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向上流动的过程，改变总是渐进的，但力量总在不断积蓄。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谢爱磊很早就开始关注大学里的一群人——在大众印象里，他们有着相似的标签：成绩好，但有时会内向、敏感，甚至只会学习、不擅长社交⋯⋯
高考“成功”之后，迎接他们的是一连串的“但”。
后来，有人用“小镇做题家”来概括他们，谢爱磊并不十分赞同，但他依然将这个词作为自己新书的标题——《小镇做题家：出身、心态与象牙塔》，借由这个名字，他希望这些学生的处境更多地被看见、被理解、被接纳并有所改变。
在开学之际，我们不妨再看看那些谢爱磊不愿称之为“小镇做题家”的他们。
打开那个“黑匣子”
【对于一个小镇的孩子而言，类似的“文化震荡”时刻都在发生，这也变成一个人成长、发展过程中无法忽视的一部分】
上观新闻：在“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出现之前，您就已经开始研究农村、小镇学生在一流大学的适应性问题了，是什么让您关注到这个话题？
谢爱磊：出生于农村或者小镇，因为善于做题而取得了不错的高考成绩，从而进入一流大学——依照这个定义，其实我也算是个“小镇做题家”。
我来自安徽农村，后来到上海念书，之后又去了香港。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我遇到了水平很高、能力也强的老师，但我依然感到迷茫，很难适应和融入大学的学习和生活。我天然地就开始关注农村学生的处境。
上观新闻：在您成长的过程中，来自农村曾带给过您怎样的影响？
谢爱磊：在我求学的过程中，其实伴随着非常多“难以适应”的时刻。例如，在升入高中后，有一段时间我几乎不开口，因为我发现自己根本不会说普通话，在小时候的成长环境里，没有人说标准的普通话。于是我从头开始，不断学习、练习，以便更好地融入。
还有一次，我和母亲一起去镇上。那次我考试考得很好，母亲说奖励我一根冰棍。我看着琳琅满目的货架，挑了比较贵的巧克力口味，却感觉吃起来怪怪的，因为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巧克力是什么，更不清楚它是什么味道。
对于一个小镇的孩子而言，类似的“文化震荡”时刻都在发生，这也变成一个人成长、发展过程中无法忽视的一部分。那么，类似的这些情况对于个人命运的影响究竟如何，又是如何施加影响的？作为教育研究者，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关注的。
上观新闻：在您之前，国内对此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人似乎并不多。
谢爱磊：大众通常更关注教育机会的公平，类似“高考”这样的选拔机制，因此，学术界对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相对更关注一些。而对于中间的过程，例如，学生们如何度过大学4年，其中会出现哪些状况，这些状况又将如何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清楚。因此，这个过程也被称为“黑匣子”。我就想多花点时间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黑匣子”打开。
上观新闻：“黑匣子”打开了吗？
谢爱磊：2013年，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开启了一项针对约2000名城乡学生的追踪调查，由此我开始深入一直特别关心的问题：在一流大学，农村或小镇学生会遇到哪些挑战和障碍？在融入大学方面，他们难在哪里？
上观新闻：这些学生在一流大学里的占比大吗？
谢爱磊：在我国最好的一流大学里，有农村和小镇背景的学生，占比在13%~14%。
上观新闻：据您的观察，一流大学里的他们会面对怎样的难题？
谢爱磊：在社会交往中因为无法融入相应话题而“隐身”、在社团选拔中因为没有“文化技能”的储备而退却、在面对更多的自由和选择时感到无所适从、在面临陌生事物时不敢挑战、不能够合理地使用学校中的资源⋯⋯
如同我之前谈到的，这种“难处”是如影随形的、多维度的，不仅会影响学习时的心境、社交时的姿态、求职时的选择，甚至会潜移默化地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上观新闻：相较而言，城市学生的适应程度会更好吗？
谢爱磊：一个人在特定社会空间里，用何种方式看待社会事物，该如何就特定情形做出反应，都深受其早期社会化经历的影响。
例如书中提到的一位同学，觉得自己真正适应大学是从大三开始的，在此之前，自己与学校仿佛是脱节的。据她所说，“找不到感觉”是很复杂的。在大学里，之前那种被环境所塑造的学习动机和即时的成绩反馈所带来的“成就感”一下子消失了。于是，她开始“整天窝在宿舍玩电脑、看剧”。
显然，要融入新的生活，意味着要先理解新的生活，问题是，对于小镇青年，大学的新生活和过去的生活之间明显缺乏一条彼此相连的通道。
正视“成功”的代价
【如果全力扑在学业的赛道，失去了其他的探索机会，可能会成为“既不能告别过去，也不能拥抱现在”的人】
上观新闻：对于很多来自农村、小镇的学生而言，高考可能意味着胜利的终点，他们还完全没有对新的生活与挑战做好“迎战”的准备。
谢爱磊：在学校教育里，家长或者老师经常会说：“等你读大学就好了。”但等到自己真正读到大学的时候，可能才会发现，一切也许并没有“更好”，甚至需要去面对更大的挑战。
其实，人的社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很难说“教育”能在某一时刻彻底完成人的社会化。因此，学习和适应社会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存在人生发展到某一个阶段之后就可以停下来。
上观新闻：对于很多小镇、农村家庭而言，高考的“成功”也是有代价的，这种代价可能是很隐蔽的。
谢爱磊：这种代价通常会被高考成功时的喜悦所遮蔽，不论是个人、家庭，抑或是社会都沉浸在“知识改变命运”“寒门能出贵子”的叙事中。其实，“成功”背后不仅是家庭成员的牺牲，也包含孩子们的情绪和其他社会化进程的牺牲——为了读书，他们习惯了单一标准的进阶方式，为了不辜负家庭的期望，他们让自己全力扑在学业的赛道，失去了其他的探索机会，成为“既不能告别过去，也不能拥抱现在”的人。
上观新闻：您之前提到，早期社会化的经历会对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小镇做题家”有哪些共同特质？
谢爱磊：首先是家庭内部“全部的努力”。这些家庭依然坚信“读书改变命运”，养育孩子成为家庭的核心事业。
例如，尽管家庭条件一般，“家里只有几亩田，母亲还身体不好”，但沙瀚的父母仍然坚持将他送到收费更高的私立中学读书——爷爷奶奶六十多岁依然下地干活，父亲在省会城市当建筑工人，母亲则在他初三时开始陪读——家里人“从来没有让他下过地”。
其次是“幸运跃升”比较普遍。调研数据显示，很多农村籍学生都是从普通初中升入重点高中的。他们能进入重点高中还是有幸运的成分在里面的，例如撤点并校、县里设置的奖学金机制、亲戚的指点等。
另外，晋级下一阶段的重点学校，必然伴随着离乡离土。在剧烈的城市化进程中，或者父母的有意选择中，他们较早地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进入了社会流动之中。
上观新闻：这样的特点帮助他们进入了一流大学，完成了社会流动的第一步，但在另一方面，也给他们的大学生活带来了一些困难。
谢爱磊：我们发现，农村或小镇的学生在此时会经历一系列相对负面的主观体验。例如，更容易感受到压力、意志消沉、幸福感更低，难以接受新身份、没有归属感、对自己的能力认知不足、害怕失败等。
我举个例子，孙何吾在接受访谈时，曾反复提及自己“与城市同学有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好，也不是坏”，却让自己在心理上与城市同学有一层隔阂。他们的人生经历是如此不同，以至于没有太多能够聊得来的话题。孙何吾说：“他们去打球、听音乐会、K歌，但我不喜欢去，因为我不打球，也基本不唱歌。”
莫茫则谈道：“我在上大学之前从来没有摸过手机，没有自己的QQ号，甚至也不知道怎么选课，很难有效地了解外界的信息。”因此，她并不知道社团什么时候招募，在大一、大二时错失了锻炼自己的机会。
的确，接受高等教育的时期通常被认为是向上流动的重要阶段，但社会流动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隐性的挫折。
上观新闻：即使是在大学，学业也是“做题家”们的唯一出路吗？
谢爱磊：有位同学在访谈中提到，与社交不同，在学业方面，只要自己决定学、坚持下来，就能学得好。但社会活动和人际关系不是简单地能够通过方法掌握的“知识点”。而社交能力不足会导致不自信，经常怀疑自己，很难去展现自己的优点、释放自己的魅力。
学业上的成功会给他们带来自信，但同时也为他们打造了一处避风港，用来规避自己不熟悉领域的挑战，成为封闭自己的力量。
帮助补足文化短板
【大学本身也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无法帮助这样一群在社会流动中奋力向上的群体】
上观新闻：到了大学之后，为什么这种“文化差距”会这么大？
谢爱磊：这其实就是早期家庭文化资本投入多少的问题。文化场馆（如博物馆、科技馆）的参观情况、父母与孩子的阅读状况、一起旅游的次数等这些常见的文化投资活动，可能正是不同社会背景的学生认知发展差异的重要原因。
很直观的几组数据是，在小学阶段，去过科技馆的城市学生是农村学生的4倍，还有许多农村学生在大学之前没有去过一次动物园、没有旅游过、没有看过运动赛事。如果说以上这些文化休闲活动是隐性的文化投资，那么音乐、美术、舞蹈等更为显性的投入则因为地域局限和经济压力而更少了。
上观新闻：当意识到自己与城市同学的差异时，小镇学生们会做出哪些反应？
谢爱磊：他们往往会觉得“没有努力的方向”，在大学生活中有一些“空洞感”，这些认知上的“慢一拍”进而引发对自我社会能力的低估和自我设限，而这会极大地影响他们在一流大学中持续探索的广度和深度。
上观新闻：照理来说，学校教育应该帮助学生克服因家庭出身而导致的文化资源不足，帮助他们补足所谓的文化短板，让他们尽早看见更广阔的世界，以帮助他们顺利地融入新的生活。面对我们今天谈论的情况，学校能做些什么？
谢爱磊：这个问题其实也有很多学者在进行反思。西方学者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常春藤孤岛”，用来形容一流大学和基层社会的脱节。大学本身也应该反思：为什么我们无法帮助这样一群在社会流动中奋力向上的群体。
家庭文化投资的内容不应该窄化为某些与高雅文化相关的知识或技能。但在今天，社会分化广泛存在，这种分化主要表现为城乡分化、城乡二元对立，以及背后隐含的等级秩序。这些情况导致来自农村、小镇的孩子很难主动融入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的叙事之中。
上观新闻：这确实成为教育中被长期忽视的社会议题。
谢爱磊：这本书出版后，浙江某大学的一位从事教务工作的老师给我写了一封电邮。他说自己现在才能够比较系统地去理解他原来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而他也会由此对课程安排、课程内容做出一定的调整。
学校对于个体的文化能力有补偿性，能够有效支持社会流动。因此，我想大学的相关管理人员可以通过文化赋能，有针对性的入学教育等形式帮助农村籍学生了解高校的文化内核，让他们克服文化障碍。
另外，文化的积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农村学校，除正规的学科教学外，可以为农村孩子培养个人才艺创造机会，推动城乡文化资源的供给平衡，让普通农村学生更多地接触图书馆、文化馆、科技馆等文化资源。
留给“情绪”一个位置
【“流动”还在继续发生，而身处流动中的人需要接受这样一种“成长的烦恼”】
上观新闻：您在书中提到，所有受访者在讲述自身故事时都带有强烈的情绪，他们都有什么样的情绪？
谢爱磊：我认为正是这些情绪和反应揭示了个体的关切和感受，个体生存心态的部分动力其实就来自情感。当我们跨越社会界限，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间取舍时，正是心态改变了机遇。
“内向”“迷茫”“遗憾”“分裂”“匮乏”“隔阂”等不同的情绪不仅是串联起他们大学生活的线索，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新课程”。
他们并没有“认命”，而是像哲学家一样审视自己在精英环境中所拥有的资本以及自己行为的有效性。我们总在不断地评估自己的生活进程，并给予它秩序感。对于加诸我们的社会结构，我们有能力做出回应。
上观新闻：某种程度上，提出“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就是一次有力的回应。
谢爱磊：“小镇做题家”是农村和小镇学生一种独特的社会建构，它既是一种特殊的生存心态，又是一段独特的人生探索。没有谁是客观的、标准的、平均意义上的“小镇做题家”。另外，这个词实际上是用一种“欠缺”的视角来看待他们，本身就有一种不平等。因此，我不愿称他们为“小镇做题家”。
与其说“小镇做题家”是一个框定的“标签”，不如说它是人生中的“必经之路”，我们通过某个自嘲的概念来进行自我觉察，或快或慢地去实践探索、去“自我养成”，并在这个过程中去突破原来的自己。
上观新闻：有点类似于现在年轻人说的把自己重新“养”一遍。
谢爱磊：绝大多数时候，人们的生存心态会被外在的因素所局限。打个比方，在熟悉的场景中进行一场熟知规则的游戏，我们会自然地以“玩家”的身份自居，但当踏入一场不熟悉的游戏时，我们通常会感到手足无措，甚至觉得自己愚笨，难以掌握这场游戏的技巧。社会流动的确带来了各种情绪的困扰，这也意味着“流动”还在继续发生，而身处流动中的人需要接受这样一种“成长的烦恼”。
当我们将这些境况、这些自我感知主动地分享出来，并开始进行审视时，就已经在进行一种更深入的思考，而这种思考一定也暗含着改变的力量。向上流动的过程，改变总是渐进的，精神版图的改变尤其缓慢，但力量总在不断积蓄。
上观新闻：“小镇做题家”的出现其实暗含着一种自我觉察，这背后蕴藏着一些改变的力量，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谢爱磊：我认为“小镇做题家”的出现是一件好事——把它辨认出来，发现有很多人在回应、有共鸣之后，处在流动之中的人们可能会没有那么焦虑。
今天，我们为什么会用它，在什么意义上用它，当我们在谈论它、解析它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思考一种不一样的出路——小镇和农村的学生们也可以不再只会学习，他们也能找到生命的其他路径，去思考自己的独特性、思考不一样的人生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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