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毛主席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即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体现了一个高明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毛主席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既从国家、民族利益这些大局着眼，也绝不忽视任何可能影响全局的细枝末节。作为一位历史巨人，他亲自导演了20世纪世界复杂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中美两国持续了将近20年相互敌对的关系，为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大局，毛主席作出了五步高明的部署。
第一步，毛主席放了一个试探的气球。
1970年10月1日，毛主席邀请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夫妇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一同参加国庆典礼，并让他们紧挨着自己，一同感受新中国朝气蓬勃的盛大气氛。
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仇视了20年以后，这个举动显得极富深意，能做成这件事的只有毛主席，只有他才有这样的胆识和魄力，换成其他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
10月1日上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毛主席在换参加典礼的礼服时，心情就显得颇为激动，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我要接待老朋友，斯诺和他的妻子。”
上车以后，毛主席便沉默了下来，在后排正襟危坐，仿佛在思考着什么。
汽车行驶到天安门城楼下时，几位中央的常委已经在此等候多时。毛主席下车以后，便跟随大家一同步入电梯，来到了天安门城楼观礼台。
当时正好是上午10点整，高音喇叭里播放着《东方红》那激动人心的旋律，而广场上聚集的群众一看到毛主席，立即沸腾了起来，鼓掌声和欢呼声不绝于耳。
毛主席缓步向观礼台正中央走去，他面带微笑，不断向前来观礼的贵宾招手示意。斯诺夫妇提前一步来到了观礼台，毛主席简单同他们寒暄了几句，然后与他们并肩站在了一起。
从天安门城楼往下看去，群众仿佛汇聚成了一片海洋，汹涌澎湃，激情沸腾。
观礼结束以后，毛主席回到住处，护士长吴旭君好奇地问他：“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说到底也只是个外国记者，并不是领导人，你为什么给他那么高的待遇？”
毛主席笑着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一下美国的神经。”
新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对中国实行了经济、军事、外交多重封锁，在朝鲜、越南等地挑起战争，在台湾海峡不断挑衅，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孤立中国，企图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置于死地。
中国自然也针锋相对，团结大量第三世界国家，坚持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并在任何外交场合对美国人也采取相同的孤立态度。但是，这一切是建立在中苏友好的基础上，也是美苏冷战最激烈的年代。
自60年代以来，中苏两国的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曾经兄弟般的情谊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荡然无存。
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爆发，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两国的关系降至冰点。
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敏锐地嗅到了一丝气息，尤其是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尼克松，他认为中、美、苏三国将会迎来一个新的局面。
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毛主席便着手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系列建设，但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总有其他国家不愿意看到一个东方大国的崛起，比如50年代的美国，60年代的苏联。
毛主席曾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能让别人牵着鼻子走，既要对付正面的敌人，还要防止背后射来的冷箭，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横着身子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出击。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
当然，毛主席作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不会主动与两个大国为敌，他总能适时利用美苏两国之间的矛盾，使中国获得主动。所以，当时机合适的时候，他决心改变中美关系。
第二步，毛主席先搞火力侦察。
1970年12月18日，距离国庆节两个多月之后，毛主席约斯诺再次进行了长谈，这也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
早在1936年，斯诺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便来到了陕北，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首府所在地，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悠了好几个月，并写下了一本著名的《西行漫记》。
通过斯诺这个美国人对外宣传共产党，在当时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共产党自己的宣传效果好得多。
1939年，斯诺再次去见毛主席，毛主席对他讲了抗日战争中共产党的对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
1960年，相隔20年之后，斯诺终于再次踏足红色中国，毛主席与他谈了整整九个小时，谈了中国这些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
这次谈话让斯诺收获颇丰，新中国的变化让他极为震动，后来写了《大河彼岸》这本书。
1964年底，毛主席与斯诺又谈了中苏、中美的关系，还有第三世界的问题。毛主席说：“这个世界总不能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
毛主席每次与斯诺的谈话都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展开的，通过让斯诺对他的了解，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然后再让他去向世界宣传和介绍新中国。
毛主席非凡的人格魅力，总是能深深吸引住斯诺，让他向往中国，并乐意为中国办事。
最后一次谈话，毛主席对斯诺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
毛主席曾对身边人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现在就是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待不住的。”
20多年来中美关系已经僵化到极点，变化并不是骤然发生的，所以必须要先搞点“火力侦察”。
毛主席很喜欢将自己的真实用意用开玩笑的方式告诉外国人，并希望通过他们的嘴传达给世界。
1959年3月，毛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会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杜波伊斯，他兴致勃勃地说：“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
毛主席这句看似玩笑般的话，实则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他是在向大洋彼岸释放一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或许是文化的差异，毛主席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表达，一直没有引起美国人的重视，哪怕是他将斯诺请上了天安门城楼，美国人都没有看明白他的用意。
基辛格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深意，不知道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想要传达些什么。”
斯诺也在多年后回忆说：“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
第三步，毛主席在捕捉战机。
1971年3月21日，毛主席派出中国乒乓球代表团赴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日开始的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毛主席就吩咐秘书说：“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对我讲。”
毛主席一般是凌晨睡觉，但3月21日这一天，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干脆爬了起来，让吴旭君给他讲《参考资料》中的一些国际大事。
当时是早上6点钟，吴旭君只能给他讲前一天下午的新闻，当天的新消息则还没有出来。
毛主席听了半天没有听到他想要的消息，便吩咐道：“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马上送来，我等着看。”
机要秘书徐业夫一接到电话便赶了过来，揉了揉红肿的眼睛说：“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一个劲催文件、催清样，怎么这么急？”
吴旭君跟他开玩笑说：“你就别走了，就在这里等着，主席有事就不用再给你打电话了。”
老实的徐业夫连连摇头说：“不行，我这几天都没有睡好，我得赶快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送文件的来了我又睡不成了。我交代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到西门收发室，让值班的警卫去取，送到我办公室，我再骑车送过来。”
由于毛主席特殊的作息规律，弄得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得陪他熬夜，对于徐业夫来说，睡觉的时间是相当宝贵的。
徐业夫走后，吴旭君来到卧室，发现毛主席还是没有睡觉，靠在床头上抽烟。吴旭君好奇地问：“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对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毛主席回答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这是在火力侦察之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是不是铁板一块。”
这次派出的乒乓球队是六年以来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不出毛主席所料，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发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步，毛主席下决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4月4日，美国队的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误打误撞走上了中国队的汽车。
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一头长发，他望着满车黄皮肤的脸孔，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很好笑。”
中国队的队员庄则栋站起身说：“我们中国人民与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到我们的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了表达友好感情，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吧！”
说完以后，庄则栋将一面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感到十分惊喜，想要回赠礼物，却发现身边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还很僵，两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行为可以说非常勇敢，当然也引起了不小的非议。
毛主席得知消息以后，脸上洋溢着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政治头脑。”
4月6日，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送到了毛主席的案头，文件上周总理已经签了字，批了“拟同意”和一些批语。
既然有这份报告，说明当时有人提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但经过慎重考虑以后，大部分中央领导人还是持保守意见。
毛主席在这份文件上也亲自画了圈，与大多数人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然后立即交给外交部办理。
毛主席的睡眠质量一向不太好，要依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晚上11点多的时候，安眠药的药效上来了，他趴在桌子上昏昏欲睡，但却突然嘟嘟哝哝地说了一句话：“邀请美国队访华。”
吴旭君和张玉凤听了以后都十分吃惊，她们白天亲眼看到毛主席批阅文件，明明他已经决定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了呀！
当时已经快到凌晨，世乒赛已经闭幕，或许外交部已经按照白天的指示回绝了美国队，他们甚至已经回国了也说不定。
毛主席曾经跟身边人交代过，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说的话不算数，这就让吴旭君感到十分为难，这可是国家大事，要是把事情办错了她可负不起责任。
吴旭君思来想去，不敢轻易给外交部打电话，她便主动跟毛主席说话，确保他是保持清醒的状态。
当毛主席从桌子上抬起头时，吴旭君大声地问道：“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毛主席又慢吞吞地说：“给王海容打电话，邀请美国队访华。”
虽然毛主席又重复了一遍，但吴旭君还是不太放心，又小心翼翼地问：“你白天亲自圈阅了文件，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怎么现在又要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现在说的话算不算数？”
毛主席大手一挥说：“算！赶快去办，不然来不及了。”
听到这句话，吴旭君再也没有疑虑，立即冲到值班室，拨通了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的电话。
当吴旭君将毛主席的决定告诉王海容时，王海容也感到十分惊讶，再三向她确认毛主席是不是清醒状态。当得到肯定的回答以后，王海容立即开始到处打电话，忙碌了整整一夜，赶在美国队回国之前将他们拦了下来。
第二天，毛主席睡醒以后，吴旭君去看他说：“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还记得吗？”
毛主席微笑着说：“记得清清楚楚，邀请美国队访华嘛！”
听到这句话，吴旭君终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埋怨道：“主席，你的决定突然来个180度大转弯，你睡了个好觉，可把我吓得一夜没睡。”
毛主席笑出了声，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事后对人说：“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比如庄则栋和科恩的接触就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到底是不是像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恶煞？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一个偶然的事件或许会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科恩上错了中国队的汽车，进而引出了“乒乓外交”。
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毛主席这样具有慧眼的伟人，才能敏锐地捕捉到这稍纵即逝的机会。
第五步，毛主席选择了反共总统尼克松。
1968年，以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领袖尼克松当选为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关于中国问题，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中。”
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说：“中苏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题目，好做文章了。”
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主要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和朝鲜，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止中国的进攻；最后半个战争是那些难以预测的局部战争，例如中东冲突。
中苏两国交恶以后，大大减小了亚洲和欧洲两个大国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影响其外交政策和对中国的态度。
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毛主席十分看好尼克松连任，他说：“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但我还是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他一票。”
后来果然如毛主席所料，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成功连任总统。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的时候，曾遭受了国内反对派的巨大压力，有的人讽刺他是打着白旗来到了中国。
毛主席知道尼克松顶住这些压力很不容易，于是在会见中付出了极大的诚意和善意。
在尼克松访华之前，外交部就作出了详细的安排，主要由周总理陪同，至于毛主席何时接见他，却一直没有作具体的部署。
2月21日，当尼克松的总统座机在北京机场着陆以后，毛主席便让人通知周总理，直接将尼克松带到游泳池住处，他要立刻会见。
外国首脑一到北京就立即受到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十分少见的。毛主席用自己的行动，表示了对尼克松的重视。
毛主席与尼克松的会谈时间原定15分钟，但毛主席越谈越高兴，将这个时间延长到了65分钟。他就是要让美国的反对派看一看，中国人办事是有情有理的。
事实上，在接见尼克松之前，毛主席患了一场大病，在最近的那些天里，他经常躺在床上休养，很少下地活动。
毛主席与尼克松谈话的时候，医疗人员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精神高度紧张，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
毛主席与衰老、疾病作斗争的毅力是非常惊人的，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十分令人敬佩与感动。
尼克松离开以后，毛主席高兴地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70年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十分耀眼，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些大事都是在毛主席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带着许多未了的心愿，永远地离开了人民。
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遗憾的是毛主席未能亲眼看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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