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了几起故意杀人案，除张某系死刑复核阶段为其辩护未能成功保命外，其余几起都为被告人保住了命，其中一起判得最轻，为15年有期徒刑，另一起在未赔偿对方的情况下判处无期徒刑，另外一起一审判处死刑，二审改判死缓，另一起因有部分赔偿，一审判处死缓，没有上诉。

也为被害人家属代理过三起故意杀人案，其中一起一审判处死刑，二审维持原判，最高院复核时核准了死刑，另两起在没有赔偿的情况下，一审判处死缓，被告人没有上诉，被害人家属却强烈申请检察院抗诉。

梳理这几起故意杀人案，案件事实都没有争议，故意杀人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在此前提下，被告人希望能保一命，成了辩护最大的追求。

但，能否达成目标，有时候辩护人辩护水平再高，于事无补，因为，除了辩护，还有一项最重要却最难做的工作。只要把这项工作做通了，保命才有希望，否则，辩护得再好，结果不会理想。

这项工作是得到被害人一方的谅解。

亲人被杀，许多家属既要被告人偿命，还要他赔钱。显然这就有点过了，不切实际，且不说被告人一方不答应，连法官也不会这样判。

在要命与要钱之间，双方是一致的：保命就得出钱，要钱就不能要命。

对被告人来说，怕就怕遇上好赖就不要钱的。凡是能用钱摆平的事，它就不是事。

对的，遇上坚决不要钱的被害人家属，如果没有法定的从轻或减轻情节，大概率就死定了。因为，如果不判死刑立即执行，法官就成了被害人家属的仇恨对象，似乎他在二次伤害人家。

在前述代理被害人家属一案中，死者是一位年仅21岁的女大学生，在自己的出租房内先被猥亵，后因被告人害怕罪行败露，用枕头压住女孩的面部致其窒息身亡。后查明，之前该被告人在某高校实施过同类犯罪，只是未杀人，猥亵后即逃离了现场。

该案二审开庭后，被告人父母在辩护律师的带领下到律所找我求情，希望能代为做被害人家属的工作，争取谅解被告人。

我没有当场拒绝，却深知几乎没有可能。当年迈的老人向我跪下磕头的那一刻，虽有恻隐之心，却不能违背委托人的意愿。

去年为某被告人辩护，待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后，犯罪嫌疑人的儿子张某在中间人的带领下，带我一起登门赔礼，并商量赔偿事宜。

进得客厅，女主人和她的一双成年儿女立即发难，劈头盖脸将小张问候了半天，小张受不了对其母亲的言语侮辱，几乎就要跳起来和对方争辩，我赶紧拉住他的手，让他坐下，什么也别说，先忍着听完。

愿意为来人打开房门，说明赔礼有戏。怕就怕敲不开门，强行敲开门了，对方指着鼻子说你给老子滚出去。

俗话说有理不打笑脸人，好话也是情。但凡是人，总有恻隐之心。

前述没有得到谅解的父母，如果亲自到被害人家里登门道歉，会不会感动他们？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也许会的。一个人做不成的事，换个人或许就成了。

就拿小张来说，前后总共登门三次，每次都拎着礼品，带着诚意，忍受侮辱，饱受训斥，最终的结果却很值。原本索赔150万，后来让到90万，最终以82万成交，律师在调解中固然起了作用，但最主要的是因为小张上门，让被害人家属尽情地宣泄不满情绪，情绪诉求先得到了满足。

经此几件事，一点感悟是：辩护人再用心，毕竟是局外人。要想让双方放下仇恨、案结事了，总得先有个情绪宣泄的机会，再有个真诚赔偿的态度，如果再加上能证明诚意的赔偿金，离达成调解协议也就不远了。

辩护人最怕的是：被告人一方钱是出不起，姿态放不低。也曾见过法庭上被害人父母还没等辩护人走出法庭，在法警眼皮底下就暴打辩护人。指望被害人家属保持理智，有时只能是奢望。

在此情况下，想达成赔偿协议，谈何容易？

张和玉，贵州存正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司法部死刑复核援助律师，贵州省律师协会涉访涉诉委员会委员，贵阳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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