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人可以约束中国古代的皇帝？诚实的答案是：没有人。这样一来，皇帝就可以为所欲为，什么都不怕了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讲一个故事。
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子。鹞子是体型最小、杀伤力最强的猛禽，是猎人的宝贝。唐太宗是好猎之人，而这只鹞子，俊异绝伦，大宗喜欢得不得了，就把它架在手臂上细细把玩。正在欢喜处，远远望见魏徵来了，就赶紧把鹞子藏进了怀里。魏徵明明看见了，却假装不知。一本正经地跟太宗聊起古代帝王喜欢打猎耽误政事的教训，旁征博引，滔滔不绝。太宗担心鹞子会被闷死，可是又素来敬畏魏徵，只好听他说完。结果魏徵说了大半天，那只鹞子果然闷死在了太宗怀里。
这个故事试图告诉我们，太宗怕魏徵，怕到连心爱的鹞子都被闷死了。
可是，唐太宗真的“怕”魏徵吗？魏徵死后，唐太宗发现魏徵推荐过的两个宰相之才都出了问题，而且，魏徵竟然把自己劝谏皇帝的言辞往复都记录下来，并且给史官褚遂良看了。太宗很不愉快。他原来答应把衡山公主嫁给魏徵的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对魏微家人的眷顾也消退了。魏徵再善谏，说得再有道理，唐太宗也是不怕他这个人的。
然而，那只鹞子终归是被闷死了，唐太宗也不是无所畏惧的。那他畏的究竟是什么？
再讲一个故事。
某一天，宋太祖在盛怒之下，祭起手中玉斧，砸掉了一位官员的两颗门牙。这位倒霉的官员忍着剧痛，把门牙捡起来，用手绢包好，装进袖袋里。这一举动把宋太祖看傻了，不禁问道，你收拾这牙齿，难道还打算去告我不成？这官员说，我当然没办法告陛下。可是，史官自然会把这件事情记下来的。史载，宋太祖闻言，“悦，赐金帛慰劳之”，不但顿息雷霆之怒，而且还很高兴，赏赐了这个耿直的倒霉蛋。
宋太祖当然不怕这个倒霉蛋，但他显然还是有所畏惧的。宋太祖畏的究竟是什么？
作为帝制时期至高无上的统治者，皇帝有“三畏”。
皇帝的第一畏是历史。他害怕自己成为遗臭万年的昏君。“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国古代的大人物，对自身的历史形象是非常在意的。他们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而历史是最公正的法官。权势可以掩人耳目于一时，却无法遮住千秋万代的视听。
皇帝的第二畏是古圣先贤、列祖列宗。古代圣王的原则，本朝列祖列宗特别是开国皇帝的说法与做法，对后世的皇帝都有规范作用。周公的榜样、孔子的教诲、“五经”当中的名言警句，到任何一朝都是有力的思想武器。唐朝有《贞观政要》，宋朝有《宝训》《圣政》，明朝有《皇明祖训》，传承着本朝的“祖宗之法”。当然，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约束当今皇帝胡作非为，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当今皇帝的创造性。当周围环境发生极大变化的时候，死守古圣先贤、列祖列宗，显然会限制因应能力。
皇帝的第三畏是天。对于上天降下的灾异，皇帝必须认真对待。“天人感应”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最核心的内容是：人间统治与天道之间是关联互动的，人间统治出了问题，天就会对统治者予以警告，这就是所谓的“灾异示警”。天不会说话，它的示警方式就是降下灾异，比如地震、水灾、旱灾、日食等等。
而人间统治者在接收到这些警告信息的时候，就必须做出悔过姿态，检讨政策措施，减轻民间疾苦。悔过姿态包括：其一，皇帝本人的检讨，从最基本的减膳撤乐，到最高级的下诏罪已。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因灾异罪己的皇帝是汉文帝。其二，行政首长宰相的检讨，汉代曾经出现过因为灾异罢免三公的做法。其三，面向百官甚至全民开放言路，鼓励臣民上书批评政治。
今人站在现代科学立场，见古人在自然现象与人间统治之间生造因果，胡乱联系，初见之下，便欲嘲其愚昧迷信。殊不知。古人之保守“灾异示警”学说的目的，却是要皇帝心生畏惧。宋神宗的宰相富弼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皇帝不畏天，国家就离混乱甚至灭亡不远了。“灾异示警”学说，实为帝制时期兴亡攸关的政治理论。斥“畏天”为“迷信”而“弃天弗征”者，不免堕入新迷信——对科学的迷信，对人类能力的盲目自大。
如上所言，皇帝是有所畏惧的。他畏惧自己的历史形象，畏惧古圣先贤、列祖列宗，畏天。皇帝的“三畏”，是“抽象的皇帝”向“具体的皇帝”所悬示的道德高标。而负责对“具体的皇帝”时时提醒的，是士大夫。
传统时期的士大夫以“三畏”为武器，劝谏、约束“具体的皇帝”，希望他尽量符合“抽象的皇帝”的要求。但是，这三条约束都是软的，没有强制性。如果“具体的皇帝”两眼一闭，决心做个昏君，那是谁也拦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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