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水稻，人们自然会想到“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袁隆平的前辈——丁颖院士就已经开始从事杂交水稻的研究。在解放初期，他成功提高了水稻的亩产量，坚守在农业高等教育一线，为中国的稻作科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位广东农业先驱，科学系统地证实了中国栽培稻种的起源及其演变，并提出了中国南方是人类栽培稻种的源头之地的观点。

丁颖（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

1888年，丁颖出生于广东省茂名市谢鸡镇石塘村的普通农民家庭。他深谙农民的艰辛，与当时报考文法商科的潮流背道而行，呼吁“当今之血性青年，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

1912到1924年间，丁颖获得公费留学的机会，三次赴日本深造，先后就读于三所日本高校。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和家境拮据等原因，他曾两度中断学业返乡任教。

1957年丁颖访问苏联（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36岁那年，丁颖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学士学位，成为该校第一位专攻稻作学的中国留学生。

“以蚂蚁爬行的精神，

苦干到150岁”

学成归国后，丁颖在广东大学农科学院（即中山大学农学院的前身）担任教授。

当时，广东农村的水利设施长期失修，农田缺乏水肥，谷种低劣。稻米产量无法满足内需，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更是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

面对如此窘况，丁颖认为要提高水稻产量，就要在培育良种上多下功夫。他认为，水稻增产归根结底是改良品种，必须对适应当地环境的优良农家品种进行提纯、复壮和有效利用。

1926年，丁颖在广州东郊犀牛路尽头的水塘里发现了一株野生水稻，他将其命名为“犀牛尾”。经过8年的反复筛选和改良，他成功育成了以学校名字命名的“中山一号”。

这一成就开创了世界上首个成功将野生稻抗逆基因转移到栽培稻的先例。他在两广地区推广并繁衍这一品种，引发了长达半世纪的“农人争种中山白”的盛况，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饥荒。

1927年3月，丁颖在广东茂名公馆凑集了260元，在一片干旱贫瘠的“望天田”上租下了60亩土地和一间民房，创立了我国第一个专注于稻作研究的机构——南路稻作试验场。随后，他陆续建了多个试验场，旨在选育优良稻种，改进栽培技术。

农学家丁颖参加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会议经过的报告（复制件）（图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1936年，丁颖将广东农家品种“早银粘”与印度野生稻杂交，培育出世界首个“千粒穗”水稻类型。每穗结籽数量可达上千粒，为稻田增产作出巨大贡献。

视谷种贵于生命的“谷种佬”

1938年日军侵入广州前夕，中山大学决定内迁。在撤离前一天晚上，隆隆炮声中，丁颖冒着生命危险来到稻作试验总场。他认真包装了当年夏天收获的400多个水稻品种，忙碌到深夜，次日清晨又将几百个良种番薯种苗分好类。

当他带着这些“宝贝”气喘吁吁地赶到码头时，差一点错过撤离的航船。同事们打开他的“宝贝”，发现除了谷种还是谷种。面对大家惊愕的目光，丁颖说:“我就是‘谷种佬’啊，谷种当然比我的命还重要。”

学农，爱农，务农

1961年，由丁颖倾力主编的《中国水稻栽培学》出版。这部书凝聚了中国智慧，展现了中国特色，成为我国农业教育与科研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首部水稻专业教科书。丁颖在任教初期，就十分重视教学、科研以及生产推广之间的紧密联系，注重系、科与科研试验机构的同步发展。

“学农，爱农，务农”是丁颖身体力行的座右铭。他以身作则，循循善诱，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农业科技工作者，卢永根院士就是其一。师生们常常一起到田里耕作勘察，守望田野。丁颖去世后，卢永根跟随恩师的足迹，带领学生悉心保护丁颖所收集的7000多份稻种资源，并将其命名“丁氏稻种资源”，以纪念丁颖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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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晓莹

责任编辑 | 段阳阳

运营编辑 | 段阳阳

质量审核 | 业蕾

❖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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