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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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账簿是传统社会的一种记账文本,广泛应用于官方和民间各种经济活动中,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近年以来,大量原本保存在乡村农户中的账簿,流落到各地旧书市场,打乱了文献的系统性,也失去了账簿的归户性,给账簿研究带来了很大障碍。以几册零散账簿为例,展示利用地名志等资料,让散落的账簿重新回归到其归属地的过程,为零散账簿的整理与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路径。
关键词:账簿;地名;归属地
账簿是传统社会的一种记账文本,广泛应用于官方和民间各种经济活动中,具有丰富的历史信息。20世纪以来,不同学科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账簿展开了研究,推动了会计史、商业史、货币史、日常生活史等相关领域的深化研究。在新史料、新问题、新视角的背景下,账簿成为重要史料,受到学界重视,账簿研究呈逐年增多之势。
账簿是研究民众日常生活中重要的文献,对与账簿产生关联的具体人群的生活空间进行定位显得尤为重要。对账簿进行研究,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其归属地的问题,前人在研究账簿时便对其多有关注,比如对账簿中地名的考证与判断,章有义、马勇虎、康健、王玉坤、刘广瑞等人在进行账簿研究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账簿中的地名。他们在进入研究主题之前,结合明清地方志等资料,简要判断了账簿的归属地。刘永华利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其研究的排日账进行归属地定位,统计排日账中地名出现的频次,分析晚清徽州乡民的活动空间。但他们处理的都是较系统的账簿,有效信息多,容易解决账簿归属地问题。近年来,大量原本保存在乡村农户中的账簿流落到各地旧书市场,打乱了这些账簿文献的系统性,失去了文献本身的归户性,给相关研究带来很大障碍,账簿原有价值也随之降低。对于脱离文献生产地的零散账簿,尤其是残破账簿,要考证账簿归属地则相对较难。解决这些零散账簿归属地问题,就应该深度挖掘账簿里提到的有效信息,对账簿中出现的地名进行仔细考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各地以县为单位,都编撰了地名志。各个地方地名志的编撰情况不同,质量也参差不齐。江西省各县地名志是全国各地编撰质量最好的地名志之一,其所涵盖的信息量也极为丰富,包括村落人口数、移民情况、地名来源等。曹树基、饶伟新等人曾利用这些信息,对赣南的移民史、聚落形态进行了研究。笔者在整理相关账簿的过程中,发现利用地名志上的信息,可以针对性地对账簿中所涉及地名进行考证,最终解决账簿归属地问题。下面笔者将以收集到的几册零散账簿为例,展示利用地名志等资料,让散落的账簿重新回归到其生产地的过程,为零散账簿的整理与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路径。
一、《广昌县下模村黄氏轩侑公清明会簿》
2017年3月,笔者从江西省会昌县购得一册会簿,封面残缺,共126页面,有文字部分120页面。该会簿长、宽均为26cm。会簿首页是道光十年(1830)簿序,但记账并非从道光十年开始,而是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开始。账簿中记载,“原有老簿二本,存成富、存宗德;新立簿二本,平发领、宗德领”。从这段记载可以判断,道光十年至道光二十一年(1830-1841)账目是由“老簿”记载。笔者手中这本会簿,应该是新立两本中的一本,记载道光二十二年(1842)至同治十年(1871)年间会社的收支情况。由于该簿封面残缺,簿名和簿主姓氏不详。在对此册会簿展开研究之前,必须对该会簿的簿主姓氏以及其来源地进行考证。会簿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其文如下:
自吾大祖正泰公祠,江夏俊秀,祖妣李大儒人生子有六,支分轩字。四子轩侑位下嗣孙文富叔侄,自乾隆间流与广信府玉山县,迄今以历,未回宗庙。文光支下世传远红,字若矣,道光八年夏月,以故轩侑位下各处坟墓,数十余冢连年未得祭扫。今有赐公、祤公、程公三房嗣孙念属侑公,且冢沙坏倾颓,难以修理祭扫。三房嗣孙说立,各捐资本壹钱二分六厘,以为侑公常年挂纸,限期谷雨前四日齐赴登坟挂纸,不得躲懒不赴,必须踊跃供为百福骈臻,是乃无疆之兆也。时维道光十年庚寅岁三月吉日
从上文可知,正泰公生有六子,轩侑为其四子。乾隆年间,轩侑公位下嗣孙文富迁居广信府玉山县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到道光八年(1828)夏,轩侑公位下嗣孙还没有形成祭祀性的宗族组织,造成“数十余冢连年未得祭扫”。道光十年(1830)三月,轩侑公派下赐公、祤公、程公三房嗣孙每人“各捐资本壹钱二分六厘”,生息放贷,作为轩侑公清明祭扫之资。还规定每年谷雨前四日,必须“齐赴登坟挂纸,不得躲懒不赴”。此会簿便是轩侑公清明会运行过程中所形成的。
那么,这个清明会簿是属于什么姓氏,又是从什么地方流入到会昌县旧书市场上的呢?会簿里面有大量人名,除个别有姓氏外,大都省略姓氏,从常识判断这些省略姓氏的人名应该属于同一宗族,其姓氏应该就是簿主姓氏。又从该簿序言提到“江夏俊秀”推知,这个会簿或许为“黄”姓宗族所有。会簿中,一共有三处出现了“黄”字,分别为会簿第58页面,“收黄宗德典租叁担五斗,归仓;收黄玉书募租贰担五斗,归仓”;会簿第76页面,“同治贰年二月廿九日做清明黄锦文、福兴、平就、绍兴”。会簿中,“宗德”“宗玉”“锦文”“福兴”“平就”“绍兴”,分别出现了36、60、4、4、1、4次不等,其中加上姓氏均只有一次。由上综合分析,这是一本黄姓宗族的清明会簿。
判断出姓氏,如果不知道会簿归属地,还是很难对该会簿进行深入研究。可行的办法是根据会簿中提到的地名,查找这些地名所在区域。在整理会簿过程中,笔者发现账簿中有“松林”“竹山下”“樟树下”等三个地名记载。利用“百度地图”搜索这三个地名,也没能找到较一致的区域。根据以往经验,这类会簿可能是会昌、瑞金、石城、宁都、广昌一带流散出来的。明确了大致方向之后,便查阅这些县地名志中有没有“松林”“竹山下”“樟树下”的记载。在查找《江西省广昌县地名志》地名索引中,笔者发现该县杨溪乡下横村有一个叫“松林”的自然村。地名志记载:
松林,《余氏七修族谱》余世岳从福建崇邑下梅牛岭来此,建村猴子砦西北松树林里,已12代。距下模村东2.5公里,21户91人。
说明该村为余姓村落。会簿中提到“松林”正好跟余姓有关,其文为:“典下松林余世亮、余世能共去典价铜钱24两正,契存富元手。”另外两个地名“樟树下”“竹山下”也能在杨溪乡找到,“樟树下”是下横村另外一个自然村塘角的一部分,“(塘角)有老屋下、新屋下、樟树下、半排、高排、锅坑屋场,共40户195人”。竹山下,则是杨溪乡杨溪村的土楼仔,土楼仔“原名竹山下,后因建筑一座土楼,被称土楼仔”。
明确了会簿大致区域后,则可以根据前面判断出来的黄姓来推断清明会簿所属具体村落。查阅地名志发现,下模村共有五个自然村为黄姓村落,分别为何家塅、柴坑、上坪、桂湖、苦山、塘角,这五个村落分别以塘角和桂湖为中心,分属于两支黄姓。塘角黄姓来自于广昌县白水,桂湖黄氏则来自于宁都县洛口。由于缺乏田野调查和相关资料,此会簿暂时无法判断属于哪支黄姓所有。但基本上可以确定此会簿应该属于这两支中的一支,因此会簿暂命名为《广昌县下模村黄氏轩侑公清明会簿》。
二、《信丰县社官围爵魁公会簿》
该会簿2009年8月购于江西省赣州市文庙,无封无底,有扉页。长24cm,宽19cm,共108页面,有文字部分32页面。根据会簿序言,可知是一本社官围爵魁公清明会簿,其序曰:
尝思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祖也者,犹水之源,木之本也!胡可淡然忘乎?今社官围爵魁公子孙人等,先人未立公堂以备祀事,余等邀集叔侄兄弟而共议,合屋人等每各名捐光谷三十斤,共存生息,积少成多,以为醮祭之费。递年清明克展孝思,惟期祖灵默佑,业重广大。凡我后人毋瘠公而肥私,毋怀利而渎祖。庶几祖德辉煌,代代而护繁昌;宗功浩荡,家家而庆绵延。斯千秋之祀事不替矣!是为序。
此序最后没有作者、年代落款。不知何人何时所写。从会簿上出现的最早年代———民国壬戌年(1922),可推知此序应不会晚于民国11年(1922)。而序言中关键信息“今社官围爵魁公子孙人等”则指明了会簿的地点和所涉人物的相关信息。
首先是爵魁公,会簿里还有相关记载,其文如下:
十三世祖郭公,讳爵魁,字荣诰,妣刘氏老大孺人。凡属派下与祭子孙,是日齐集诣坟,整肃衣冠,随班拜祭。勿得参差,仍午清叙。
此段引文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爵魁公姓郭,是郭氏的第十三世。也就是说,此会簿是围绕郭氏十三世爵魁公清明祭祀而形成的会社组织之账簿。会簿记录了民国11年(1922)至民国21年(1932)共11年间爵魁公清明会的收支情况。
其次就是地点,序言中明确记载此会簿的地点是“社官围”。10年前购得此会簿时,笔者仔细阅读过会簿的内容,注意到了会簿中“社官围”这一个地名。但“社官”作为地名,是赣南客家地区较为常见的一个地名。具体是来自什么县,什么乡,什么村,则不清楚。2016年在整理相关账簿过程中,再次阅读到此会簿,看到“社官围”这个地名,用“百度地图”搜索这个地名。结果百度地图显示,在信丰县南部离桃江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叫“社官围”的地方。接着就找信丰县地名志来核对,会簿中提到的“社官围”是否就是信丰县的社官围呢?
在信丰县地名志上,很容易就找到了“社官围”的记载,其文如下:
社官围,在小河圩东4公里小山脚下。20户,126人。村东社官庙有围墙。郭氏从杨屋迁此已9代。
地名志上可以确认的是“社官围”是郭姓村落,跟会簿的姓氏相一致。结合地名志可知,“社官围”位于信丰县小河乡河口村,是河口行政村中一个郭姓自然村。会簿上除了“社官围”这个地名之外,还提到了另外三个地方,分别是“观音阁庙”“杨梅塘”“旗塘圩”。通过地名志,我们也找到了这三个地方的记载,分别为:
观音角,在小河圩东6公里山脚下。27户,146人。此地有一观音庙,雄伟华丽故称阁,后人因方言误写成角。郭氏从万安县迁入已10代。
杨梅塘:在小河圩东4公里小山脚下。32户,175人。以村前塘坎杨梅树为名。刘氏从旗塘靠背迁入已8代。
旗塘圩,在小河圩东北3公里小山脚下。20户,114人。圩南池塘形似古代战旗,故名。
陈氏从大塘长岗迁入已7代。刘、温相继迁入。
其中,“观音阁庙”和“杨梅塘”都跟“社官围”在同一个行政村——河口村。“旗塘圩”则位于离“社官围”不远的旗塘村。
综上所述,此会簿归属地为信丰县小河乡河口村社官围,簿主为郭姓,会簿命名为《信丰县社官围郭氏爵魁公会簿》。
三、《南康民国十年三瑞堂总簿》
2017年3月,笔者在江西省宁都县旧书店遇到一册账簿,长26.5cm,宽23.2cm。布面封面、封底,但账簿还是残本,封底前残缺了几页,账簿里也有缺页,共存172页面,均有文字。账簿书签脱落,夹在簿中,上有“三瑞收谷总簿”六字。书根则有“民国辛酉年三瑞堂总簿”十字。由此可知,此账簿是民国辛酉年,即民国10年(1921)三瑞堂所立。根据账簿内容可知,此簿是一册收租账簿。账簿内容以交租人为经,共119人,下列每年应交谷数,及辛酉年至庚午年(1921-1930)实交谷数。在此期间,其田如发生变更,也记录变更情况。如黄文熞,“每年完光谷叁斗贰升五合”,辛酉年(1921)、甲子年(1924)两年均已完纳。但乙丑年(1925)田地发生了变化,其账簿记载为:
此田于乙丑年(1925)卖于王老涧。此田在虎形祖地堪下第贰坵其数,丙寅年(1926)未见王某本人,其妇答应明年□。
像这种收不到租的情况,簿中也还有些记载。如赖唐富、赖唐福两人,赖唐富“每年该完早玖斗六升”,赖唐福“每年该完光早壹担九斗一升”,但账簿上记载两人都是“数年未见其人”。为了收租方便,账簿中有些人名下也注明了交租人的祖孙、父子或兄弟等人的名字。如倪发福,账簿中记载“父兴安”;刘子灶,“子宗堂”;刘秀荣,“兄秀岳”;刘宗道,“弟宗达”;卜成金,“孙盛龙”。
因为此册账簿购于宁都,以为是宁都,或附近石城、广昌、瑞金等地账簿。但注意核对账簿中的地名发现,这些地名并不在宁都附近。账簿中所涉地名主要有:都塘坑、庙下、石桥下、屋背塘、杉树下、牛屎坑、大塘下、观音岭下、盆形。其中,都塘坑、石桥下、屋背塘、杉树下、大塘下、盆形6个地名可以在《江西省南康县地名志》中找到,主要集中于赣州市南康区太窝乡和镜坝镇两个乡镇里,其中镜坝镇联民村有三个地名,地名志记载如下:
石桥下,在镜坝圩西偏北4.5公里的山下。30户,162人。黄氏从屋背塘迁此已9代。因村建建石桥下得名。
屋背塘,在镜坝圩西偏北4公里的山丘下。44户,215人。黄启滔从定南县欧潭迁此已11代。以屋背有山塘得名。
都堂坑,在镜坝圩西北5公里的山丘上。18户,99人。肖运宋由信丰县上狮子岭迁此已13代。以坑内私熟———都堂命名。
其中,石桥下、屋背塘都可以跟账簿中的姓氏对得上。账簿上的“都塘坑”疑为地名志上的“都堂坑”,需田野调查待考。
太窝乡则涉及三个地方,分别为洋田村的“杉树下”、松山村的“盆形”和石龙村的“大塘下”,地名志分别记载为:
杉树下,在禾场东北4公里多杉树的山丘下。19户,118人。刘巨淦从广东兴宁县迁此已15代。
盆形,在禾场西面1.5公里的山丘上。43户,194人。陈姓从烂泥垇迁此已7代。以村前一塘如盆得名。
大塘下,在禾场南偏西3公里,康唐公路东侧的山窝里。28户,118人。卜德明从石子岭迁此已8代。村建大塘下方得名。
账簿中的杉树下为“刘姓”,盆形为“陈姓”,大塘下为“卜姓”,都跟地名志的记载完全一致。
另外三个地名:庙下、牛屎坑、观音岭下,《江西省南康县地名志》地名索引表中并没有“牛屎坑”“观音岭下”两个地名。“庙下”则有十个。其中,朱坊乡胜利村的“庙下”跟镜坝、太窝交界,就在上述六个地名附近。胜利村还有一个地名为“岭下”,不知是否就是账簿中的“观音岭下”?
综上所述,该账簿是赣州市南康区镜坝镇、太窝乡与朱坊乡交界区域的一本收租账簿,簿主何姓,三端堂所在的具体村落,限于账簿不系统,信息量有限,暂时还无法考证。
四、《会昌县梓坑村李氏誊契簿》
2016年11月,笔者在江西省于都县遇到一册誊契簿,长24.3cm,宽22.5cm,封面、封底完整,内页有个别虫眼。但书签已缺,誊契簿原有名称已经无法知晓。契簿共97页面,其中有文字部分52页面,记载了从同治五年(1866)到民国32年(1943)30份契约。这些契约并非按时间顺序抄写,主要内容涉及田地、菜园、山场、房屋、粪寮、油寮、禾坪、牛栏、坟穴等形式的交易。由于誊契簿已经脱离原有文献归属地,要开展研究就必须考证出这册誊契簿的归属地。
先将誊契簿的第一份契约罗列如下:
立卖永远契字人李门林氏,原有父手遗下兄弟分授早田壹处,坐落地名梓坑甲,小土名溪背上营田壹坵,计种伍合正,秋粮伍勺正,并租及耕。上与彩香田为介,下以彩香田为界,内以自己田为界,林以林氏菜土为界,四圆(围)界址明白。今因要钱应用,无从出办。自愿将田要行出卖与人,尽问亲房人等不愿承交。再三请中送至本家隆招向前承买顶为业。当日三面言定,时值卖价银边叁元壹毫正,即日有林氏亲身领讫,不少分文。自卖之后,其田任凭隆招父子过手耕作,印契合粮,永远掌管为业。有林氏兄弟人等,不得阻当另生枝节。自愿一卖千休,并无寸土勺水在内。此系二比情愿,非是贪图准折债务等情,扣有上手重行典卖来历不明,不干承买顶人之事,俱系出笔人一力承□。其田日后永远找价,不得取赎。今欲有凭,立卖契字,永远存照。
内批明中资笔礼钱壹百六十文。
光绪贰拾七年十二月日立卖契字人林氏(押)
在场人隆程(押)
说合中人旭初(押)
代笔人福监(押)
这份契约给我们判断这本誊契簿来自何人何地,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
首先是人物,卖者为“李门林氏”,买者为“本家隆招”,说明隆招也是姓李,其名应该为李隆招。查阅其余契约,30份契约中,买主主要涉及3个人物,分别是隆招、德望和朝堂。隆招26次、德望2次、朝堂1次。光绪十一年(1885)和光绪十六年(1890)出现“德望”2次中,一次为“德望兄弟”,另一次为“德望父子”。“德望”与“隆招”是什么关系?是否为父子关系?契约中提到的“德望父子”中的“子”,是否就是“隆招”?“朝堂”在民国年间的契约中出现了一次,写作“朝堂父子”。“朝堂”与“隆招”的关系又是如何,是否为隆招的“子”?在没有展开田野调查、找到族谱之前,这些都只能猜测。“隆招”共出现了26次,在契约中分别写作“隆招”“隆招兄弟”“隆招父子”,有确切时间的跨度是同治五年(1866)至民国19年(1930),前后共64年。从契约的买主来看,这个誊契簿的主人应该是李隆招父子。
其次是地点,从“坐落地名梓坑甲,小土名溪背上营”,说明在梓坑溪背上营这个地方。首先要解决的是“梓坑溪背上营”大致在什么县。誊契簿“宣统元年十二月立退牛栏契字”则明确提到了“会邑龙化保梓坑甲小地名溪背老屋”,也就是说,此本誊契簿应该来自会昌县。接着就可以直接从《江西省会昌县地名志》中查找是否有这个地方了。笔者在查阅会昌县地名志的过程中,很容易就找到了“梓坑”和“溪背”的记载,其文如下:
梓坑,位于白鹅圩北偏西的贡江东岸······解放前属会昌县第二都龙化保梓坑甲。
溪背,位于园坝东偏南0.5公里小溪东岸。9户,49人。李文为从本大队园坝迁此12代。因立村于小溪边,故名。
梓坑位于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地名志上的“龙化保梓坑甲”与契约上的记载完全一致。29份有明确地址的契约都是“梓坑甲”。小地名中,“溪背”出现了8次,正如上面引文,溪背是梓坑村的一个自然村,姓李。李姓从梓坑村所在地——园坝迁来。园坝在契约中也出现了3次,地名志有园坝相关记载,其文如下:
园坝,系梓坑大队驻地。位于白鹅圩北偏西5公里贡水东岸小溪西侧丘陵上。44户,203人。耕地202亩,主种水稻。李氏从本社九岭早子下迁此15代。立村于梓坑塘口,自然形成一圆形大坝,故名圆坝,后同音写成园坝。
契约上的其他小地名,如浓树下、何树脑、小箬山、黄桑面、姜坑子、新庵子、新欢、洋牛坑、上油寮、岌立背等,地名志上没有记载,还需田野调查方能解决。
综上所述,该誊契簿是会昌县白鹅乡梓坑村李氏所有,因此可以命名为《会昌县梓坑村李氏誊契簿》。
五、结论
通过上述几册零散账簿归属地的考证,大体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步骤:
第一,梳理账簿中的地名信息。大部分账簿中或多或少有地名信息,需要研究者仔细阅读账簿,把账簿中涉及到的每个地名都找出来。由于是零散账簿,各个账簿中的地名信息会存在一些差异。有些账簿的地名信息非常丰富,如《会昌县梓坑村李氏誊契簿》,因为是誊契簿,每一份契约上都有地名。有些账簿的地名信息极为有限,如《广昌县下模村黄氏轩侑公清明会簿》中仅有“松林”“竹山下”“樟树下”3个地名,而该清明会簿文字部分共120页面,3万多字,需要研究者仔细认真阅读才能找出来。也有些账簿根本就找不到地名信息,如笔者收藏有一册《甲午年桂月来往总账》,116页面,虽然账簿都已经写满,但没能在账簿里面找到地名,这就给该本账簿的归属地考证带来了困难。
第二,借助“百度地图”或“google地图”查找相关地点,缩小查找范围。在没有明确账簿属于哪个县之前,最好的办法是借助“百度地图”或“google地图”等网络地图,寻找该账簿大致的归属地。如前面提到的《信丰县社官围爵魁公会簿》,通过“百度地图”很容易就把“社官围”定位到信丰县,接着利用地名志来核对信丰县的“社官围”跟账簿的“社官围”是否属于同一个地方。由于账簿中的地名大都是常见地名,重复现象非常多,账簿归属地最终确定还需借助地名志中其他信息来确定。有些地名在“百度地图”或“google地图”也找不到的,如《广昌县下模村黄氏轩侑公清明会簿》,通过“百度地图”就无法找到有效信息。
第三,利用地名志资料,核对地名信息。大体而言,判断账簿地名与地名志上的地名是否为同一个地方,大概可以从两方面来着手。一方面账簿里的姓氏要跟地名志上的姓氏一致,如《广昌县下模村黄氏轩侑公清明会簿》里面“松林”与余姓有关,地名志中的“松林”也是余姓村落。尤其是一些稀见姓氏更能说明问题,如《南康民国十年三瑞堂总簿》里的“大塘下”为“卜”姓,地名志也是“卜”姓。另一方面,账簿里的地名在地名志上同一行政村、同一乡镇,或同一区域相对集中体现。如《南康民国十年三瑞堂总簿》所涉地名,大体集中于南康镜坝、太窝、朱坊三个乡镇交界的区域,加上姓氏大体也能对得上,便能大概判断出该账簿所在的区域。
最后,田野调查。并不是所有的地名都收录在地名志上,有些地名在地名志上找不到,如《会昌县梓坑村李氏誊契簿》中,就有很多地名在地名志上无法找到;《南康民国十年三瑞堂总簿》里面也有3个地名在地名志上找不到。还存在地名本身发生了变化的情况,如《广昌县下模村黄氏轩侑公清明会簿》中的“竹山下”,通过地名志地名索引无法找到,因为“竹山下”已经改名为“土楼仔”。在大体确定了账簿的归属地后,如果还要深入研究,则需进行田野调查,把账簿中所涉及的地名通过访谈的方式,大体就可以解决。如《广昌县下模村黄氏轩侑公清明会簿》,我们判断出该会簿是下模村的黄姓清明簿,但由于下模村有五个自然村为黄姓,并且五个自然村的黄姓又分属两支,要确定该账簿到底属于哪个自然村就必然进行田野调查。
总之,对于零散账簿归属地考证,要充分利用账簿中的地理标识——地名,通过各种办法,尤其是借助20世纪八九十年代编撰的地名志,使得零散账簿能够精准定位,使“死”文献变成“活”文献,为接下来的专题研究提供人群与空间背景。
作者:朱忠飞,颜艳萍
来源:《赣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选稿: 宋 柄 燃
编辑: 郑 雨 晴
校对: 汪 依 婷
审订:欧阳莉艳
责编:徐和惠子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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