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始终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把自己看成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一生以身作则，不仅在工作中，而且在生活上对自己、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都十分严格，决不允许搞任何特殊。

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总理制定了“十条家规”，不允许亲属晚辈享受任何特权，就连特权思想都不能有。对外不要讲同他的关系，要做一个普通人。

周总理与晚辈

在江苏淮安周恩来纪念馆，醒目地写着“周恩来的10条家规”：所有晚辈，均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故乡亲友来者一律住招待所；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自己付伙食费；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不许请客送礼；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凡是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让别人代办；生活要艰苦朴素；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更不要炫耀自己；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总理经常对晚辈们说：“不要因为我是总理，你们就自认为有什么特殊。我是国家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我们周家过去是一个封建大家庭，你们一定要好好改造思想，严格要求自己。”

周总理侄女周秉建

周总理没有子女，待侄女周秉建视同已出。1968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周总理动员周秉建到内蒙古锡林郭勒插队，临行前，周总理反复叮嘱她：“你到内蒙古牧区去，一定要和蒙古族的同志搞好团结，虚心向他们学习，做贫下中牧的好女儿。”到牧区后，周秉建牢记伯伯教诲，住蒙古包、学蒙古话、向蒙古族牧民学放羊、学挤奶，很快就成为新牧民。后来，她从内蒙古入伍当上了女兵。

1971年元旦，她穿上新军装高兴地去见伯伯。不料，一进门周总理就对她说：“你能不能脱下军装回到内蒙古草原去？”见周秉建有些想不通，周总理告诉她：“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这么多人里挑上了你，还不是看我的面子。我们不能搞特殊，一点也不能搞，应该让贫下中牧、工人的子女到部队去，你在边疆是一样的嘛！”

周秉建最终听从了伯伯的意见，经部队领导同意，脱下军装再次成为一名插队知青。被推荐上大学后，周总理坚持让她学蒙文，继续为牧民服务。毕业后，周秉建按照伯父的意愿又回到草原，后来嫁给了蒙古族青年拉苏荣，在草原扎了根。

“三付饭费”同样是他不搞特殊化的感人故事。

1973年9月，周总理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总统离开杭州后，周总理请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中饭。席间他还向随行人员热情介绍西湖醋鱼、油爆大虾、叫化鸡等特色菜，大家吃得很高兴。

杭州楼外楼饭店

饭后，周总理让秘书去结账，省里同志要付钱报销，忙说：“不必总理付了，由我们地方报销吧！”周总理坚决不同意，说：“今天我请客，当然我付钱啰！”饭店只得收了10元钱。周总理说：“这许多菜，10元钱怎么够？一定要按牌价收足。”最终在周总理的一再要求下，饭店又收了10元钱。临上飞机前，周总理怕钱不够，又留下10元钱让机场转交饭店。

这种公私分明的精神让饭店的同志们十分感动。他们按照当天牌价单认真核算了一下，这顿饭菜钱共计19元多，饭店给周总理写了份详细报告，并附上清单和多余的钱，一起寄到总理办公室。

但周总理自己有时也搞点“特殊化”。

周总理经常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接见外宾，处理国际事务或国内大事，常常忙到后半夜。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夜里11点以后，可以吃夜餐。夜餐两菜一汤，有夜餐补助，各级干部补助多少钱都有明确标准，按这个补助标准，夜餐实际上可以不交钱。

周总理吃夜餐

不到晚上11点钟，在人民大会堂就餐都应该交钱，并且规定交钱的标准。领导干部每人交8角，一般秘书工资低，交2角5分钱。
可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吃夜餐，坚持按照白天的标准交8角钱。因为夜餐补助有明文规定，周总理交钱，人民大会堂也不好办，不能入帐。
秘书向周总理汇报：“总理，夜餐补助国家有明文规定，你不要补助坚持交钱，我们也不好办。你一向反对特殊化，你这么做就是搞特殊呀。”
周总理想了想，点头承认，“是有点特殊化，这是因为我的情况比较特殊。我一般是白天休息夜里办公，人家是夜餐对我而言是正餐么，怎么能享受夜餐补助呢？”
“总理，我不能接受你这个说法。”秘书坚持自己的意见，说：“你睡眠那么少，一天只有三四个小时。如果夜餐算正餐，那么白天就餐应该算夜餐了？那以后白天享受夜餐补助。”
“白天怎么冒出来了夜餐？讲不通么。你不要给我搞特殊。”总理挥挥手说：“你就照我说的去办。”
随着年龄的增大，周总理工作量不减，但身体状况不如从前。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一次，总理要陪外宾参观大寨大队。临出发前，秘书感觉周总理有什么事要说，便忙问：“总理，你有什么事吧？”

周总理陪外宾参观大寨

周总理用商量的语气说：“这次活动，要同外宾一起吃饭。你看，能不能设法把我碗里的饭弄软一些？”
“可以呀，饭都是盛好了才端上来么。”
“搞特殊了。”周总理忽然轻轻叹出一口气：“唉，我的牙齿已经全松动了……”

这就是周总理犹豫再三才说出的“特殊”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