记物固然与签名者个性、喜好、心理有一定联系，但这可能简化了网络昵称原本丰富的意涵。由于签名者身处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其签名策略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一）追溯祖先的历史

普米族青年通过技术手段与祖先巧妙地建立联系：一是在网名和头像中注入利于识别普米族发源地的文字或符号。普米族在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次大迁徙。《普米族志》（2000：105）指明普米族的发源地在青海。青海在历代普米族人的吟诵中逐渐变为扬·阿斯曼（Jan Assmann）（2007/2015：53）所说的“可供一种特殊、另类的秩序、时间和回忆栖居的所在。”因此，青海承载了普米族对祖地的想象。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1991/2018：30）认为与“祖地”的具体联系构成族群认同形成的主要条件之一。从这个角度讲，尽管普米族村民经历了漫长的迁徙历程，没有精准地理坐标的发源地依然可以“凭借一种强烈的乡愁与精神依恋存续下来。”（史密斯，1991/2018：32）在此背景中，一位普米族青年将微信命名为“海东青”，寓意青海湖之东，以此获得与祖地的联系。还有微信头像，他曾选择四段黑色毛笔线条作为主要设计元素，那四条线段描绘了普米族体形成地的地貌特征，代表着普米族体形成之初的四个主要部落。

二是在设置网络昵称、头像和微信位置信息时突出普米族氏族名或部落称谓。比如，一位普米族青年的抖音昵称“日嘎·东青”在文字组合中突出普米族的氏族名称。“日嘎”为兰坪县普米族氏族名之一。目前，日嘎氏主要聚居在通甸镇德胜村、下甸村、河边村等地。由于大羊村的普米族青年多属于“板让”“兮祖”“茸芭”“亚骐”等氏族，他们的网络昵称多用上述氏族名与其他字词组合起来。此外，不少普米族青年还以自己的网名和头像追忆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普米族部落白狼。以白狼王唐菆为首的部落联盟被认为是“普米”形成的一个较为稳定的族体基础（《普米族简史》编写组，2009：24）。不少村民了解以上历史，并创建带有“白狼”字眼的网名以及包含狼元素的头像，用以声张族群身份。

（二）书写对家园的依恋

自定居大羊以来，普米族后裔对赖以生存的家园充满敬意。作为村民们的生产、生活之地，大羊村关系着人们对生存经验的建构。这样的生存经验来自大山里的生活方式，也与普米族村民对长期生活和居住的地理单元的想象和记忆有关。

从生计方式上看，由于气候条件限制，大羊村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以传统养殖业和畜牧业为村民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整日与山林和羊群为伴，大山里的普米人通过日常交流的语言体系为山上的一草一木和一丘一壑都取了名字。普米词汇和语句忠实地反映了当地地理环境的变化。游牧传统和山林生活为他们的数字签名活动提供了灵感。青年们以“山”作为昵称中的关键字与世代所处的生存环境建立联系，以山林影像、放羊短视频表达着对山里生活方式的感恩和想象。一位青年以“山之吟”为昵称。对着大山和羊群，他常以微信朋友圈为画板尽情展露情感，通过文字和影像将自己描绘成一位牧羊人。他的歌声在那些被他签了名的山间万物之上流淌。正如这个普米青年通过“山之吟”和微信朋友圈说出的心里话，“把过去的人的日子都切切实实地过一遍......”（HGH）

在居住方面，不少村民特意将自家房屋所在区域的地理方位信息作为网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木里欢库培米”“希晓阿勇”“喇诸炎培米”。它们分别指“我们村的普米族”“住在村头的阿勇”“居住在石头地那边的普米族”。上述内容强调了如下事实：签名者是大羊村的普米族而非其他地方的普米族；阿勇是住在村头而非他处；他的房屋建在石头地那边而非其他区域。带有地理位置信息的网名由非此即彼的张力构成：在这里而不在那里。而被数字技术凸显的地理信息使签名者再次确认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它让普米族青年理解自己所属群体与更广泛世界中群体的关系。从“希晓”“喇诸炎”等经过世代居住所细分出的村内区域到“木里欢库”所指向的整个村落，构成不同位置的集合。其中，生活在特定村落区域的村民不仅根据自身所在位置的名字创建社交媒体昵称，还与生活在同一区域的村民组建了通知群、互帮群、家族群，并在这些包含明确地理信息的线上群组中展开互动。这是签名者相互确定地理位置的尝试。这些代表不同居住区域的位置又一起构成了“木里欢库”（我们村子），它承载着家园记忆及代际生活印记。可见，普米族青年借助标有特定地理信息的网名与家园建立强烈的情感纽带。

五

城市邂逅：
更改网络标记物与塑造新的城市身份

如果签名实践让被签名的对象所处的社会和历史情境得以显现（阿甘本，2008/2017：44），那么更名和改写其他网络标记物则为特定社会和历史情境引入新的社会关系或分析尺度。在文学批评领域，无论作家更改自己的姓名，还是为笔下虚构人物重命名，都赋予更名一种塑造新身份的力量（薛倩，2019：34、44）。新身份并非凭空产生，它回应了特定社会的人所处生活环境的改变。以此观照大羊村个案，普米族青年的网名、其他标记物和身份正随社会环境发生巨变。尤其对外出生活的青年而言，更改网络标记物的行为与生计方式的变化有关。城乡流动作为一种新尺度正在给身处城市环境中的普米族青年带来持续建构身份的动力。

进城不仅是一种生计模式，也是很多普米族青年成长过程中需要经历的一个“过渡仪式”。我们用“城市邂逅”来描述普米族青年进城后与新的场景、人、物、事件的接触。此概念来自兹拉特科·斯科瑞比斯（Zlatko SkrbiŠ）和伊恩·伍德沃德（Lan Woodward）。他们通过“世界主义邂逅”（cosmopolitanism encounter）来指称个体对文化差异的“具体的、经验性的和语境化”（斯科瑞比斯，伍德沃德，2008/2021：110）的触碰。如果将城市中的普米族青年也视作正经历着来自乡村和城市文化差异的主体，那么他们的城市邂逅主要表现在与城市空间、场景、人、媒体的相遇。这些青年与自己在城乡流动中所遇环境的种种对话，使他们通过更改网络标记物来塑造一种新的城市身份，这种身份是临时的、短暂的、灵活的。

（一）遇见城市空间与昵称新意

与城市空间的邂逅发生在办公室、工厂、学校、健身房、咖啡馆、机场、街道等寻常城市环境中。根据迈克尔·萨迈斯（Michael Samers）和迈克尔·科利尔（Michael Collyer）（2009/2022：39）的观点，上述空间提供了城市生活的必需品以及有意义的经历。这样的都市空间不仅组织起普米族青年城市生活的日常运行，为他们在城市环境和现代生活中提供确认自我的方式，也影响着他们更改标记物的行为。

HRZ大学毕业后在广州一家服装公司做设计师助理。休闲时，星巴克标志、美式咖啡、涂鸦、人行道、路标和同事常常进入她的手机镜头和社交媒体。在与城市场景和空间的触碰中，HRZ将网名更换为“你美式吧”，“美式”指的是美式咖啡。对她而言，该昵称作为一种“媒介镜像”（media mirror）（廖宏勇，2014），将咖啡及围绕这种独特物品而生成的符号体验、生活方式呈现出来，从而“毫不费力地就达成了以时尚为摹本的身份认同”（廖宏勇，2014）。

而当她将网名与“#热美式#”“#工作日的续命咖啡#”“我的咖啡日记”等话题放在一起为上传抖音短视频作说明时，“你美式吧”就在喝咖啡的生活方式与“打工人”身份之间建立起某种关联。离开乡村熟人社会的普米族青年在大城市面临着“现实生活与青年白领的社会想象构成的矛盾等新问题”（李欣，刘汀芷，2022）。这种矛盾促使像HRZ那样的青年在数字世界以更改网名和发布社交媒体的形式将“打工人”身份印刻在城市生活里。

（二）人际关系拓展与昵称变更

初入城市的普米族青年在特定职业中结成新的人际关系，这直接促成了其网络标记物的变更。YG是一个渴望自由和崇尚自我奋斗的年轻人，这恰如他在微信朋友圈主页中设置过的个性签名一样，“不要在可以吃苦的年纪里选择了安逸。”

近些年，YG过着与祖辈世代扎根乡土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外游历的生活让他接触了家庭成员、邻里、乡亲以外的人群。在与后者交往的过程中，YG更改了网名。他在丽江游玩时认识了一个美国人。美国朋友给YG起了一个英文名“Mike”。他告诉YG，“Mike”这个名字适合富有创造力、要求多变和有雄心的人。这完全符合他眼前的中国人。YG欣然接受这一“馈赠”，用它替换掉以前的网名。更名“Mike”的行为取决于他在城市中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相遇。同时，以“Mike”为英文名和网名还让YG在后来的城市流动中又结识了新的外国朋友，并与他们一同在兰坪县城做起了慈善。他通过不断向外拓展人际交往关系适时调整职业规划。进行商业培训和直播授课时，他再次使用“Mike”这个昵称，彰显一种新的自由职业者身份。

（三）媒体文化资源与昵称重组

媒体文化构成了普米族青年接触城市文化的重要途径，这是城市邂逅的第三个层面。他们从媒介产品中获取力量编织有关昵称和虚拟呈现的故事，并在其中融入对城市生活的情感和观念，用以制造身份认同，如“95小镇青年”。

JH曾以网名“喇诸炎培米”纪念他从小生活的那片石头地区域。大学毕业后，他凭借美术特长在县城开了一家童画培训中心，自此他的社交媒体充满了小朋友们稀奇古怪的画作。同时，他将昵称改为“95小镇青年”，“95”代表他的出生年份，“小镇青年”直接取自影视剧中的人物形象。小镇青年处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夹缝之中，“他们既可能向上流动依附城市，也可能退而就近乡村。”（孙黎，马中红，2019）就如同“95小镇青年”的签名者，他能轻易在大羊村与县城之间建立流动回环：一个小时的路程就可以将自己那颗想念家乡和亲人的心放回原点；又能及时奔赴有承载其事业理想的县城。城乡流动经历让这个小伙子与影视剧人物产生了相似的价值偏好和情感共鸣。影视剧中的“小镇青年”也成为他信手拈来的文化标签和资源。他善于从影视文化的材料中为流动生活创造可供选择的形式。

六

身份旅行：网络昵称及

其他标记物的运用与主体建构

如果说，人们在不同情境中使用网名是为了“使自己的言行符合该情境的特点”（丁道群，2005），那么，与城市相遇还促使他们通过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反复强调和运用网名或其他标记物去应对各自流动生活里的重大变动。这些签名者根据流动生活中的不同境遇使用和展示其社会身份中的不同向度。上述数字签名的实践让普米族青年完成身份的旅行，同时建构起自身城乡流动的主体性：一方面通过数字签名将个体不同的身份与他们流动中的重要地理节点关联起来，同时在上述不同节点的流动中完成身份的转换；另一方面，在漂泊历程中的重要时刻运用和选择相应的身份。

（一）循环迁移中的节点、数字签名与身份转换

在大羊，一些特定的节点被流动中的普米族青年运用媒介技术予以强调或确认，它们不仅涉及从村落居住单元、周边村镇、州市到广州、北京、深圳等城市的广大区域，甚至还延伸至巴黎和孟买。近年来，普米族青年擅于运用微信提供的数字定位功能将所到城市标记出来（孙信茹，王东林，2021）。数字签名作为一种媒介实践不仅展现了特定城市如何作为重要节点印刻着普米族青年的身份符号和理想信念，同时还指向了他们朝思暮想的文化源地及作为故乡的大羊村。网名和其他标记物在特定场景中的运用让签名者得以在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大羊村民、城市寻梦者等诸多身份之间自由转换。

ZH在深圳当健身教练。他给社交媒体账号命名为“魔鬼教头”。“教头”原指宋代军队中专门担任武术教学的人，后用来泛指传授技艺的人。ZH用“教头”的称谓彰显其健身教练的职业。“魔鬼”代表了不断提升自身的决心。ZH特意从网上定制了一块钨金吊坠。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饰品，他将其作为在深圳开启梦想的印记：椭圆形铭牌正面刻着一个“魔鬼教头”的字样和羊的骷髅头图案；背面书写着“别让平静的生活使你成为温顺的羔羊”。对ZH而言，这块铭牌整合了他在城乡流动中的多重节点：

“魔鬼教头”是我梦想开启的原点，有了这个名字也就有了人生努力的目标。不想做温顺的羔羊，是我对背井离乡来到深圳的一种理解，大城市有我新的方向。羊头图案是一种符号，与普米族文化传统、我的家乡大羊村有关。这个牌刚好是完整的一块......（ZH）

此处，最先被铭牌标记出来的节点是深圳。昵称“魔鬼教头”的出场以及声称不做“温顺羔羊”的决心都发生在这里。这座新兴的、充满无限活力的一线城市为ZH施展才华和实现理想提供了机会。无论是健身房的规模、健身器械的种类，还是获取健身知识的渠道以及结识的同行和学员，都是故土不能帮他实现的。但对ZH而言，故土和普米族的文化传统有独特价值，铭牌的羊头图案就将他置于普米族文化发展的历史和留恋家乡的心态之中，进而让作为文化节点的普米族文化起源地以及大羊村显现出来。上述多重节点为ZH在少数民族文化身份、大羊村民、城市寻梦者的身份之间的旅行创造了坐标，这种身份旅行是通过网名及其他网络标记物在线上和线下具体情境中的使用而完成的。

对ZH而言，这是一块用自身经历不断铸造的“身份牌”（ZH）。他在督促学员训练时用带有网名的铭牌与后者共享一种信仰。坚定信念的方式是邀学员与他一同在城市寻梦者和离乡青年的身份之间遨游，分享普米族青年离乡闯荡的励志故事。回到大羊，他仿佛将专业健身房搬到了堂前屋后和田间地头：山里的原木和石块成了天然的训练器械；地里的野果是他补充碳水的佳品；母亲和猫都摇身变为他练习肌肉松解的对象；小外甥竟成为他在大羊的一名免费学员......铭牌和网名“魔鬼教头”随着他增肌、蹲腿、跑步、肌肉松解等不同的日常生活片段出现在数字世界中。社交媒体仿佛成了一面“镜子”，镜像中“魔鬼教头”的符号不断提醒这个“身份的旅人”在一个为实现梦想而行进的路途中随时停靠、歇息和反思。

如果说，普米族青年通过数字签名将其流动中重要节点凸显出来的行为是在空间的层面上建构主体经验，那么，他们在漂泊历程中遭遇的个体事件则促使签名者在特定时刻运用网络昵称选择身份。

（二）漂泊历程中的个体事件与身份选择

个体生命历程和轨迹是外在事件与个体内在能动性相互作用的结果（陈心想，2022）。影响个体流动生活的重要事件被普米族青年描述为以下几个热点时刻：开始新的城市生活、城市生活中的高光瞬间、与亲人互动的时光。在对个体生命历程中重要时刻的确认和彰显上，数字技术越来越扮演起重要的角色（孙信茹，钱浩，2022）。他们清楚在何种时间节点运用和强调网名和其他标记物，同时也擅于在上述事件和时刻中根据网名选择身份，从而完成身份转换和旅行。

长年在外工作的普米族青年YG将网名改为“兮祖巴赫”。“兮祖”是大羊村四组的普米族氏族名，代表他的普米族族缘和血统；“巴赫”取自印度电影中的一位英雄人物“巴霍巴利王”。即将去新城市工作促使YG在社交媒体强调昵称“兮祖巴赫”。临行前，他将写在书籍扉页上的文字上传微信朋友圈，“2020年，重新启航去认知新的兮祖巴赫。”（YG）被凸显的昵称意味着一段新的流动生活的开始。这个青年将作为事业单位考试培训的讲师游走于各大城市。未来的日子，网名“兮祖巴赫”与不断更新的城市位置信息见证了他在城市流动中的每一个足迹。

在工作的高光瞬间，网名“兮祖巴赫”被他反复应用在不同场合。对一名讲师而言，最为荣光的时刻莫过于自己的学生考试“上岸”。在学生们组织的庆功宴上，一个刻有“兮祖巴赫”字样的蛋糕最为抓人眼球，也赢得了这位普米族青年的心。他将蛋糕和红色文字“兮祖巴赫”的照片一同上传至微信朋友圈。他认为，这个代表普米族和电影消费者身份的名字在学员面前显然比他的汉语名更有吸引力。“兮祖巴赫”因带有“巴霍巴利王”的传奇色彩而与签名者不甘平庸的精神内核不谋而合。YG通过激昂的授课实现着其作为事业编培训机构链条中重要一环的角色价值。他正从现代企业的劳动管理以及快节奏的城市工作方式中获得着源源不断的满足。同时，他又通过“兮祖”向学员们讲述着中国云南一个古老少数民族和村落的文化传统。在现代企业系统中打造普米族身份标识，令他在学员和同事面前始终保持着一种神秘的特质。对普米氏族名称的使用不仅是主人公对村落文化的挖掘，也是他在全球和地方的关系和际遇中运用社交媒体调动各种身份资源的创造性实践。

每逢生日、结婚纪念日、孩子满月等时刻，流动在外的青年总是通过数字技术加强与亲人的联系。而立之年的生日时，新婚妻子为YG制作了一个短视频。视频以文字“致我最最最爱的男孩”为片头，开头就称“巴赫先生”，而后将《热天午后》《布达佩斯之恋》《美丽心灵》等数十部电影中角色说“生日快乐”的场景进行混剪。伴随影像，妻子对丈夫“巴赫先生”的呼唤和祝福在线上建构了新的亲密关系形式。在情歌《勇气》的旋律中，短视频画面的切换将小两口一同走过的城市一一呈现。

短视频中的昵称和两位主角的轨迹同时将夫妻俩置于一段身份的旅游和想象之中。妻子特意剔除网名中的“兮祖”而保留“巴赫”，其意义在于表达签名者及爱人在家庭中的角色和身份。身份旅行将自身价值的实现与爱人紧紧拴系在一起。他们懂得根据城乡流动中的特定情境运用、呈现和操演自己的网名。数字签名激发起普米族青年们作为城乡流动主体的身份潜能，这无疑是中国社转型中的一种积极的力量。因此，对这些隐藏在当下中国社会中的网络昵称的识别与辨认，以及对那些转瞬即逝的签名行为的解读显得十分必要。

七

结论与反思

我们结合阿甘本的签名理论对普米族青年的网络昵称和其他标记物做了系统考察，进而将普米族青年在城乡流动中围绕数字签名完成的身份旅行放置在现代主体塑造的理论脉络中进行讨论。在对现代主体谱系的考究中，福柯（Michel Foucault）（2016：55）将书写活动视作一种支配自我的技术。人们通过书写关注生活的细枝末节，从而“强化并拓宽了这种自我体验”（福柯，2016：70）。数字技术进一步让日常生活中的经验和故事逐渐累积和沉淀下来，个体在遭遇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时保持故事讲述的能力和创造自我认同的可能。随着地理和网络信息流动性的逐渐增强，普通人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去解释来自吉登斯（2001/2003：28）的困惑“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也更有能力“重塑身份或者重新选择自己的风格”（米勒，2011/2017：151）。

当普米族青年把城乡流动中的重要节点和事件看成自身生命经历的一部分时，他们便通过数字签名构建出有意义的、连贯的叙述，即不断发展和建构身份。他们在流动生活中的身份随着特定历史和社会的条件而变化。网名和其他标记物被普米族青年用于特定时空和场景，进而将自身塑造为一个行动者的角色——签名者。这些青年运用数字技术随手调动“文化原料”建立、调整甚至重建自己身份的行为变得极为普遍。这激发起他们调动多元身份资源的潜能，以及在相关语境中运用这些身份的能力。因此，整合或控制不同文化间差异的能力不仅是某些社会精英的特权，还发生在一些少数民族青年群体身上。围绕数字签名实现的身份旅行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视角去理解，这些青年如何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与城市文化、他人展开富有意义的交流和互动，从而呈现出潜在的创造性。网名和其他标记物作为少数民族青年的身份策略，正在发掘结构性因素背后的能动力量。

但仍需强调的是，我们从这些青年的数字签名中发现的身份潜能以及创造力并非用于提出一种单向的乐观观点。相反，其背后还蕴含着极为复杂的问题。由于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在社交媒体中实现对生活场景展示的选择和控制（董晨宇，段采薏，2020），所以用户常常剔除或规避现实生活中不愿展示给他人的方面，进而打造网络空间里的“理想自我”（孙信茹，2016）。为了避免得出简单、片面的结论，我们不仅用数字签名的概念分析那些少数民族青年在网络空间中主动表达的内容，更为重视他们刻意回避的形象和身份。

一方面，虽然本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签名者都尽力通过网名和其他标记物回应各自在城乡流动中的处境，但这些出生和成长在偏远地区、经济欠发达区域、传统乡村社会的青年并未通过新技术实践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现实困境。虽然有些签名者高效地降落在各个城市，“游走于这个世界的能力日臻完善”（斯科瑞比斯，伍德沃德，2008/2021：166），但他们几乎被困于航班、机场、出差地、出租车、酒店、出租屋的闭环之中，更为残酷是，这趟无论是地理上的、还是文化身份层面的“旅行”都注定是短暂的。这些青年终归要考虑未来生活的规划以及落脚之处，而这恰恰是他们不愿过多在社交媒体中表达出来的。

另一方面，这种创造性和多元身份的潜能也并非属于每一位普米族青年。有些签名者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面对城乡流动的大潮，有一类青年依然固守传统的生活方式。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甘心留在村中或觉得在田里耕耘别有一番滋味。在他们眼中，个人身份认同的建构依然与血缘和地缘上的接近性相关。其他群体，如村里已为人妻的年轻女性。她们因家庭原因无法外出务工，只能在其他人的数字世界当观众，有关高楼大厦、车水马龙，还有在繁华商圈吃烧烤、K歌的场景总是那么遥不可及。因此，即便是处于城乡流动历史情境中的人也并不一定通过数字技术获取相同的意义和价值。

更为关键的是，本研究揭示出经由数字签名激发的身份潜能以及主体建构的力量并非只有单向度性。进一步讲，它并不能化解少数民族青年在社会转型、生活方式变迁特别是当下中国城乡流动中遭遇的阵痛，而是仅仅作为一种理想的策略去回应社会变迁与发展大趋势中一切可能存在的障碍。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4年第5期。

本期执编/咕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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