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革命派暗杀风潮兴起之原因初探

晚清革命派暗杀风潮兴起之原因初探

晚清革命党人喜言暗杀，呼唤并造就出一个“暗杀时代”。对于“暗杀时代”兴起的原因，学者大多就事论事。晚清革命派暗杀风潮兴起的原因，关乎革命派对暗杀的自觉认识与理解，关乎革命派对革命本身的自觉认识与理解，因而也关乎革命派对所处时代及时代思潮的自觉认识与理解。故对其原因的探究，也就是对与之相纠结的时代思潮如进化论、公理世界观等的探究。

暗杀与进化论

清末知识分子受进化论的影响，好以时段划分历史。1901年梁启超发表《过渡时代论》，其中将中国历史划分为“过渡以前”“过渡时代”与“过渡以后”，并宣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革命党人亦喜欢以时段划分历史。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就说：予之于革命建设也，本世界进化之潮流，循各国已行之先例，鉴其利弊得失，思之稳熟，筹之有素，而后订为革命方略，规定革命进行之时期为三：第一，军政时期；第二，训政时期；第三，宪政时期。观梁启超与孙中山之言论，可见进化的时段论在清末知识分子群体中之影响。

在孙中山的革命方略中，第一阶段为破坏时期，“拟在此时期内施行军法，以革命军担任打破满清之专制、扫除官僚之腐败、改革风俗之恶习、解脱奴婢之不平、洗净鸦片之流毒、破灭风水之迷信、废去厘卡之阻碍等事。”然此一破坏时期的革命，亦不可一蹴而就。

当时的革命党人，身处中西交冲之下，目睹清政府内忧外患而不思进取，故起革命之心。但历次武装起义的失败，使他们觉得革命并非旦夕之事。加之辛亥以前，由于革命理想并未被广大民众所接受，革命的准备工作尚未完备。因此革命党人又将革命时期划分为两个阶段，即革命预备阶段与革命实行阶段。历次武装起义之所以失败，证明当下并非革命实行阶段，而是革命预备阶段。在此阶段，革命派之主要工作不是组织革命起义，而是鼓吹革命、宣传革命与预备革命。

在当时的革命党人心目中，把自身所期许的革命进程，分为若干个阶段似乎是一种时髦。如当时报纸上一篇文章所言之革命方针，就将革命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期为文学鼓吹时期；第二期为游说煽动时期；第三期为革命军起时期；第四期为暗杀时期。而在另外一篇文章中也认为：“尝考各国独立之已事，大抵可划为三时期：首言论，次暗杀，终乃大举。”吴樾则从东西方的历史中观察出，不管是欧美还是日本，在其革命之前，均行暗杀以作革命之种子，并举俄国虚无党的例子以资证明。“俄之虚无党，其近事矣。今日大地之上，轰轰烈烈，倾人耳目者，莫若虚无党之名。夫亦知虚无党之于今日，为何时代乎？于昔日又为何时代乎？吾敢断言曰：十九世纪下半期，为虚无党之暗杀时代二十世纪上半期，则为虚无党之革命时代。’”吴樾从俄国虚无党的例子中得出结论：“不有昔日之因，焉得今日之果？”并进而发出呼喊：“我汉族何为乎？我同志诸君何为乎？吾有敢断言曰：‘今日为我同志诸君之暗杀时代，他年则为我汉族之革命时代’，欲得他年之果，必种今日之因。”吴樾认为暗杀是因，革命是果，躬行暗杀可以引导革命潮流的到来，暗杀时代则被认为是革命大潮来临之前的先声。

白话道人林獬认为，革命过渡时代的唯一要务就是暗杀。在政治黑暗的时代，稍有觉悟则没有不想革命的。但由于各种学问没有预备，各处人心没有齐一，各等社会意见也不统一。因此在他看来，当时还是鼓吹革命时代与预备革命时代，而不是实行革命时代。“这时候做革命的过渡，就是刺客。”褚谊民是革命党，也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代表人物。他认为，在当时革命者还是少数，得不到大多数人的承认与赞成，既不能同声相应以倾覆政府，又不忍坐视强权者鱼肉平民阻碍进化。所以只能实行暗杀，诛除一二人道之贼，可以从迷梦中将大多数人唤醒，也可以使一般据强权者寒心。“盖起革命之风潮，而速社会之进化者，暗杀也。”

革命党热捧“暗杀”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行暗杀之道有助于促进革命起义大潮的早日实现。鉴于彼时起义失败，以及人员的损失，使得困顿中的革命党认识到，当下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的时机还不够成熟。这个时候革命党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行暗杀之道，比如说异族狮睡于上，汉奸虎伥于中，同胞牛马于下，罹此专制野蛮之网络，凡有血气，莫不怦怦焉，作无可奈何之想，曰舍暗杀主义以为民除害，吾汉族将无噍类矣。在他们看来，暗杀能够使得革命之义广为大众周知，从而呼唤起革命起义大潮。

概而言之，晚清志士之大谈刺客、暗杀，大多只是希望在国民中养成一种随时可以赴国难的“烈士精神”，而并非真想鼓吹或实行暗杀。在他们的意识中，只是认为暗杀可以作为革命起义的先声，“不有博浪之椎，安有陈涉之揭竿”。他们相信，平静无事，则革命发展甚慢，一起风潮，则革命即可迅速发展。即使一些反对暗杀的言论，也不否认暗杀具有促进革命的功用。《河南》杂志载文道，暗杀只能作为革命发轫的一种手段，并不能达革命成功之目的，因为“中国之君主、官吏，杀之不胜杀，诚有非革命军起后实不足以扫荡尽净者”。胡汉民也认为，革命积极之武器有二，曰刺客，曰军人。“用志专而行事简，流血五步之内，虽有万众之所施，夺元恶之魄，而作国民之气，惟刺客为能。然其组织不改，其团体固在，则去其一二分子，而代生者如故。必尽举而覆之，为拔本塞源计，莫如用军人。此不易之论也。”胡汉民虽然认为军人较之刺客，军队较之暗杀，在革命的重要性上要更强一点，但实际上他也承认了暗杀对于革命的催发之功。

暗杀之功效还不仅仅局限于能作为革命的催化剂，在部分革命党人物的眼中，暗杀甚至可以“保人类幸福，促社会进步”。林獬在《论刺客的教育》一文中，论述做刺客的好处，其中第三条就是“可以保人类的幸福，促社会的进化”。他举了法国革命党首领丹顿与俄国虚无党首领巴枯宁的例子。丹顿曾在议院做演讲：“要想致人民于安全的地位，非用非常猛烈的手段不可”。巴枯宁也说道“我们要举这不平等的社会，投在爆裂弹中”。因此林獬认为如今要保全人民的幸福，非要做刺客不可。若由法律家的眼孔裁判下来，他必定说刺客是个顶妨害治安的了；但由我看起来，这刺客倒是个人类的保险公司，大可以维持社会的秩序。我们要想把众生拔出监狱，超脱苦恼，进入那顶文明顶自由的境界，只有单刀匹马以做刺客为不二的法门。倘能够将以上阻止社会进化的各种有力有势的人物，一人给他一刀吃吃，那社会的进化也不晓得有多少快的速率了。

暗杀与公理

晚清新派人物好言“公理”，革命派人物亦然。因此革命党人认为暗杀也需要凭借公理，以此占据着正义的制高点。在革命党的世界观中，“今日之世界，铁血之世界，而亦武装平和之世界。”而在这样一个进化论控制下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其生存法则为“无铁血则无公理，无武装则无平和”。“故欲伸公理，必劲铁血，欲保和平，必具武装。励一国之铁血以为铁血，而国强于全球，壮一国之武装以为武装，而国安于磐石。”此处“铁血”二字虽并不特指暗杀，而实兼具“暗杀”、“流血”之意味而这一段论述明白地表现了暗杀党人的信念，即以暗杀伸公理。但暗杀党人没有说出来而意在其中的，则是用“公理”来卫护暗杀，从而赋予暗杀的正当性。

新世纪派的褚谊民认为，暗杀并不是能够轻易所言及的。在他看来，暗杀具有神圣的使命：“暗杀也者，为除害而非为徇私也；为伸公理，而非为名誉也；为排强权，而非为报复也”。如果暗杀之目的是徇私、名誉及报复，而不是为除害、为伸公理、排强权，那都不能称之为暗杀，“夫杀之为谋为好为妄者，则大过且罪矣，故非有正当暗杀之目的者，不可以言暗杀”。暗杀需要“至诚至公”，需要“闻道明理”，不能“徒尚勇气，逞一时之兴”，更不能“嚣嚣然号于众”。“政府之屠戮人民，尚借法律，而得掩人耳目曰正法而我不凭公理以事暗杀，与政府之所为何异是亦强权耳，是亦民贼耳。故夫暗杀者，仁人义士不得已之所为也。徐锡麟之击死恩铭，岂徒好牺牲其身，而忍掩其亲害其友哉，是亦未除害为伸公理为排强权耳。是之谓暗杀。”

在清代，各级官吏判刑，尚须以法律为依据，并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死刑还得报送刑部审批，秋后问斩。如果革命党人的暗杀不凭借公理而随意为之，那就不仅仅是“与政府之所为何异”，更是等而次之了。

以炸五大臣而闻名的吴樾，在遗著《暗杀时代》中说，“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在吴樾看来二者之间的关系乃是：“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与吴樾将暗杀与革命视为两个前后因果相连的阶段不同，无政府主义者将其视为两种不同的前进方向和道路。在《驳新世纪丛书“革命”附答》中，无政府主义有一段说明兵与手枪炸弹之间异同的文字，详细地区分了两条道路兵者指军国主义，手枪炸弹指革命之暗杀。军国主义，乃强者牺牲他人之性命财力，以保己之权利，不公之至，故求去之。革命暗杀，乃牺牲个人性命，以除人道之敌，以伸世界之公理。”在此基础上作者揭示自己的主张：“总之，吾独一之目的为‘公理’，凡可达吾目的者，得而用之。吾辈之反对兵，非因激烈而去之，实因其不合公理也。故吾之主张革命暗杀，不因激烈而避之，因其有益于公理而用之也。

弃兵而主张革命暗杀，乃是因为其“有益于公理”，凭借“公理”暗杀，也就是为暗杀正名。而值得注意之处在于，此处之“公理”与一般而言的“公理”，又有着细微而不易察觉的区别。

辛亥革命是一场由思想引发的改造社会的革命，引发革命的思想概言之有二：一是民权，一是反满。在讨论同盟会的名称时，就有人建议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认为革命的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所以没有采用。李剑农先生据此认为同盟会的成员，“在该会最初成立时，便有许多人是专为狭义的民族主义——排满主义——而来入会的，对于民权、民生两主义，尚未能有确实的信仰”。此论当然不假，但从中可见，在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部分革命派的心目中，革命还是应当双轨并行，民权与反满二者不可偏废。民权与反满既是革命的指导思想，自然也指导着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革命党人提倡民权，则必然反对专制，而实际上革命党人对民权的热捧，大部分也恰恰就是通过反对专制体现出来的，对于西方的民权理论革命党研究和介绍的并不充分。信奉民权是因为相信民权能够帮助中国寻求富强，因此在他们眼中民权的对立面专制，则必然制约着中国的富强，不仅制约着走向富强，还会进一步造成国家衰败、民族危亡，将中国拖向无底深渊。在一篇《论中国民族无尚武精神之原因》的文章中，作者就指出，造成国家衰败、民族危亡的原因，就在于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文章中还说道：凡此恶因，谁实造之？即“前之所谓皇帝，今之所谓民贼者为之罪魁”。因此欲免恶果，必先除恶因，必先除造成恶因之祸首，故欲强中国必“除此独夫民贼”。正是因为革命派对君主专制的如此憎恶，以至于就连保皇派也认为“专制者，固制造革命之材料也，止沸莫如抽薪，忧革命莫如去专制”。

暗杀风潮的兴起受到俄罗斯虚无党的强烈影响，而其中的媒介就是“破坏思想”。杨笃生在《新湖南》中热烈呼唤“破坏思想”：轰轰烈烈哉，破坏之前途也；葱葱笼笼哉，破坏之结果也；熊熊灼灼哉，破坏之光明也。纷纷郁郁哉，破坏之景象也”。革命派健将张继也认为“夫欲建设，必先大破坏，无政府党可谓达于破坏之极点矣。今之中国正值破坏时代之初，可借其手段以铲除野蛮奴隶世界。”吕在当时的环境下，所当破坏者，自然是一切旧物。然与俄罗斯虚无党相联系，其目标上较有一致之处，即以暗杀反对君主专制，呼吁建立民主政体。在当时部分人的眼中，虚无党的暗杀就是专门对付俄罗斯的专制君主的。“虚无党何也自由之神也，革命之急先锋也，专制政体之敌也。”《大江七日报》撰文赞颂俄罗斯虚无党的暗杀对专制君主的威慑作用：痛哉暗杀党，使一般之专制君主胆破心惊！快哉暗杀党，使一般之专制官吏魂飞魄散！在另一篇名为《虚无党》的文章中，作者更是赤裸裸地对虚无党之暗杀唱赞歌：“吾今日震惊于虚无党之事业，吾心动，吾血渍，吾胆壮，吾气豪，吾敢大声急呼以迎此潮流而祝曰：杀尽专制，非此潮流荡薄之声乎！”

革命党还将俄罗斯虚无党的暗杀与中国古代的侠士、刺客相联系，并希图以此刺激国人的暗杀热情。以《警钟日报》为例，该媒体对暗杀的提倡，是在俄国虚无党介绍到中国之后。《俄国虚无党源流考》及《俄国自由朋友会》等均对虚无党介绍备详。万福华案则将暗杀主义与中国古代的刺客侠士联系起来。时评《专制淫威果在耶》以为，“各国革命无不以暴动暗杀以起，而暗杀之影响尤大于暴动，国民暴动可制以兵力，若暗杀活动为兵力所不及防。”该文认为，我国至今专制政府仍然未去，是因为只有暴动而无暗杀。如今万福华刺杀王之春一案已开中国暗杀之先声，故其相信专制政体之结束为期不远矣。

于右任在作文提倡暗杀时，以中国古代的侠士与刺客为证，他列举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其中认为荆轲刺秦王是对专制帝王之最好告诫，“荆轲，提一个人头作礼物，使秦王夺气，对待古来专制之帝王应如是”。鉴湖女侠秋瑾也曾作诗赞颂，“赤铁主义当今日，百万头颅等一毛；不观荆轲作秦客，图穷匕首见盈尺，殿前一击虽不中，已夺专制魔王魄。”在另外一篇名为《中国尊君之谬想》的文章中，作者吴魂认为在那个“内制于蛮奴，外扼于洋鬼”的时代，所有人都应该有所作为。“则号称铁血男儿者，岂徒作报演说，算能已毕乎？夫固欲沐浴于腥风血雨之中，壮游于炮雨枪林之际，自为其危而与人以至安。张良之大铁锥，荆卿之利匕首，其飞鸣出匣轰然落地，直取国中专制魔王之首于百步之外乎，此其时矣！此其时矣！”

辛亥革命的另一指导思想是“反满”。清末的反满意识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产生的，而是由政治所催发出来的。清代的规矩是各地八旗吃军响，不事生产，也就不会与汉人发生纠纷旗人均住满城，而且不能自由移动，与汉人基本不通交往。既无纠纷，又无交往，则更不会产生矛盾，也就无反满可言。“反满”意识的产生，其由头是戊戌变法，经自立军勤王和庚子义和团事件而发展、彰显，后经癸卯年的拒俄拒法运动而大盛，经西方民族主义之理论润色而深人人心，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或许是由于书生革命、秀才造反的缘故，革命党偏爱为革命寻找合理之由，称之为“凭公理行事”。反满亦不例外，革命党人认为反满的原因在于满人以异族而“盗窃中国、握中国之特权”。“若夫种族革命固为革命一端，然今之倡排满之论者，当先知满洲当排之原因。夫满人之当排，非以其异族而排之也，特以其盗窃中国、握中国之特权。故仅言民族问题，不若言民族特权问题。”在革命党人的心目中，满人之所以应当反，不仅仅是以异族而人主中原，统治华夏，还包括满人凭借掌握的权势欺压汉人。“惟彼今日满人中之借权势，逞野心，以压制剥削汉人者”。但就算如此，反满也需要合乎公道真理。“吾辈之直接反对也，不问其前之如何，有恩于我，我不计，有仇于我，我不计，只计其目前之行事，有合公道真理否。苟不合乎公道真理，则摈斥之，无容假借。不然，专尚复仇，而不凭公道真理，则私起也。”这种反满和复仇，都应该凭借公理，以公理为指导，若不然，则此种反满与复仇乃可归之为“自私主义”。

凭公理行暗杀的革命党人，排满自是其应有之义。刘师培指出：“若排满主义虽与无政府主义不同，然今政府既为满人所组织，而满汉之间又极为不平等，则吾人之排满，即系排帝王，即系颠覆政府，即系排特权，正与无政府主义之行事合”。排满之道，既与无政府主义之行事合，则在方法上自然可以师法，则行暗杀以排满则自然而然。吴樾在《暗杀时代》中也说，“予于是念念在排满”。在他看来，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列名于革命之前，可见其对暗杀之重视和偏爱尤甚于革命。他本来想暗杀铁良，但因始终寻觅不到机会而作罢。后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吴樾认为朝廷立宪会对革命不利，故炸之。在吴樾的《意见书》中，昊樾认为立宪派的扶满立宪并不足以救亡，而且满洲皇室根本就没有立宪之资格，因为皇室诸人之人格皆甚低劣；如果满人之立宪一旦成功，则必不利于汉人，大权皆操之于满人之手，汉人将永无翻身之日。徐锡麟在《排满宗旨》中面对讯问时亦说：“尔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其人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从吴樾的“立宪不足以救亡”到徐锡麟不因私恩而废公理，可见革命党人以暗杀手段实现排满“公理”的执着。

结论

晚清革命派暗杀风潮的涌起，原因之一是进化论影响下革命派阶段论的历史观。这一阶段论的历史观，是在当时革命形势未明朗，敌我力量对比差距过大的情形之下，革命党人主动寻求的一种精神支柱。在多次革命起义失败，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之时，阶段论的历史观使革命派明白，此前革命之失败并不是革命本身的错，而是革命时机未成熟，从而缓解革命党人心理上的压力。革命党人的主动性还表现为，以阶段论的历史观武装自己，不是空等革命时机的成熟，而是在此一阶段通过暗杀行动，努力促进革命阶段的到来。由此，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状况下，革命党人以血肉之躯行暗杀，鼓动民气，推动革命风潮暗杀风潮的涌起，体现了革命党人的苦心孤诣与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中西交迫、弱肉强食的晚清，理与势之间的此消彼长使得革命党人认识到，其身处的是一个毫无公理可言的世界。唯一的公理，乃是强权，即普鲁士首相卑斯麦的“铁血主义”。在效法卑斯麦的过程中，原来作为国家政策的“铁血主义”，此时一变而成为了革命志士的个人选择，导致了“铁血”的个人化。革命派人物选择暗杀作为实践革命的一种手段，与个人化的“铁血”风气之影响及其对个人化的“铁血主义”的崇拜，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欲实现排满与兴民权的目标，在“强权即是公理”的时代，只有使用暗杀这样铁血的手段。

综上所述，晚清革命派暗杀风潮的兴起，实由于时代的推动而暗杀风潮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时代的前进。暗杀风潮在与时代的互动中，一方面使得暗杀风潮更加涌起，另一方面也使得暗杀风潮走向自我消解。暗杀时代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否定的时代。当南北方议和成功之后，民国已定，与之互动的时代思潮亦已消散。彭家珍的一颗炸弹，不仅结束了清王朝260余年的统治，同时也宣告风行清末最后十多年间的轰轰烈烈的暗杀时代的终结。（节选自黄滔：《晚清革命派暗杀风潮兴起之原因初探》 ，《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6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振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