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新中国举行第一次授衔仪式，其中荣获上将军衔的共有55人，加上后来被补授的王建安与李聚奎，共57名上将。
应该说能够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多数都是战功赫赫，其中知名人数着实不少，比如许世友、韩先楚等等将军，不仅仅是战功赫赫，更是个性鲜明，一些熟悉党史的朋友，甚至能够如数家珍的将他们生平事迹说出。
话又说回来，虽然多数将军身上都是功勋赫赫，但其中也有不少杰出的人，他们并不以军功而出名。
比如李克农，他就主要是负责隐蔽战线。
当然，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开国上将，其实他工作的领域更为特殊，他不是以战功卓著而出名，而是以主管文艺工作而闻名。
他就是原沈阳军区第一政委的周桓。
一
尽管周桓不是以战功卓著而出名，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没有打过仗。
在诸多开国将军中，能够参加过系统教育的是少之又少，比如许世友将军，他是在投身军旅后，才逐渐的接触学习；韩先楚将军，小时候给地主家里放牛为生，后来还当过篾匠。
周桓将军上过中学，尽管相比于一些具有大学学历的开国将军要差些，但身上自带一股书卷气质。
1930年，周桓赴上海，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互济会训练班学习，不久之后就被派到湘鄂赣苏区参加红军，当时周恒作为具备一定文化水平的人，受到了彭德怀、滕代远的欢迎，周桓就被留在了红五军任政治部秘书，后来红五军扩编为红三军团后，周桓也随之担任了军团政治部秘书。
不过，虽然参加过打仗，但周桓将军那时主要负责的是政治工作，那时红军的生活条件极为艰难，就连吃的穿的都存在问题，更不要说日常的办公用品，所以为了节省，周恒将军就只能嘱咐大家尽量节省。
1934年9月21日，中革军委以红21师、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后改称23师）组建红八军团，为长征做准备，当时正担任工人师政治部主任的周桓也随即到了红八军团。
长征开始后，红八军团虽然位居于侧后翼掩护，可因为所部大部分都是新兵，一开始在作战中就损失惨重。
当时，红八军团23师负担任务最重，不仅仅要负责行军赶路，还负责沿途作战，因为大部队之前已经过去，等到他们再经过时，已经很难再筹集到足够多的粮食。
令周桓最痛心的是血战湘江战役中，红八军团在赶赴湘江岸边时，遭到桂系两个师的伏击，大部队被打散，等到突围过江，时任军团长的罗荣桓、周昆收拢红八军团剩余人是，仅剩下了800余人。
要知道，在出发之前，这个数字还是10922人。
1934年12月18日，红八军团被撤销番号，全军并入红五军团，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破坏部部长的周桓，也被调到了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任巡视员。
不过，其实也能看得出，周桓将军的长处不是作战打仗，而是做政治工作，这一点同他具备一定学历有着很大的关系。
尽管红八军团成立时间稍短，但周桓成长却很明显，特别是跟着时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期间，学习了不少有关政治工作的经验，为他后来从事政治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首要面对的威胁就是东北军。
尽管东北军在装备上要远远优于红军，然而打起来以后，东北军被红军打的崩溃，更重要的是，红军针对东北军展开政治攻势，许多良心未泯的东北军指战员都站出来，响应红军号召。
中央红军展开对东北军政治攻势后，决定在红军总政治部下专设一个敌工部，几经考虑后，中央决定由周桓来担纲这个重任，出任敌工部部长，专门负责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周桓第一个做工作的对象，就是在榆林桥一战中被俘的东北军将领高福源。
话又说回来，周桓对东北军工作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他本身就是东北人（辽宁安东人），而且周恒也很擅长做政治工作。
时间一长，高福源也很受感动，一次他主动对周恒说：
“只要你们放我回去，我会说服少帅联合红军抗日。”
周桓后来将这一消息报告给彭老总，经彭老总请示中央后，将高福源放了回去。
事实证明这绝对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也因为有了高福源，中央成功与张学良取得了联系。
整个战争年代，周桓始终负责的是政治工作，对于创建根据地、培养干部，周恒付出了极大的心血，毫不夸张的说，周桓在过去战争年代所起的作用，是以一当千，以一当万。
新中国建立以后，周桓出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东北局常务委员。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桓主要负责后勤工作，为前线数十万志愿军将士提供了有利保障。
1955年9月，周桓被授予上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这三枚一级勋章中，也不难看出周桓的资历那是很老的。
二
周桓之所以不如许世友、韩先楚名气大，主要在于他日常负责政治、后勤工作较多，不负担前线指挥打仗的重任，但后勤的工作对于军队而言，作用是非常重要，甚至直接关系到一个战争的成败。
1955年2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军区重新划分的决定，东北军区改编为沈阳军区，邓华出任司令员，周桓任政委。
除了日常政治工作外，最突出的是周桓在文艺工作上的作用。
熟悉周桓将军的人都知道，他为人多才多艺、酷爱文艺，在诸多开国将军中是非常少见的。
早在东北解放后不久，周桓就参与过部队文艺创作工作，帮助部队作家陈其通创作了话剧《炮弹是怎样炼成的》和《万水千山》；帮助指导解放军前线话剧团青年作家刘川，创作了话剧《烈火红心》和《第二个春天》，这些剧目演出后，还曾受到周总理的表扬。
许多部队的文艺团体都知道周桓将军善于做这些工作，都请他出面修改剧本、帮助导演曲目，时间一长，周恒后来被文艺界的人士称为是“全国总导演”。
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老总受到了批判，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邓华后来也被受到了牵连，并于1960年被安排到四川出任副省长。
周桓将军与邓华搭班子，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当年抗美援朝期间，周桓主要负责志愿军的后勤工作，与彭老总、洪学智、邓华都有过交流，也很相信他们的为人，对于当时地方的现状，周桓将军也心知肚明，因此多数时候他都是沉默不语。
即便如此，周桓将军还是受到了影响。
同年，周桓被迫转业到地方，出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处书记，主要负责主管文艺工作。
周桓将军毫不气馁，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中，他本就热爱文艺工作，他上任之间，辽宁省的文艺创作工作一直停滞不前，周桓将军经过考察后发现，主要是因为缺乏人才导致。于是上任后不久，周桓将军便派出省委宣传部长安波和省文化厅到北京招聘人才，不久之后，一大批具有高学历的文艺人才都被充实到各个岗位。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周桓将军虽然面对压力，但始终坚持文艺工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强调技巧是没有阶级性的，有时也要学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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