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惠浴宇的文章《壮士王范》，惠浴宇是元江苏省省长，文章的主人公王范则是我党政法保卫战线上的一名英勇的战士。
文章发表后，王范的女儿拿着报纸，给缠绵于病榻的母亲一字一句仔细地读着。一向坚强的母亲听着听着，止不住地流下泪来。
女儿见状，擦掉自己的眼泪，哽咽地安慰母亲说：
“惠伯伯的文章就是对父亲最好的褒奖，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是。”
母亲重重地点了点头。
渡江战役打响后，考虑到自己曾在上海开展地下工作，熟悉上海的情况，王范主动提出前往上海开展工作。
就这样，王范着手组建了中共中央华东局保卫处，并在上海解放后同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拔除了戴笠、毛人风培植的亲信。打击了敌特分子的猖獗气焰，保证了华东局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
1955年，王范出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中共党组书记、检察长。1956年1月，毛主席来到上海视察工作，上海市主要领导人陪同，王范便是其中之一。
毛主席同陈毅等人见面后，很快便在人群中发现了王范。毛主席亲切地问他说：“王范同志，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家里情况如何？”
王范见毛主席还记得自己，这让他心中十分感动，并一一作了回答。
这时，陈毅笑着接过话茬，开玩笑地说道：“主席，他现在可是上海的‘包打听’了呀。”
“包打听”是旧社会的一种职业，指警察局（那时叫“巡捕房”）的密探或“线人”，王范的确是干这个的，但他是“红色包打听”。
毛主席听后，也笑着附和道：“对，他是‘红色包打听’，他在延安的时候就抓了敌特，立下了大功，还受到过中央的表彰。”
毛主席公开称赞王范，令他很是激动。
然而，就在这一年，王范的政治生涯却受到了严重冲击。
根据最高检和上海市委的指示，王范强调了在清案工作的统一思想，即抓捕的人要少，打击要准，可捕可不捕的坚决不捕。
受此影响，不久后，王范便被冠上了“立场有问题”、“思想右倾”等罪名，并受到了严厉批判。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王范始终坚持真理，不肯屈服。
于是，王范被下放到了上海七一人民公社，担任工业部副部长一职。
王范被直接降了十级，毛主席听说这一消息后，大为震怒，并表态说：“简直是胡闹。王范同志是老革命了。这件事我要亲自过问。”
最终，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针对王范的不公平对待才渐渐停止。
1962年，王范调任江苏省体委主任，全家离开上海来到了南京。在主持江苏体委工作的几年间，王范做了很多工作，给当地体育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南京，曾经与王范共事过的同志们都对他钦佩不已。王范虽然是领导，但他身上却没有一点儿架子，更不曾强调过领导权威。
尤其是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深刻感染了身边的每一位工作人员。上至领导干部，下到门口哨兵、炊事员。王范总能够与他们聊天、谈心，从他们口中了解基层战士们的需求。
这一时期，王范对自己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贡献力量充满了信心和昂扬的斗志。
然而，不幸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政治风云瞬息万变，王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和“围攻”，在得知不少老战友、老领导也处境艰难后，王范悲愤不已，绝望至极。
1967年1月12日，王范在南京的家中写下了一封给中央的绝命书后，果断地选择了开枪自杀。他在绝命书中写道：
“我跟党走了41年，没有任何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真正做到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党。现在通行着一条极端错误的路线，被坏人利用，我尽到最后的努力，洒尽我最后的热血为党尽忠。”
此外，王范还给夫人留下了遗书，希望她能够将孩子养大成人，救中国。
短短两段话，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他的绝望，更能够看出这位老革命深沉厚重的爱国之情。
1978年，王范同志被平反昭雪。悼词中写到的“襟怀坦白、光明磊落、无私无畏、刚直不阿”是对他一生为人最好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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