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军大西南动员会上，刘伯承风趣地扳着指头说：蒋介石有三怕

1949年7月26日，南京，原国民党政府“国大礼堂”。

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进军西南”战前动员会正在召开。讲台上，精神矍铄的刘伯承司令员双手往腰肌一叉，对着台下数百名团级以上干部风趣地高声问道：

“同志们可知道，蒋介石有三怕，都是哪三怕吗？”

刘邓大军

第二野战军又被称为“刘邓大军”，这是因为有两位革命家珠联璧合地领导和指挥着这支闻名天下的大军。

这两位一位是刘伯承，一位是邓小平。两人最初是相识的，但是直到1938年初，才正式在一起工作。

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出任129师政治委员，而129师的师长正是刘伯承。从此以后，他们便正式开始在一起工作，这一搭档就是13年。一个是炉火纯青的政治家，一个是千锤百炼的军事家，他们之间完美的配合，培养了一支闻名天下、屡创辉煌战果的钢铁队伍。

1945年8月20日，刘邓率领八路军第129师创立并发展了晋冀鲁豫解放区，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块根据地，是当时全国七大解放区之一。

随后，刘邓大军先后发起和参加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豫北攻势、晋南攻势等，击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歼灭了大批敌军并巩固了革命根据地。

1947年8月7日，在鲁西南战役胜利后，刘邓大军兵分三路向南疾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大军先后跨越陇海路、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汝河、淮河等重重障碍，经过20多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于8月末进入大别山区，实现了战略进攻阶段的历史性转折。

1948年11月，刘邓大军与华东野战军共同发起了淮海战役。1949年2月25日，按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改为第二野战军，下辖第3兵团、第4兵团、第5兵团，共28万余人。渡江战役后奉命进军大西南，解放川黔康滇等西南各省。

进军西南

南京解放以后，北平与南京、武汉之间的电报往来愈来愈频繁。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军委的领导，一直关注着西南地区的局势与进军问题。

1949年6月17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

二野西进时机，似以9月较为适宜。一则准备时间较充裕；二则沿途哪时才能有粮食；三则四野主力（7个军）9月可到郴州、赣州线，11月可能占广州，迫使广州伪政府迁至重庆，然后二野夺取重庆较为有利。

中央军委之所以作出这一战略指示，一方面是因为出于敌情、时间的考虑，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第二野战军所处的地理位置。

渡江作战中，第二野战军挺进浙赣中部，此时正集结在金华、江山、上饶、鹰潭、东乡等浙赣沿线地区。如果要进军西南作战，必须向西穿越粤汉铁路。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数十万大军正在粤汉线上，准备南下湘粤桂，歼灭白崇禧集团。

为了避免部队调动中的交叉运行，所以中央军委才考虑，等第四野战军进入湘粤边界后，第二野战军再展开行动。

另外，渡江作战后，由于陈赓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前冲太快，一时没有刹住脚，竟然攻至粤赣边界地区，占据了进攻广东最为有利的出发阵地。因此，中央军委决定：将第4兵团划归给第四野战军指挥，担负解放广东、广西的作战任务。将第四野战军位于粤汉路西侧的部队划归给第二野战军指挥，担负解放西南的任务。

对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第二野战军立即无条件地执行。7月18日，第二野战军各兵团、军就接到了军前委下达的《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要求全党全军正确认识解放西南的重要意义，积极向着西南进军。

第5兵团动员会

1949年7月23日，江西上饶。

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野战军前委关于进军西南任务的指示，筹划进军准备工作。

第5兵团成立于1949年初，是第三野战军隶属的三个主力兵团之一。它是由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中原野战军第1和第11纵队组成，下辖3个军，分别是第16军、第17军、第18军，兵团司令员是杨勇，政治委员是苏振华。

“渡江以后，没有大仗可打，我猜大家都着急了吧！”会议一开始，杨勇就一脸笑意地说道：“中央军委就知道大家的心思，这不给我们送来了一份大礼。告诉你们，我们兵团就要进军西南作战。那里开始有上百万左右的国民党军队，乌压压一大片，想想都开心呀！到时候，又吃肉、又啃骨头，还要喝汤，各位就敞开了肚子欢快点吃，但又一点，别给我撑坏了肚子！”

杨勇的一番幽默调侃，引起了在座的军长、师长和政委们的一片笑声。他是湖南浏阳人，1930年参加的工农红军，是一名从基层一步步脚踏实地走上来的解放军将领。

“各位，我们现在驻扎的地方是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方志敏等同志开辟的根据地，是革命老区，也是我们革命向前的力量源泉，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做好准备，用胜利来向老区人民报喜！”杨勇鼓励在座的将领。

7月25日，苏振华主持召开了第5兵团团以上干部动员大会，传达了中央军委进军西南的决定和信心，号召全兵团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干净、彻底地消灭盘踞在西南的国民党军残余势力。

第3兵团动员会

第3兵团由原中原野战军第2、第3和第6纵队改编而来，下辖第10军、第11军和第12军，兵团司令员是陈锡联，政治委员是谢富治。

渡江作战后，第3兵团进占浙江金华、兰溪。7月上旬进至芜湖、当涂、宣城、安庆等地区整训待命。

7月中旬，陈锡联、谢富治随人到南京向刘伯承、邓小平汇报情况。“你们对于部队下一步的作战任务有什么想法吗？”汇报过程中，邓小平突然问道。

“我军渡江作战后，国民党的参与部队满打满算估计也不过150万余人。这些敌人分布在中南、西南、西北和宝岛等地区，都已是惊弓之鸟。前述中央军委已经下达命令，追歼蒋介石的残兵败将。现在优势在我方，进军大西南也是必定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不能让敌人跑了，要争取全部围歼在大陆上，为后续跨海作战打下基础。”两人早已对此问题有过深入探讨，现在邓公问起来，回答也是游刃有余。

汇报结束临走之前，邓小平特意叮嘱陈锡联、谢富治：“回去希望你们抓紧做好准备，解决好战士们的思想问题，要告诉他们，蒋介石妄想在西南立足，我们是绝不答应的。”

7月26日，南京。

第3兵团召开为期一周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军委和野战军前委“进军大西南”的指示，并邀请了刘伯承司令员亲临大会，作关于进军大西南的动员报告。

刘伯承挥舞着他那有力的臂膀，对台下第3兵团团以上干部说：

“渡江作战后，我们二野分别集结于芜湖、上饶及赣中地区，主要是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在这期间，青岛、福州等沿海城市相继解放，帝国主义直接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已大大减小，而且我第三野战军的部署已调整就绪，完全能够担负起东南沿海的防务。因此，我们二野向西南进军的时机成熟了。”

这位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的著名军事家，养成了讲话做报告一般不用讲稿的习惯。他在讲话中不仅仅思维敏捷、分析缜密，而且语言非常幽默，给广大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讲完中央军委的决策和进军大西南的战略意义之后，刘伯承喝了一口茶，双手叉在腰上，很风趣地向台下高声问道：“同志们，俗话说的好啊，平生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蒋介石做了亏心事，所有他有三怕。你们知道是哪三怕吗？”

台下的人笑着都在自己猜测，蒋介石的三怕到底是啥？

刘伯承默不作声地停顿了一会，然后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然后伸出手，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一边扳一边说道：

“蒋介石一怕我军入关，二怕我军渡江，三怕我军进军西南。可我们偏不遂他的意，我军入了关，也渡了江，现在又要向大西南进军了，他在大陆上的日子不长了。他越怕什么，我们就越要给他什么。”

听到这里，伴随着笑声，台下响起了一阵阵热烈的掌声，都被司令员的幽默折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