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清水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席勒，以预测见长——从2000年的美股互联网泡沫，到2007年的次贷风波。不过，对于中国经济，他只有一个担忧，陆陆续续说了十多年：“这一代中国人，没有经历过经济衰退。”

查理·芒格也有过类似之语：中国人最擅长管理繁荣。——不擅长什么，呼之欲出。

随着高速旋转的经济引擎放慢了脚步，最近这两句话，经常出现在学者、产业界相关的研究中。

吴晓波老师将当下中国所处的这一阶段，解读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下称康波周期）第三阶段。这是一个长度跨越50—60年的商品经济周期，他进一步描绘在这个周期中，我们会面临的局面：

1.宏观经济处于中低速运行；

2.产业加速整合；

3.消费出现K型分化；

至于如何走向未来，最后一个特征揭示了奥义：科技创新突破边界。

这并非什么新经验。

在被称为“创新先知”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看来，创新是经济景气循环的主因：当新产品或新服务出现，企业争相仿效，景气跟着繁荣；直至无利可图，景气随之衰退，此时再出现新商品或技术，景气又会回升，如此不断循环。

从企业史研究的角度，每个周期内，都会有企业在创新中脱颖而出，但更难能可贵的，是跨越了周期的长跑选手。

跨越了三个康波

2024年4月，吴老师前往汉诺威工业博览会考察，有个感慨引起了诸多共鸣，他说：

以前在汉诺威，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传感器、云服务、机器手、人机协作和柔性生产，今天这些主题仍然存在，只是前面加了一个关键词：人工智能。尽管从参展数看，德国和中国双主角，但在人工智能厅里，中国企业并不出彩。

由此，AI的风似乎也吹到了“工业区”。

在汉诺威上，西门子开发出了人工智能助手Industrial Copilot，工程师只要通过自然语言下指令，便可借由它生成复杂的自动化代码。

重点在于，这并不是一个概念的展示，而是已在德国汽车供应商舍弗勒的工厂里实践的新技术，除了方便生成代码提高工作效率，如果设备突然停止工作，工程团队还可以用自然语言访问相关文档、指南和手册，指挥Copilot快速识别潜在错误原因，找到解决方案。

和Industrial Copilot简单对话

就能找到设备故障原因

在西门子的领域里，AI的风不是刚刮进车间，而是早已与之亲密无间。在西门子位于成都的数字化工厂中，目前已经部署了近100个AI项目，应用在了质量检测、垃圾处理等多个场景中。

实际上，在汉诺威上展示AI能力的工业企业，大部分在ChatGPT问世出圈之前，就已经在人工智能领域深耕多年。

学界有一个戏称由来已久，叫“人工智能效应”：大家永远在说，真正的人工智能会在十年以后到来，结果往往是十年之后，一切又归于沉寂。

如今我们经历的已经是第三波人工智能浪潮，每一波最终都分别诞生了人工智能所必备的要素：算法、算力、数据。

◎ 第一波浪潮：1956—1974年，算法；

◎ 第二波浪潮：1980—2000年代，算力；

◎ 第三波浪潮：2000年代至今，大数据。

在第一波浪潮中，西门子就发表过以“智能计算机”为主题的文章，1990年代，它为一家炼钢厂部署过神经网络。到了2006年，全球约60家轧钢厂配备了西门子的神经网络。自2010年代开始，西门子的工业AI加速奔赴更多行业，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大量丰厚的工业现场数据，也反向推动了工业与人工智能时代的融会贯通。

放在更大的时间轴去看，人工智能部分仅占据了西门子企业史三分之一的时间，透过历史的尘埃，这家企业已经走过了177个年头，自1847年“西门子-哈尔斯克电报机制造”的诞生开始，西门子恰好跨越了2.95个康波周期——这意味着它经历了3次工业革命，2次世界大战的动荡，数次经济大萧条。

在它的成长历史中，有哪些值得借鉴的部分呢？

创新研究：从“破坏式”到“踏脚石”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不妨先来看看，在几大周期中，人们对于创新的研究，经历过哪些变化。

熊彼特之所以被称作“创新先知”，源于他首次提出并确立了创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至高无上的作用。

1942年，他用“创造性毁灭”这个术语，用以描述创新性的产品和方法是如何不断取代旧产品和旧方法的。

1997年，对创新理念的解读，传播较广的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困境：当新技术使大公司破产》。他提到了“创新者的窘境”，并借鉴了熊彼特的术语，用“破坏式创新”来形容新旧交替。

在克里斯坦森所列举的案例中，新技术的最终“受害者”是大企业，由于他们对现有的模式、客户、需求、组织、市场等要素有严重的路径依赖，因此给了小公司崛起的机会。

从柯达胶卷的没落，到智能手机冲击诺基亚和摩托罗拉，以及小公司OpenAI横空出世等故事，令克里斯坦森的理论获得了不少拥趸，企业家们居安思危时，都会无奈表示：“我未来真正的对手，并不在既定名单上。”

2022年ChatGPT横空出世

不过，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2014年前后，美国的策略学教授奥林商学院的安妮·玛丽·诺特从“研商”角度出发，认为大企业才是创新的主引擎。

“研商”计算的是：企业每增加1%的研发投入经费所能获得相应的利润提升百分比。

基于她的测算，大企业（指员工数在500人以上）开展的研发活动在总量上比小企业多5.75%，它们的研发生产率也要比小企业要高13%。

她分析，大企业享有的经济规模和业务范畴让它们能更好地创造新产品或新服务，并对其价值进行充分的开发。

至于普遍认为的小企业更具创新力的原因，她认为在于人们通常把小企业和年轻企业混为一谈，年轻的企业更具创新力，但除了少部分成功之外，另外98.75%的新成立企业，它们既未能争取到风险投资，甚至也未能收回投资成本。

两种观察互相争论，可谓谁也说服不了谁。

但时间平移至最近，一个较为出圈的关于创新的研究，来自两位人工智能专家肯尼斯·斯坦利和乔尔·雷曼的《为什么伟大不能被计划》。

两位在OpenAI有过工作经验，他们认为，在今天这个技术飞速进步，各个科技领域交叉融合，综合创新的年代，最有可能做出重大发现，取得不凡成绩的，是那些兴趣广泛、嗅觉灵敏，始终对新事物、新理论抱有开放心态的“寻宝者”。

这群企业往往一专多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中不断探索未知，持续漫游，为自己和后来者构建了一块又一块“踏脚石”。

这意味着，新时代的创新，早已不是大小企业之间的军备竞赛，而是相互“摸着石头过河”——实际上，诺特也曾承认，小企业的成功为大企业如何能变得更具创新力提供了启发。同样地，大企业所带来的知识外溢现象也给小企业提供了搭便车的机会。

西门子的“创新两板斧”

当创新成为一种相互成就与突破之后，我们或就能理解，西门子在进行突破创新时，为何会如此侧重于以下两股能力。

▶▷第一，一线能力。

即始终保持在产业一线，用华为的话说，就是“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

熊彼特曾说过，创新总在生产过程中发生。只是在四五十年前，创新一直以来被视作是“中央实验室”的特产。

企业史上最著名的中央实验室是贝尔实验室和施乐实验室。贝尔实验室成立以来，获得27000多项发明专利，以及8个诺贝尔奖，比大多数国家拿得都多；施乐实验室更是成了硅谷的宝库，个人电脑、激光打印机、鼠标、图形用户界面等计算机革命需要的所有重要技术，几乎都诞生在这家实验室。

但为了保持竞争优势（保守研发秘密），中央实验室过分强调封闭式创新，让很多珍贵的点子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展示。

为此，自英特尔开始，就将中央实验室“搬到”了更靠近产业一线的地方，大大强调了现场的重要性。

而对西门子而言，实验室的研究结合大量的现场一直以来都是它们的创新源泉。在上文提到的西门子成都数字化工厂中，已落地的100个AI项目，绝大部分来自一线工人和技术员的创新，最终实现工厂制造成本连续5年下降，制程质量高达99.999%。无独有偶，西门子在中国的另一家南京工厂，则正在成为虚拟协同仿真元宇宙空间在中国的首个试验田，从产品、产线设计到验证，时间均大幅缩短。

西门子全球首座原生数字化工厂

▶▷第二，开放能力。开放是创新的前提，既包括对新技术的开放，也包括对新伙伴的开放。

当前，西门子的业务版图横跨40多个重点行业，服务超过40万家客户。

这是西门子最丰厚的家底——海量的工业数据与场景。

2022年，西门子在中国带来了这两大能力的集大成者——西门子Xcelerator。

顾名思义，从单词accelerator（加速器）的意思看，这是一个用于赋能的新工具，而X则寓意着开放和交叉融合。

从官方的表达上看，西门子Xcelerator是一个开放的数字商业平台，最终用户、服务商、开发者等不同角色可以在这一平台上进行信息搜索、供需匹配、采购、销售、社群互动、合作交流、联合共创等，让产业链各方受益其中。用西门子中国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肖松博士的话来说，就是“希望未来大家想到数字化转型，就首先想到西门子Xcelerator”。

从愿景上看，西门子希望它可以更好地赋能中国5000多万家中小企业，帮助它们以快速、简单且前期投入较低的方式提升质量、效率和生产力。

最便于普通人理解的是使用场景，西门子Xcelerator好比一个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应用商店”，身居一线的企业主们可以在上面“淘”所需要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和软硬件产品，也可以“售卖”自己的产品和解决方案。

当前，共有超过100位生态伙伴汇聚其上，而范围还将进一步扩大。伴随西门子Xcelerator一起，西门子启动了一个名为“繁星计划”的生态合作伙伴计划，在行业覆盖上，将重点围绕汽车及供应链零配件制造业、食品饮料等行业进行解决方案共创。

在它的愿景中，平台将实现无边界的、去中心化的生态协作，通过横向联动产业链上下游，纵向推动技术、产品、商业模式等维度协同创新，共同推出联合解决方案，加速产业的数字化转型。

与新的中国速度共舞

还有一种创新的开放，则仰赖于企业的雄心和包容心，就是市场的开放。

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从公司创立初期，就有一个远大的目标——布局全球业务的发展和扩张。

而这个全球里，一直都包含着中国。

细算渊源，1872年西门子就已经通过第一批指针式电报机与中国结缘，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二十天，就已与中国在工业技术上建立了联系，而当世界在为中国改革开放消息而震惊时，西门子就与中国机械工业部就低压和高压领域的应用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先行于任何外资企业。

1978年，西门子在上海举办

“西门子公司电子和电气技术展览会”

以宝钢为例，1978年宝钢的冷轧自动化系统，是西门子的，2001年，宝钢建造全世界最现代化的不锈钢工厂时，也是西门子提供了自动化和电气系统。

此外，西门子几乎参与了中国重大“世纪工程”项目，从三峡、南水北调、西气东输到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等，都有其身影。

而能代表当代的故事，来自一家名为中信戴卡的企业。

它是国内第一家铝合金车轮制造企业，成立于1988年，但在建立11年后，到了1999年，中信戴卡还是一个自动化水平很低，基本靠人工的制造车间。

而到了2021年，它的六号工厂入选世界经济论坛灯塔工厂名单，并成为全球汽车铝车轮行业唯一的“灯塔工厂”，填补了行业的空白。

中信戴卡突飞猛进的22年，与西门子的握手是重要的一笔。

2007—2008年，彼此开始互通有无，先是调研与业务交流，2010年，中信戴卡研发设计院开始采用西门子Teamcenter等PLM软件平台，用于研发和试制。

目前，中信戴卡秦皇岛总部和浙江宁波分厂年产能均达220万件的三条新轮毂压铸线，全部采用了西门子的一体化工程软件平台TIA博途，以及西门子全新一代高级控制系统Simatic S7-1500 PLC。据官方数据，新型轮毂生产线可以实现1人管理12个机台，换型调整的工作时间缩短了90%，工程整体效率提高30%，不良产品率降低30%，将生产灵活性发挥到了极致。

见证中信戴卡从制造车间到灯塔工厂的过程，是西门子见证中国崛起后，又见证其壮大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缩影。

而融入中国市场，与中国一起从世界工厂成长为制造强国的路上，西门子也收获颇多。借助这一世界经济奇迹，西门子从中国大量的工业制造现场，采集到了纷繁复杂的创新可能性，对于一个需要不断为创新提供养分的企业而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无疑是最好的沃土。

只不过，当前，双方都走到了全球化新的十字路口，中国在康波周期的第三阶段，当生产线上的速度、市场上的需求变了，西门子这位经验丰富、历经风霜的工程师，又将如何与之共度？

正如西门子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Roland Busch博士所说的那样：“在当今重重叠加的挑战面前，没有任何国家或组织能独自实现转型。”

换言之，“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伙伴”。

再换言之，依然是用更一线、更开放的姿态来应对。

西门子全力奔赴的创新又将给出怎样的时代答案？9月4日—9月5日，西门子将在北京举办2024西门子创新日以及2024西门子 Xcelerator 繁星年会，届时西门子全球首席技术官兼首席战略官Dr. Peter Koerte，西门子中国董事长、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肖松博士将从科技创新、产业创新、生态创新三大维度分享西门子最新动态，并邀请多位外部嘉宾一起围绕创新展开讨论。

特此邀请对前沿工业技术和数字化创新感兴趣的伙伴一同参与，与一线的人碰撞，用开放的态度拥抱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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