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江苏的一位叫做陶秀华的姑娘正在修路，高强度的工作让她有些疲惫，正准备找地方稍作休息之时，地面上一个金光闪闪的疙瘩吸引了她的注意力。
她走过去将这个疙瘩捡了起来，仔细端详，这个疙瘩通体被泥土包裹着，看不清楚本来的面目。于是陶秀华将这个闪着金光的疙瘩揣进了兜里，她准备找一个小渠，将表面上的土清洗干净，看看究竟是什么东西。
在一番清洗之后，表面的泥土被冲洗干净，这个疙瘩恢复了本来的面目，原来是一枚金色的印章，但是陶秀华并不认识印章下方刻着的字符，因此，也搞不清楚它的来历。
捡到金色印章的陶秀华非常高兴，她邀请工地上的工友们一起来观看，大家都啧啧称奇，经过一番传看过后，大家都确定，这枚金色印章的材质是金子！
陶秀华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也能明白一枚金子做成的印章的珍惜性，因此她决定上交国家。
在上交国家之后，这枚金印在各个地方展览，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邻国日本的耳朵里，并且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日本的各个博物馆都纷纷请求，想要在日本展示这枚印章。
据他们说，是因为解开了日本历史上的一个谜团，可江苏离日本，不止千里之遥，在江苏捡到的印章又与日本有什么关系呢？
这枚金印被陶秀华上交国家之后，组织迅速召集了专家，对这枚金印进行了鉴定，确定了这枚印章是真品。
在陶秀华修路附近有一座名为“甘泉山”的小山，而这座小山周围围绕着20多个小山包，这些小山包不是自然形成的，它们是古代贵族的葬墓群，在这些小山包的北部方向，有两座山连在一块，这两座山都是汉代的古墓。
虽然知道这两座山是古墓，但秉持着对于古墓“不主动发掘”的原则，考古队一直没有对这些古墓进行发掘，直到负责巡查这些古墓的安保人员，在两座山上都上发现了盗洞。他将这一发现上报了上去，考古队在收到这个消息后，赶紧对这两座山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考古现场
考古队将这两座山命名为“甘泉一号”“甘泉二号”用来方便区分，但是这两座山实在被盗得太严重了，里面珍贵的文物几乎被盗墓贼洗劫一空，在经过仔细整理后，虽然也发现几件珍贵的文物，但是这些文物上大多都没有什么这个墓主身份的标记，依靠着这些文物上的标记，专家们虽然都对墓主身份有些推测，但却无法确定。
其中，在“甘泉二号”墓室里出土了一件铜雁足灯，它的底部铸刻着“山阳邸铜雁足长镫建武廿八年造比十二”。
铜雁足灯
建武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的第一个年号，由这些字就能大致的推测出这座古墓的主人很有可能是山阳王刘荆。但是在这次整理出的文物中，除了这件铜雁足灯，其他遗物上有效的信息太少，根本无法证明这座墓主人的身份。
而这枚印章的现世，使专家们确定了这座墓主的身份。
原来这枚印章下方刻有四个大字，经专家辨认后，这四个字是“广陵王玺！”。由此专家确定，这座墓的主人就是刘荆，那枚金印便是他的。
但墓中出土的文物上篆刻的文字把刘荆称作山阳王，金印上刻的明明是“广陵王玺”。广陵在古代是扬州，而山阳在河南焦作，距离非常遥远，为何专家会断定“山阳王”与“广陵王”都是刘荆呢？
根据历史记载，山阳王刘荆虽然研究律法，非常有才能，但他为人刻薄，并且时常有造反的想法。
在光武帝刘秀去世后，野心勃勃的他装作东海王刘彊的大舅给刘彊写了一封信，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且煽动刘彊和他一起起兵造反，但刘彊对帝位并无野望，因此在收到信的第一时间，刘彊就把信连同信使一块交给了朝廷。
光武帝刘秀画像
刘秀驾崩后，继位的是与刘荆一母同胞的兄弟汉明帝刘庄，刘庄感觉自己的兄弟也没有造反的本事，更念在手足兄弟的情分上，也没有怎么处罚他，可刘荆并没有从这一次失败中吸取到教训，也没有领会到手足兄弟的一片苦心。
恰逢当时西羌造反，刘荆感觉到自己的机会来了，他找来会看星象的术士，希望从他口中得到即将“天下惊变”的消息，但术士一离开王府，就立马去官府报了官。
消息再次传到汉明帝刘庄的耳朵里，他深感无奈，只好将刘荆从山阳王改封为了广陵王，封国就是现在的扬州，但是实际上，依旧没有受到什么处罚。
但是刘荆来到扬州之后，还是不老实，他依然想要坐上最高的那个位置，有一次，他走在路边，遇到了一个算命的老者，他向这个老者说道：“我和先帝长得十分相似，先帝三十岁就已经得到了天下，如今我也三十了，你给我算算我何时能得到天下。”这一番话吓得老者不敢言语，在刘荆离开之后，赶紧跑去官府报了官。
不久之后，这个消息再次传到了汉明帝刘庄的耳朵里，对于这个不断蹦跶的兄弟，刘庄也没有太好的办法，不知道该怎么惩罚他才好，只好派郡相、中尉“护卫”他，不让他反复横跳，但刘荆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十分“识大体”地将自己关进了监狱，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出来。
出来之后的刘荆没有吸取上次失败的教训，他又找来了一个巫师，要求他诅咒朝廷，但是不幸的是，这个举动被跟随在刘荆身边“护卫”他的人发现，并且再次上报了朝廷，汉明帝刘庄对这个兄弟深感麻烦，好在刘荆再次“识大体”的自杀了，这才避免了兄弟相残的局面发生。
即使刘荆如此大逆不道，鉴于刘荆没有造成什么实际效果，刘庄依然没有下狠手，毕竟这是自己的亲生哥哥，在处理刘荆的身后事上，给了个平谥：“思王”（追悔前愆曰思）。并且在刘荆死后还继续封刘荆的儿子刘元寿为广陵侯。
根据历史，汉朝的皇帝非常喜欢赏赐金印给诸侯王，可是从汉代到现代已经过去了两千余年，并没有发现一枚，虽然不管哪个朝代都曾发掘过汉墓，但是正统的汉朝金印却是没有发现一枚。
刘荆怎么也不会想到，因为“生平滑稽”而闻名于世的他，死了近两千年后竟然能给后世的考古工作做出重大贡献。
1981年，日本的“中日新闻友好访华团”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当他们来到了南京博物馆，看到了眼前这枚金印时，对这枚做工精良，外形精美的金印赞叹不已，口中不停的赞叹“真是惊人”。
当他们在参观期间拍摄的照片传回日本国内后，这枚金印迅速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日本的各个媒体都争相刊登这个照片，有很多日本的博物馆都纷纷向中国请求，希望能把这个金印在日本展览一段时间。
但是汉代的金印虽然十分珍贵，但在近代，也并不是第一次出土，为何这枚“广陵王印”能引发如此巨大的轰动呢？原来，日本人认为这枚金印能解开日本争论了二百年之久的一个谜团。
1784年，日本福冈东郊志贺岛上，一名叫做甚卫兵的农民在外出拓宽水路时，在一块大石头下面发现了一枚金子做的印玺，印玺呈方形，上面缀着蛇纽，印面上阴刻着5个篆文。
但甚卫兵并不认识这几个字，不过通过询问，他知道这是一个价值连城的宝物，甚卫兵自认为守不住这么珍贵的宝物，于是他主动上交给了当地最大的潘主黑田，并且获得了五个银币的赏赐。
金印在落到了黑田手里后，他找来了附近最有学问的儒学家龟井南溟来辨认，儒学家龟井南溟认出这枚金印下方的五个字是“汉委奴国王”，因此他认为这枚金印是当年汉光武帝刘秀赐给倭国的印玺。
汉委奴国王印
“汉委奴国王”金印的发现立即在日本的史学界引起了一场“地震”，因为这枚印章的出现可以证明很多历史，在金印被发现没过多长时间，日本的史学界就有不少学者发表了许多关于金印的论文，在当时，日本史学界普遍认同了龟井南溟的看法。
但这个消息从日本史学界传出后，日本内部又传出了不同的声音，他们认为这枚印章是伪造的，或者是一枚私印，并且列举出了许多依据。
理由如下：
1.在“汉委奴国王”的印章之上字的末尾少了“印”或者“章”字。
2.在印上的字中出现了“国”字，这种在汉代出土的印章中是没有先例的。
3.按照记载，汉朝皇室赏给诸侯的是“龟钮”不是“蛇钮”。
4.“汉委奴国王”的雕刻手法与历史上记载得很不相似。
这几种说法有理有据，因此当时的日本大多数人都偏向于甚卫兵发现的这枚金色印章，是伪造的，或者是当时日本皇帝刻的“私章”。
但随着我国考古进度的进展，在1957年时，在云南发现了一枚“滇王之印”，这让日本研究历史的学者们非常高兴，因为这个印章上面的形状同样也是蛇形。
而滇王是中国南部少数民族的首领，因此日本的学者认为，中国的皇帝只会将蛇钮的印章赏赐给比较偏远的地方，随着中国骆驼钮印章，羊钮印章的相继出世，日本人才明白，只有中国比较繁华地方的王者，用的才是龟钮，所以对于“龟钮”与“蛇钮”的讨论，就停止了。
而这枚“广陵王玺”在日本媒体将照片传回国内之后，日本的专家经过反复的研究与分析，他们发现两枚印章的形制十分相似，长宽高都相同，甚至连印上的花纹都有许多相似之处。
虽然“汉委奴国王”金印用的是一种名字叫做“药研雕”的雕刻手法，而“广陵王玺”用的是另外一种雕法，但在雕刻的手法却是十分的相似，雕刻的力度，角度甚至基本相同。
于是，日本的历史学者大胆推测，这两枚印章就是出自同一人之手，虽然这个推测没有什么切实的证据，有些站不住脚。但是两枚印章之间花纹，包括形制的相似还是让曾经许多不相信这枚印章是真的学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
从“广陵王印”和“汉委奴国王”印的相似之处中，可以判断得出，中日两国从汉代就开始有了往来，至今已经有两千余年了。不但扬州出土的“广陵王玺”，证实了两国交往的时间长久，而且当初东渡传教的和尚鉴真家乡也是扬州的。
可以说扬州与日本是非常有缘分了，所以在不久之后，扬州和日本的一个城市结成了“中日友好城市”。可以说这枚金印的发现，为中日两国的友好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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