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国之前，周恩来总理经常忙于国统区，在白色恐怖之下，周恩来经常遇见危险。
共产党早期的20和30年代，周恩来经常负责中央的工作，经常会见党内同志，会见各路形形色色的人员，其中就会遇见叛徒的出卖，早期党的领导成员很多就是牺牲在了叛徒的手中，周恩来就遇见这种危险，但是他却躲过了一次次危险……
1930年蒋介石收到了一封来自共产党内部的告密信，写信的人是黄埔军校一期的黄第洪，他告诉蒋介石，最近周恩来准备会见他。
黄第洪，1924年参加了黄埔一期，在此期间加入了共产党，国共合作之后被派往苏联学习，这一年刚刚在苏联学完回国，谁又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个刚刚学成回国的人就向蒋介石自首了。黄第洪的说法是自己在共产党内过得不如意，愿意改过自新重新追随校长，也不知道这个刚刚留学的人在苏联受到怎样的待遇，才让他刚刚回国就想着叛变。
蒋介石看到这封信之后喜出望外，过去一直悬赏重金都没有抓到周恩来，这次机会却自己送上门了，于是他立即召集了陈立夫，叮嘱他务必将事情办好。
陈立夫将事情交给了徐恩曾，让他亲自负责处理黄第洪告密这件事。接到命令的徐恩曾深感此事非同寻常，为了防止走漏消息，他决定选派一个最可靠的人前去和黄第洪接头，想来想去，他最后选择了杨登瀛。
选择杨登瀛也许就是徐恩曾最错误的选择……
杨登瀛出生在1893年，原名鲍君甫，广东省香山县前山人，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后加入国民党，属于国民党左派，1928年加入中统，但却也是我党的间谍。
中央特科建立之后，特科需要许多的情报人员，这些人需要左右逢源，八面来风，需要在党政军帮各个方面都有关系的人，需要路路皆通这样的人物。
杨登瀛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早在早稻田大学的时候就结识了很多的日本朋友，回国后在日本洋行当职员。杨登瀛在上海交游广阔，和租界、当局的关系都很不错，更是和巡捕房的关系很好，更有自己的关系网，在上海滩混得风生水起。
就是这样他被中统看中了，中统当时在上海情报机构刚刚建立，严重缺乏骨干，他的老乡杨剑虹就想要将他介绍进中统，当时还不叫中统，而是叫党务调查科。
见到了杨登瀛的陈立夫非常的高兴，感觉杨登瀛就是党务调查看需要的人才，于是更加地欣赏他。认为他是在上海从事反共侦察最理想的人选。
一开始的时候，对于加入党务调查科，杨登瀛是拒绝的，不过他为人善于交朋友，本着“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的原则，所以和什么人都能聊到一起。每次陈立夫来到上海的时候，都会特意来看他，很快就和陈立夫等人成为莫逆之交。
恰恰是他可以和什么人都打到一起的这一点性格，让他和共产党的关系也不错，他的朋友中就有着共产党员陈养山，陈养山曾经一度住在杨登瀛的家中，但是他的老乡杨剑虹来他家的时候，都会提前告诉陈养山，让他躲起来。
此时杨登瀛已经脱离革命，但是对共产党还一直有着同情，再加上他的为人性格豪爽，讲义气，所以地下党有事找他的时候，他都热心帮忙。
当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式提出要他加入党务调查科的时候他就犹豫了，这不符合他的为人原则，进入调查科就需要对付共产党，他不愿意和共产党作对，也不想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因为他知道中央特科的厉害。
但是他却想到自己也可以暗中帮助共产党做点事，再弄一点共产党的消息过去敷衍国民党，这样既可以在国民党那里做官，又不用担风险，岂不是两全其美，这也符合杨登瀛的处世原则。
杨登瀛找到了陈养山，把事情跟他说了，并且表示自己愿意表面上接受国民党的任务，暗中帮助共产党。
陈养山十分了解他的为人，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情报，立马向上面汇报，周恩来得到消息以后非常重视，立马指示陈赓尽快约见面谈。
陈赓同杨登瀛见面之后，详细了解了情况后当即表示赞同杨登瀛的意见，并且表明了自己对他的支持，甚至还提供了资金的支持以及许多行动的支持，可以让他尽快的稳定局面，开展工作。
陈立夫又怎么会想到他在上海的第一个机关刚刚建立就已经掌握在了中央特科的手中。为了帮助杨登瀛尽快取得敌人的信任，陈赓经常和他一起研究情况，提供共产文宣、宣传单、刊物等让他拿去立功，同时还会提供给他一些党活动的情报……
由于陈赓的支持和出谋划策，杨登瀛很快就取得了陈立夫的信任。此后，杨登瀛又受国民党委派打通了巡捕房的关系，杨登瀛打通了巡捕房的关系之后，中央特科再通过杨登瀛，很快就在上海国民党的各军警机关和租界巡捕房都有了自己的耳目。
通过杨登瀛的关系，中央特科挖出了很多叛徒，出卖澎湃的那个白鑫就是杨登瀛查出来的。很多时候，杨登瀛不用特意去调查叛徒是谁，很多的叛徒都会自己主动跳进他这张大网里面。
1928年，党务调查科向杨登瀛介绍了一个叫做戴冰石的人，说是这个人会提供重要的情报，杨登瀛意识到这个戴冰石可能是个秘密自首的叛徒。打算通知陈赓，可是由于没有确定告密者的内容，就决定等等，可是过几天等杨登瀛接到确切行动地点的时候，再通知陈赓已经来不及了，结果有7位同志被捕。
杨登瀛正准备调查是不是戴冰石告密的时候，戴冰石自己主动凑了上来，原来事前的时候杨剑虹曾经答应，为了不让戴冰石身份被怀疑，当时是连他的小姨子一起抓走，事后再放了。可是如今还没有放人，他的妻子还在家闹腾他，他就来找杨登瀛帮忙。
杨登瀛将消息告诉了陈赓，特科调查清楚之后证实戴冰石是内奸，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红队立马采取行动，几天后就有人发现了戴冰石的尸体。
这是已经做出了事情的叛徒，还有很多刚刚准备告密的叛徒被介绍到杨登瀛这里，他们也就被秘密处决了。
1928年，杨剑虹因为贪污自杀，陈立夫就将整个上海的反共工作交给了杨登瀛，此后杨登瀛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活跃在了上海党政军警机关，上海的各侦探机关独立活动，不再受其他人管束。
很多大案要案陈立夫都交给了杨登瀛处理，租界巡捕房也会找他商量，有些时候甚至不用办理手续，作为现行犯直接逮捕就可以。
这样一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共产党机关的破坏计划和命令都会通过杨登瀛及时了解，事先采取措施，化险为夷……
这不蒋介石刚命令人去接触黄第洪，后脚杨登瀛立马将消息通知了刘鼎，让他告诉陈赓：黄第洪已经秘密自首，并准备出卖周恩来作为给国民党的见面礼。
刘鼎得到消息之后非常的吃惊，幸亏在国民党特务调查科里面有着杨登瀛这位关键性人物，否则周恩来真的去见了黄第洪，那么后果是不敢想象的。
杨登瀛先是按照刘鼎的吩咐将案子压了压，陈赓马上将情报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得到消息之后立马做出了两点指示：
第一，先将黄第洪暗中隔离，切断他与组织的联系。
第二，特科继续加紧调查，尽快弄清情况。
杨登瀛将消息报告给了刘鼎之后，自己也开始准备和黄第洪见面。
两人约见的地点是在南京路的邮电局门口，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手里拿着一只皮包和一张报纸在那里来回踱步，一会之后，另一位衣冠楚楚的男子从对面的街上向他走来，手里同样拿着皮包和报纸。
这是两人的接头暗号（暗号是黄第洪给蒋介石的告密信中约定的），两个人交谈了几句，然后走进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这两个人就是杨登瀛和黄第洪。
黄第洪见“蒋校长”果真派人来和自己见面，感觉特别有面子，非常的高兴，自己的情报已经受到了重视，自己的前途必将更加光明，此时满心欢喜憧憬着自己美好未来的黄第洪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此时已经暴露了，而暴露的原因就是坐在自己面前的这位接头人。
由于中央切断和隔离黄第洪，黄第洪自己也觉察到情况有点不妙。杨登瀛两次约见黄第洪到约定地点见面，可是黄第洪都没敢去。
中央特科经过周密调查，证明黄第洪的确写信给蒋介石自首，企图勾结敌人谋害周恩来，对党进行破坏，事实清楚，准备将他处决。
黄第洪虽然非常的谨慎，可是还是被自己心中的贪欲所影响，他写信给周恩来，说是自己有要事要和他商量，周恩来接到信之后决定将计就计查到他的位置，于是答应和他见面，并且安排红队成员准备随时处决他，不过黄第洪这个叛徒太谨慎了，赴约的那天他半路又回去了，他知道周恩来做事谨慎，对于这次见面，这个叛徒自己也没有十足的把握，经过再三考虑，他多次更换见面地址，就是不和周恩来见面。
周恩来也深知黄第洪的叛变对共产党的威胁太大了，如果不铲除他，后果不堪设想，经过特科的严密侦察，终于找到了黄第洪的地址，于是红队奉命出动，将黄第洪秘密处决。
黄第洪怎么样没有想到自己刚刚准备叛变，就被泄露了消息，自己也付出了生命。而正在沾沾自喜的蒋介石也本以为这次可以抓捕周恩来，满足自己一直想要抓捕周恩来的企望，结果却是开心过头了。
正是由于杨登瀛的存在，所以才避免了这一次的损失，否则周恩来必将遭到敌人的迫害，周恩来又在生死线上走了一会。之所以说是又走了一会是因为周恩来在革命生涯中曾经多次遇险，但是上天仿佛保护着这位伟人，每一次他都幸运的躲过了一次次的危险。周恩来太原水西门遇险，最后才撤离还指挥疏导混乱的交通
总理不为人知的一次遇袭，那是1937年，袭击者竟然是土匪
此外，杨登瀛还通过各种方法营救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像是任弼时和关向应都是被他营救出来的……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入狱，很快他就叛变了，由于顾顺章之前身居高位，所以他基本上知道中央在上海的所有机密和秘密交通员等，当然也知道杨登瀛的身份。
顾顺章的叛变对于我党的打击是非常严重的，幸亏的是顾顺章叛变的消息被钱壮飞得知提前送达中央，周恩来得知消息之后立马转变了所有的联络方式，通知顾顺章知道的所有交通员转移。
党中央免除了一次大的损失，大家都将功劳归功于钱壮飞，可是身为“龙潭三杰”的钱壮飞却是通过杨登瀛的帮助走入了徐恩曾的身边。
陈赓找到了杨登瀛，告诉他顾顺章已经叛变，叫他去外地躲一躲，杨登瀛听后非常的感动，连连表示感谢，但是杨登瀛觉得自己有张道藩这个大保护伞，自认为自己不会有事情，并不打算出外躲避。
面对自信满满的杨登瀛，陈赓只好叮嘱他：“你不想离开也可以，但是要做好思想准备，万一被顾顺章咬住，你就反咬他一口。”
杨登瀛十分感动陈赓的关心说：“哪怕明天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不后悔交了你这个朋友。”
不久徐恩曾就带着大批的特务从南京赶到了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杨登瀛作为“告密者”也被逮捕。杨登瀛和陈赓先后被关押在了南京宪兵司令部。
由于杨登瀛特殊的关系，所以在监狱里面，他也通过各种关系对陈赓给予照顾。陈赓对此非常感动，对他说："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由于这么大的事情是从陈立夫和徐恩曾的身边传出去的，所以陈立夫和徐恩曾害怕将实情告诉蒋介石之后会被恼羞成怒的蒋介石给枪毙了。
所以陈立夫和徐恩曾为了摆脱责任就决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杨登顶在被关了半年之后被张道藩保释。后来“老实做人”的杨登瀛被安排了一个反省院副院长的职位，从此脱离了特工系统，和共产党的关系也断了，生活开始归于平凡。
抗战胜利之后，杨登瀛已经非常穷困潦倒，靠着摆烟摊维持生活。
虽然杨登瀛生活归于平凡，和共产党的联系也断了，但是他的故事却没有结束。
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杨登瀛生活还是非常潦倒，靠摆烟摊为生。1951年，南京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凡在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机关任过职的，一律到公安机关登记。”
但是杨登瀛认为自己曾经为共产党工作过，也没有去登记，结果期限一到，他就被捕了。在审讯的时候他讲述了自己在1928年到1931年期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并且要求陈赓和陈养山给自己作证。
陈赓收到消息之后立即给南京方面回信，证实了杨登瀛为我党所做出的的贡献巨大，陈养山得知消息之后也写信给南京方面，证实杨登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并且表示他和陈赓愿意救助他。
1956年，杨登瀛受邀请前往北京，受到了陈赓、陈养山和安娥的热情招待。回到南京之后杨登瀛曾经给安娥寄去一封信：
“式沅同志：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旧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与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现在时代尖端，能不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回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信中摘录
那这位安娥是什么人呢，她也是一位地下工作者。
安娥原名张式沅，1905年生于河北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才女。1923年考入国立北京美专（现中央美院）西画系，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7年周恩来派遣她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不久之后张式沅被挑选到苏联国家保卫总局培训。
1929年，张式沅回国后到中央特科工作，改名安娥，周恩来安排他到杨登瀛身边做秘书，和陈赓单线联系。
安娥这一工作就是一年半，虽然没有她在杨登瀛身边工作的详细记载，但是她处于杨登瀛和陈赓之间，肯定非常的忙碌每次陈赓都能及时地收到消息，说明她的工作能力还是非常突出的，充分的完成了保障中央安全、制裁叛徒、搭救被捕人员的任务。她不但是一个优秀的地下工作者，她也是一位优秀的文学家。
安娥在担任杨登瀛秘书的同时还有着另外一个任务，那就是争取田汉。从此她的一生就和田汉纠缠在了一起，还生下了儿子。两人的一生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故事还是非常曲折的，咱就暂时不说了。
新中国建立之后，安娥先后在中央统战部、保卫部干了一个时期的特殊工作，后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戏剧家协会，创作了非常多的文艺作品。
不过天妒红颜，也就是在1956年秋天，安娥突发中风，失去了工作能力。
由于受到了陈赓、陈养山、安娥等人的资助，杨登瀛的生活有所改善，但是收入还是非常有限的，生活依旧捉襟见肘，有一年冬天，因为实在太冷，他还曾经向安娥求助，安娥不仅倾囊相助，还时常邮寄生活用品。
1956年安娥中风之后还时常有信来往，但是在1963年下半年，两家的通信才中断。
1961年陈赓病逝，安娥此时也中风好几年，再也没有能力给予杨登瀛经济上的帮助，他的生活更加艰苦。1967年，杨登瀛被带到了北京，再也没有回到家乡。
当时的“专案组”逼迫他提供陈赓和陈养山等人的“黑材料”，但是他坚守自己的立场，没有提供任何不利的材料，表现了自己尊重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品质。
1969年，杨登瀛去世，临死前他对自己的子女再三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也许杨登瀛的身份就不应该在这样的时期被历史掩盖，1975年，周恩来总理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叫到身边，向他说了很多的人的名字，其中有很多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就有着杨登瀛……
周恩来总理是中共中央秘密战线的创建者和最高领导者，他的脑海中记录着很多无名英雄，很多牺牲在秘密战线的英雄们，记着很多曾经为了秘密战线付出功勋的各派人员，很多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很多人虽然不被人熟记，但是他们的的确确为了这个国家，为了这个民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量。
正如周恩来总理最后说的:"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了……"
总理在最后时刻说出这些名字，为的就是让整个国家和民族记住他们这些英雄们，不能让这些英雄被人们遗忘。也是对于这个特殊时期处在秘密战线的工作者们受到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的意思。
杨登瀛的这一生，在那个特殊年代，为中央，为革命地下工作作出了非常多的贡献，正是由于有他们的存在，我们才减少了很多的损失。
谨以此文纪念那个特殊年代为了新中国的事业奉献了一切的革命先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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