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69年1月下旬的一天，尹冰彦到医院看望病重的李宗仁。此时的李宗仁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拽着自己曾经的机要秘书的手，艰难地说道：“我的日子不会再有多久了，我能够回来死在自己国家里，这是了却了我一件最大心愿。”
几天后，李宗仁的病情恶化，在抢救了20个小时后，他终究没有逃过死神的召唤，于1月30日午夜溘然长逝。
在他临终前，曾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写过一封信，信上写道：“我在1965年毅然从海外回到祖国，所走的这条路是走对了的。”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李宗仁临终前的这封信可以看出，他从未后悔自己晚年回归的选择。
这个曾经戎马半生，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的“末代总统”，当年在国民党败退台湾后侨居美国，“既不返台，也不辞职”，与蒋介石对抗到底。然而，异国再好也不是长留之地，迟暮之年的李宗仁思乡之情愈发强烈，他最终做出了一生中最具转折意义的抉择：踏上回国之路。
李宗仁
李宗仁选择回国，仅仅是出于老年人“落叶归根”的想法吗？他的回国之路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回国之前提出的2个要求，为何周总理都没有答应？
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得从1949年李宗仁匆匆离开祖国说起……
01.满盘皆输，黯然赴美
1949年1月24日，李宗仁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然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只剩下半壁破碎江山，连首都南京也人去楼空，蒋介石虽已“下野”，但蒋家党羽仍遍布要津，李宗仁上台后，处境极为艰难。
成为“孤家寡人”的李宗仁倒也并不气馁，他有自己的盘算：以“和谈”争取时间，稳定局势，获得美国援助，以半壁江山与共产党分庭抗礼。
在李宗仁的积极活动下，包括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在内的南京代表团于4月1日前往北平与中共谈判。
对于李宗仁这种利用“和谈”延缓渡江，企图搞“划江而治”的用心，中共方面早就洞若观火。因此，当南京代表团抵达北平机场时，中共和谈代表团一个都没有现身。
经过十几天的谈判，中共拿出了《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并要求南京代表团必须在4月20日之前做出表示。
但在国民党内部，无论是蒋介石，还是白崇禧，都拒绝接受“协定”，别无选择的李宗仁只能继续拖延，想等到长江汛期来临后，用“天险”来阻止解放军渡江。
然而中共方面早就识破了南京政府所耍的花招，毅然于4月21日下令渡江。南京政府决定将办公地迁往广州，李宗仁这个代总统也在一片仓皇败逃的惨境中，怅然乘机离开“首都”南京。
李宗仁本想在自己的老家广西与中共重开和议，但手握兵权的白崇禧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坚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一心要和共产党战斗到底。
白崇禧和李宗仁
此时的李宗仁，真正到了进退维谷的地步：联共反蒋吧，白崇禧竭力反对；联蒋反共吧，多年来的事实告诉他，走这一步必然被蒋介石利用，成为他的傀儡和替罪羔羊，况且中共已是势不可挡，走此路无异于自杀；就连曾经一度扶持他上位的美国政府，如今也处于冷漠的旁观态度。
在国内无法立足的李宗仁在辗转桂林、重庆、昆明、香港后，以医治胃病为由，于1949年12月7日飞抵美国，开始了他在异国他乡十几年的孤苦生活。
李宗仁到了美国后，蒋介石曾多次让白崇禧给李宗仁去电，让他解除代总统一职，或者是尽快回到台湾去。李宗仁决意不回台湾，“以蒋先生过去对我衔恨之深，我一旦失去自由，恐求为张汉卿（指张学良）第二也不可得了”，但他也不辞职，给蒋介石重登总统大位制造障碍。
1954年3月，国民党在台北召开会议，以“违法失职”为由正式罢免了李宗仁的副总统职位。从此，中华民国的“末代代总统”成为一介平民。
02.晚年孤苦，决心回国
在国内时，李宗仁虽然处处受到蒋介石的牵制，但他毕竟是桂系的核心人物，还是曾经的副总统、代总统，不可谓不风光。而栖居美国之后，他无论是在政治生活上还是家庭生活上，都不尽如人意。
在政治上，他是两头不讨好的是非人物，在美国的寓公们和华侨对他避之唯恐不及，从台湾去的人为避嫌，也从不登他家之门。
那时候从大陆去美国的人极少，李宗仁又不熟悉英语，跟普通的美国邻居也无话可说。
在家中，李宗仁的儿子以及孙辈大多在美国长大，接受的是美式教育，和李宗仁的思想观念有很大的差异，爱聊“国事”的李宗仁在家中根本找不到能和他聊到一块儿去的人。
孤苦的海外栖居生活，让晚年的李宗仁产生了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
李宗仁在美国期间与家人合影
除此之外，社会主义中国的快速发展也让李宗仁的政治思想发生了转变。虽然他不信马列主义，也不喜欢共产党，但是，随着中国在朝鲜战争中取得胜利，把入侵中国的印度军队赶出边界，以及成功地引爆原子弹，李宗仁看到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祖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他逐渐抛开了自己的阶级立场，开始拥护社会主义。
中国人自来有落叶归根的文化情结，李宗仁到美国时，已经年近60岁，中国传统观念已经在他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虽然已经和家人侨居海外，但随着年岁的增长，他愈发思念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故乡和祖国。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李宗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酝酿和观察后，毅然决定踏上回国之路。
03.提出要求，总理未允
1956年，周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就台湾问题发表了声明，表示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情况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
远在美国的李宗仁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感兴奋，提笔给在香港定居的自己曾经的秘书程思远写信，不久后又在美媒上发表了《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坚决反对台湾“托管”和“台独”。
李宗仁的这一动作受到了周总理的重视。不久之后，与李宗仁有着密切联系的程思远被秘密邀请到北京，周总理亲自接见了他，向他表达了中共对所有爱国人士的欢迎态度。
中间为晚年程思远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将他回大陆的经历、感受以及周总理对国民党在海外的进步人士的态度，写成了一封长信，寄给了李宗仁。
此时的李宗仁思想还未完全转变过来，对新中国还有一定的“恐惧之心”，因此没有接受周恩来的“回来看看”的邀请。但不管怎么说，程思远的这趟大陆之行，打通了李宗仁与中共联系的渠道。此后的几年时间里，程思远又三上北京，多次与周总理见面。
1959年，李宗仁托程思远将自己收藏的一些文物献给祖国，并称这些文物是自己花了11万美元购买的。后来，这批文物经专家鉴定，大部分都是赝品，真实价值仅值3000美元。
周总理将此事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一眼就看出了李宗仁的目的：“这叫投石问路。我们的统战工作要讲策略，就给他12万美元吧！”
周总理随后让程思远转告李宗仁：李先生献给国家的字画，有些是真的，有些是次品，但政府体念李先生的爱国热情，将资助他一笔旅欧费用，以壮行色。
李宗仁收到12万美元后，彻底放下心来：共产党人愿意接受他的东西，说明看得起他这个人。他随即通过李济深转信给周总理，第一次明确表达了“落叶归根”的愿望。
不过，李宗仁的这个要求，被周总理以“时机尚未成熟”为由拒绝了。周总理之所以拒绝，一是考虑到了李宗仁的处境，他一直受到美国中情局和台湾特工人员的监控，如果此时贸然回国，他的生命安全有可能受到威胁；二是此时的李宗仁思想转变得还不是很充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台湾以及中美关系的影响。
周恩来建议，李宗仁可以先去欧洲旅居一段时间，然后再回美国去。这样既可以在欧洲和程思远见面，也可以让美方放松警惕。
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李宗仁夫妇于1963年前往欧洲，一路观光、游览，并住在妻弟郭德风开在瑞士苏黎世的饭店中。一直尾随其后的美联邦调查局人员见李宗仁夫妇只是探亲、旅游，遂放松了对李的监视。
此次去欧洲，李宗仁见到了程思远。程思远向李宗仁传达了周总理对他回归的四点意见：
“（1）可以回祖国定居；
（2）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
（3）可以在欧洲暂住一段时期再定行止；
（4）回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再回来，可以再回。 ”
周总理的这“四可”，给了李宗仁充分的尊重和自由，李宗仁听完后感激不已，回国之心更加迫切。
1965年3月，李宗仁再次通过程思远向中共表达了他“归心似箭”的心情，这一次，毛主席和周恩来也觉得时机成熟了，于是决定尽快迎接李宗仁回国。
李宗仁得到消息后，兴奋不已，马上着手准备回国事宜。同时，他还向周总理提出了一个要求：他希望能正大光明地回国，而不是偷偷摸摸的。何谓“正大光明”呢？就是在他回国前要在国外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
得知李宗仁的这个要求后，周总理再一次拒绝了：为了在回国过程中不受任何阻碍，还是像李铁铮那样，以秘密的方式回国为好。至于记者招待会，完全可以等李宗仁先生顺利回到祖国后再开也不迟。
而后来李宗仁回国之路遭遇的重重危险也证明，周总理的这个决定无比地正确和英明。
李宗仁到达北京
04.危险重重，终回故土
李宗仁这次回国，依然不直接从美国回，而是先到苏黎世，然后再经巴基斯坦回国。然而，即便已经很小心了，李宗仁的回国之路依然充满惊险。
就在李宗仁要离开苏黎世的前两天，一个叫陈秀兰的女人从香港来到苏黎世，到处打听李宗仁的住处。另外，白崇禧的堂妹白瑞娟也借旅游之名来到苏黎世，表示想见李宗仁。
李宗仁得知这个情况，变得很紧张，希望尽快离开瑞士回国。于是，1965年7月13日，李宗仁夫妇以及程思远登上了瑞士航空公司的飞机，离开了苏黎世。
就在李宗仁一行人登上飞机后不久，就有几个台湾特务出现在李宗仁妻弟郭德风家门口，鬼鬼祟祟地监视着他家，估计是认为李宗仁还在这里。但他们等了好久，也没有见到李宗仁夫妇的影子，特务们这才反应过来：李宗仁已经走了。
特务们马上向台湾报告了消息，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给“保密局局长”张炎元下达了紧急任务：以最快的速度弄清李宗仁一行人所乘飞机的班次、时间、航线等信息，尽一切可能在李宗仁转机途中解决掉他，实在不行就在飞机上做文章。
蒋介石在台湾
从李宗仁上了飞机后，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丁国钰大使就一直悬着一颗心，因为他必须完成周总理亲自交代他的一项任务：把李宗仁一行从巴基斯坦卡拉奇机场安全地接到中国驻巴大使馆。
如何才能保证李宗仁一行人的安全呢？丁国钰思考良久，认为要保证安全，就必须减少李宗仁等人在公共区域的停留时间，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经过海关和机场休息厅，走机场内部专用通道，将汽车直接开到飞机边。
但是这种办法并不是轻易能实行的，按照国际惯例，只有外国元首级人物访问才能有此待遇。
好在丁国钰有办法——他与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是好朋友。于是，丁国钰找到这位总经理，称自己一个朋友身体不适，需要用车直接从飞机边接到大使馆。这位总经理倒也爽快，一口答应了下来，并马上作了相关的安排。
就这样，当李宗仁一行人于7月13日凌晨2时到达卡拉奇机场后，丁国钰亲自带着3辆汽车，通过机场内部专用车道，安全地将他们带到了大使馆。
此时，台湾国民党已经知道了李宗仁乘坐航班的信息，马上派出人员到卡拉奇的酒店旅馆搜寻，到中国驻巴大使馆外窥探，准备伺机行动。
丁国钰也收到国内电报，说国民党特务已经准备在卡拉奇进行破坏活动，如果不成功就将在缅甸上空袭击我们的飞机。
面对严峻的敌情，丁国钰考虑到：既然美国方面和台湾国民党已经获知了李宗仁等人的行踪，那么再乘坐民航客机回国的风险太大了，只有包机，才能保证安全。
丁国钰将真实情况告知了巴基斯坦政府，关键时候，“巴铁”特别给力，外交部长布托亲自安排，专门为中方调了一架新的波音客机，还将机组人员的配备权也完全交给了我们。
丁国钰
不过丁国钰仍然不敢大意，安排专门人员24小时看守停放在机场的飞机，杜绝敌特分子在飞机上安装定时炸弹的可能。
为了安全，丁国钰没有向任何人透露飞机起飞的具体时间。7月17日这天半夜，两辆轿车从大使馆驶出，这两辆车都拉着厚厚的窗帘，外面的人看不清里面的任何情况。
在大使馆外盯梢的特务果然被这两辆神秘的汽车吸引，立即发动汽车跟了上去。但其实，这两辆车是丁国钰特意安排用来“调虎离山”的，车里坐的并不是李宗仁，而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等敌特分子离开后，丁国钰随即安排李宗仁等人乘坐另一辆车快速向机场驶去。等他们到达机场时，机组人员早已做好了起飞的准备，丁国钰陪同李宗仁迅速登上飞机。很快，专机飞上了天，离开了巴基斯坦。
飞机飞到缅甸上空时，丁国钰不免又紧张起来，生怕飞机遭到袭击。好在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最后什么也没有发生。
飞机终于到达中国境内，丁国钰也终于松了口气，彻底放下心来。而李宗仁呢，他从窗口看到飞机下方的云南滇池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回来了，他终于冲破重重阻碍，平安地回到阔别十几年的祖国了！
尾声
1965年7月20日，李宗仁夫妇从上海乘机抵达北京，受到了周恩来、彭真、贺龙、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一同到机场迎接的，还有李宗仁昔日的战友和部下卢汉、黄绍竑等，以及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宋希濂等人，就连末代皇帝溥仪，也赶来迎接这位“末代代总统”了。
李宗仁看到这隆重而热闹的欢迎场面，激动得热泪再次滚滚而下。他在机场大厅宣读了他的“归国声明”：“16 年以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我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使国家蒸蒸日上，……我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有关爱国反帝事业有所贡献。…… ”
李宗仁要求“正大光明地回国”的愿望，终于还是在他平安到达北京这天实现了——7月20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出了李宗仁归国的专电：
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偕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从海外归来，今天上午乘专机抵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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