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㵑（1903年5月19日－1988年5月20日），字幼臣，后改幼尘，浙江绍兴人，生于北京。中国第一位细菌学博士，微生物学家。1923年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1927年，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进修，1929年，他获哈佛大学卫生学(细菌学专业)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细菌学博士。1930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院教授，兼任中央防疫处技正。1930年与李涛、汤飞凡合作翻译的《秦氏细菌学》，是中国第一部细菌学译著。1933年他的第一部专著《病原学》问世。
余㵑（he）及夫人刘淑卫是周恩来与邓大姐老朋友，邓颖超在南开读书的时候经常到同学刘淑容家，并结识了刘淑容的妹妹淑卫。后来周恩来和邓颖超投身革命，刘淑卫则和余㵑结婚，虽然天各一方，但是他们消息相通，余㵑则是当时的西医名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为了避免给他们带来猜忌与麻烦，他们的关系就没有外露。
1946年11月，国共谈判破裂，在返回延安之前，委托余㵑先生保存三只皮箱，对于皮箱里面是什么东西，余先生并不关心，对于将来可能遇见的麻烦自己也不在乎，心里想的则是如何才能不负重托，可以安全保护皮箱。在当时收藏共产党要员的物件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但是余先生却毫不犹豫妥为保藏。
1949 年“八一”建军节那天，邓颖超受周恩来委托去上海请宋庆龄先生到北平，并且探望老友，顺便取走了皮箱，并对余㵑夫妇表示感谢。
当晚邓颖超请余㵑夫妇在上海愚园路寓所吃便饭，饭后邓颖超亲自动手收拾餐具，这给刘淑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感慨：
这位幼年的同学辈，著名的共产党要人、社会活动家，竟一点架子也没有，始终保持着老百姓的本色。看似平凡，但在这平凡中又包含有多少不平凡啊。
邓颖超离开的时候邀请余大夫前往北平，1949年国庆后不久，余大夫进京，邓颖超到车站迎接的，周总理邀请他们共进晚餐，在餐桌上，总理嘘寒问暖，关切地说：
“你们辛苦了，先休息两天，由傅副部长给您安排工作。”
余㵑长期从事医学，对共产党的了解不深刻，对总理的为人处事也不清楚，他和总理虽然是老朋友，但是见面的机会不多，就显得拘谨一些。
总理说道：“随便一些嘛。你们对党有什么看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余㵑感叹解放军纪律好，长官没架子，于是提出了心里的疑虑，向总理问道：
“共产党来了，咱们当医生的还能当医生吗？”
总理则爽快的笑道：
“是啊，我们党重视科学，凡是愿意为人民服务的，都会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在座的傅连璋同志就是医生。”
得到肯定的答案让余㵑放下了心里的担忧，和总理聊着各自的经历。
坐上南下的列车，余㵑回想着总理勉励的话“为人民服务”。此后的几十年，余㵑努力工作，孜孜不倦。
文革时候，当他得知总理的处境困难的时候，就天天看报，寻找有关周总理的消息和他的照片，看到总理日渐消瘦的身体，他特别的担心，他想亲自去探望总理，再次为总理检查次身体，可是这已经不可能了。只能通过邓大姐多次向总理表示慰问。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举国悲痛。余教授全家彻夜恸哭，他透过泪眼，久久凝视总理的遗像……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昨天。
未发生的叫未知，发生的才叫历史，我们只探索历史！追寻伟人的脚步，发现历史背后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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