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2013年，闵行区共6批次13名干部前往西藏开展援藏工作。2012年，闵行区建区20周年之际，闵行报社记者曾专程奔赴闵行区对口支援的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地区江孜县实地采访，并与昔日的援外干部等深入交流，希望能向读者展示这群平凡又特殊的闵行人的风采。在对口支援西藏工作30年之际，一起来回顾当年的记者手记。
从7月13日傍晚，充满憧憬地抵达江孜采访，到7月15日下午，被高原反应折磨得“狼狈不堪”地离开，我在江孜“忍受”了三天。
一问“三不知”
有人问，三天感受如何？
我答曰：一问“三不知”！
这是援藏干部中流行的“三个不知道”：睡着没睡着不知道，晚上几乎每小时都醒来，人迷迷糊糊的；吃饱没吃饱不知道，食欲不振，如我，饭后五小时仍打饱嗝；生病没生病不知道，整天头昏脑胀，病恹恹的。
在“世界屋脊”工作，青丝掉落为援藏干部增添几多苦恼。有人离开时，甚至连小腿上的汗毛都所剩无几了。随同返沪的，还有“结石”“日光性皮炎”“心律不齐”等“高原礼物”。
江孜的藏族同胞用藏语为闵行20周年献上祝福
当然，在西藏也有一问就知、立即就办的，比如当地的藏族干部。刚下飞机，我就给江孜干部边罗和曲宗布置“作业”——用藏文和汉文“祝福闵行20年”，很快他们就送来了工工整整的双语“答卷”。
20小时浓缩20年
此次援藏干部的采访，前后历时近一个月，我的采访笔中有十多人、约20小时的录音。
有人曾善意劝我，为区区五千多字的文章，何必如此费心？
我说，近20年的故事和感悟实在太多太多，20小时真的太少太少。
我的采访对象，几乎都在局级和处级岗位上，工作相当繁忙。但对我的采访要求，他们都爽快答应并主动调整日程，给我留出一两个小时，畅聊“我们日喀则”“我们江孜”。
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中，记忆力衰退明显，就连对记忆力颇有自信的王胜扬和张伟也自叹“大不如前”。当初在区府办工作时，连通讯录“拷贝”在脑子里的王备军，援藏归来后再也没打过桥牌，因为“记不住牌了”！
短短三天，我在江孜就屡次“丢失”采访本、钥匙等，苦苦寻觅它却就在眼皮底下。
不过，我发现，援藏干部的记忆力衰退，有些是“选择性”的。说起在西藏的点点滴滴，他们经常是脱口而出，表现出超强的记忆力。
当我在自家楼下拿到汤忠心周末清晨送来的《西藏一年》以及赴藏注意事项等、听他为采访出谋划策时；当我听王胜扬讲援藏最初四个月因种种原因没有及时领到工资、却对人笑称自己享受着“高官厚禄”（高原当官每月有505元补贴）时；当我在施汉荣的办公桌上看到为我准备的六本厚厚的援藏相册、得知他2000年曾放弃赴澳大利亚考察机会重返西藏时；当我接过王备军送上的第二批援藏干部的摄影集《情系日喀则》、拜读他重返西藏写下的诗歌《在天路上》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来展现这精彩的20年。
“藏嫂”和“藏娃”
在江孜，我的三天可形容为“忍受”、援藏干部的三年被他们称为“享受”，还有一群人，介于“忍受”和“享受”之间。他们是“藏嫂”和“藏娃”（此乃我的冒昧称呼）。
在2007年的《闵行报》上，我看到一位“藏嫂”写的感人文章《阿龙，我不哭》。据悉，她家里的“藏娃”，至今仍在资助一位江孜的藏族同龄人。
在江孜宾馆采访张伟，一直持续到深夜23点多，期间他曾接到妻子的电话。但他只说了一句：我的工作还没完，就挂了。当得知张太太正在江孜探亲、次日就要离开，我十分过意不去。
说起“兄弟”任巍、王建青时，马顺华满脸幸福，但提到家人，他充满了愧疚与感激。女儿11岁时到拉萨探亲，因高原反应过于强烈无法走到二楼吃饭，最后，马顺华只能背着宝贝女儿上楼。我想，此时，马顺华肯定感叹，“千金”真的是“千斤”啊。
而黄筱峰家里，还有一位特殊的“藏娃”——昔日在江孜期间司机边巴的女儿德吉卓嘎，边巴因病去世后，她成了黄家的新成员。如今在南京理工大学读书的女孩，一直得到黄筱峰夫妇的资助，她在每年节假日经常到“阿爸阿妈”家，感受着家庭的温暖。
本文发表于2012年7月27日《闵行报》
记者：茅杰
编辑：施嘉璐（实习）
初审：赵若楠
复审：姚怡莹
终审：王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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