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讲王阳明心学《传习录》，马子莘问王阳明：“朱熹认为《中庸》里的修道之谓教，是圣人按照我们人性中固有的道，做出评价和规定，以此让天下人效仿，就像礼、乐、刑、政等。这样认识对吗？”
王阳明回答说：“道即是性，即是命。原本就是完完整整，不能够有所增减，也不假修饰的。何须圣人来评价和规定？只有那些不完整的事物才需要评价和规定。礼、乐、刑、政是治理天下的法则，固然也可以叫作教，但并非子思所说的本意。按照朱熹先生的说法，那些中下资质的人，如果可以通过教化领悟圣道，那《中庸》后面为何又要另外说出一段‘戒慎恐惧’的功夫来，反而舍弃了圣人的礼、乐、刑、政等教化？难道只是把圣人的教化当作一种摆设了吗？”
这就是很多儒家学者走偏的地方，认为学习圣人制定的那些“礼、乐、刑、政”，就能悟道了。
认为那些东西，都是圣人根据我们的人性所制定的，所以认为学那些东西就能悟道，这样理解就错了。
如果真是这样，那些学富五车，精通“礼、乐、刑、政”的人，不应该早就悟道了吗？
如果真是这样，那子思为何要在中庸的后面，说出‘戒慎恐惧’的功夫呢？不应该直接告诉我们学好“礼、乐、刑、政”就行了吗？岂不多此一举？
所以王阳明才说，这不是子思所言“修道之谓教”的意思。
仅仅学习那些“礼、乐、刑、政”是无法悟道的，还得切实的格物致知，戒慎恐惧，才有可能证道。
我们可以把“礼、乐、刑、政”，看作是名言之教，儒家治理世间是重视名言之教的。
而道家恰恰相反，所以《道德经》里提倡“不言之教”。但是大家要搞清楚状况，《道德经》所讲的是上古圣人的无为之治。
那个时候人人依道而行，人人良知都是彰显的状态。这个时候你还需要立什么名言之教呢？都是多此一举。
就好比一个原本就不会迟到的人，你给他制定一个上班不能迟到的定制，这又有什么必要呢？
而到了孔子那个时代，礼崩乐坏，人人良知被自己的私欲遮蔽，人人只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对父不知孝，对君不知忠，对友不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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