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一些军政要员或投降或自杀，还有一些人决定跟随蒋介石撤守台湾，而作为蒋介石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党“副总统”李宗仁，也在琢磨自己的出路：“我不想死，不想向共党投降，台湾，我也不会去。看来，只有一个选择了……”
1949年11月，距蒋介石前往台湾只有一个月，李宗仁以治病为由乘坐专机前往香港，落地后又转机飞往美国，这一去就是十六年。或许“自由国家”的饭不太好吃，五年后，李宗仁就开始派心腹程思远前往北京，多次拜访周恩来，为归国事宜积极沟通。直到1965年7月，李宗仁才踏上了祖国的土地，毛主席也在中南海会议室接见了他，一番对话下来，李宗仁强调：“我已经上岸了。”晚年弥留之际的李宗仁也念叨着：“这是我这一生最正确的决定。”
毛主席与李宗仁在会议室里说了什么？让李宗仁晚年也念念不忘的“正确决定”又是什么呢？。1949年初，国民党四百多万大军被解放军打得节节败退，蒋介石宣告下野，李宗仁担任代总统。新上任的李宗仁面对“大厦将倾”的局面，积极进行“谋和”行动，他摆出开明姿态，一边下令释放“战犯”，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一边派出代表与各界民主人士交谈拉拢人心。中共可不会再吃一套了，采取针锋相对的策略，发表公开言论：“大家不要被国民党伪善的言论所蒙蔽，注意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忘记在他们统治下过得水深火热的百姓们。”
毛主席也对李宗仁的种种行为有所异议，通过新华社连续发表了六篇评论，也是当今史学界所称的：“六评战犯求和”。当时毛主席对李宗仁的这几篇评价引起了轩然大波，言辞犀利、别具一格，毫不留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和谈”的真实目的，就是让解放军南下师出无名，企图划江而治。
除此之外，毛主席还在文章中对李宗仁与蒋介石进行了比较，他认为这两个人都玩过“和谈”的把戏，此前蒋介石没有下达过“言论自由、停止间谍活动”的命令，而李宗仁下达了，这是不同的，但李宗仁的命令也不过是空头支票，不仅与蒋一样没有实行，还把人民压迫得很厉害了，李宗仁自己赚得了一点好名声。事实上确实如此，在李宗仁的统领下，南京的“和平促进会”被查封了，津浦路蚌埠淮河大桥被被炸毁，淮河桥与武胜关的隧道工程也在炸毁的计划内，李宗仁的桂系部队行事野蛮，比起蒋氏集团有过之无不及。
人们都把蒋介石称为美帝的走狗，蒋介石对此习以为常，从不争辩，当人们开始称李宗仁为“美帝走狗”的时候，李宗仁不习惯，于是赶紧站起来为自己辩护。他通过中央社发表过一篇“致电毛泽东”的文章，说道：“贵方电台多次说，我方政府倡导的和平是与他国的阴谋，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带着对我党的成见，事实并不是如此。”
因此毛主席对蒋介石与李宗仁评价说：蒋介石昨天是心狠手辣，今天也是。李宗仁与白崇禧之流的桂系部队，以前也是凶神恶煞的，但今天他们看起来倒像一支笑面虎。蒋介石的谎言，大多是空话，比如什么“还政于民”、“永远和平”，人们听不到他说任何具体的话；李宗仁在这件事上就显得有些逊色，很容易被抓人到把柄，比如在那篇“致电毛泽东”的文章里说：“政府在言论和行动上都表现出和平的诚意，释放政治犯、言论自由、保护人民和社会各阶层的民主自由正在逐步落实，这些都是事实，没有虚言。”对此，南京的人民很有话说：“事实皆无。”
在处置“国民党战犯”的问题上，毛主席认为李宗仁处理得比起蒋介石高明。蒋介石及其心腹从来没有说过要惩治战犯，或者说当没有这件事，比如蒋介石在引退文里，对此只字不提，也没有像雷震、潘公展那样表示反对，他们从根本上反对把战争罪犯当作一个问题来讨论。而李宗仁并非如此，他既赞成又反对，这也是李宗仁的独特之处。李宗仁面对中共和谈提出的条件，表示：“政府愿意就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即刻开始商议。”中共提出的八项条件，其中一条就包括惩治国民党内战犯，这是先给出一点甜头，稳住中共方面。不过，仅仅是在六天之后，李宗仁的态度就变了，对此拒不承认。
最后，毛主席对李宗仁这个人总结说：“看，李宗仁就是这样变化无常。即赞同又反对，哪边都不得罪，他的脚踏在两艘船上，这是他和蒋介石最大的区别。”毛主席一语成谶，新中国成立后，李宗仁即不去台湾，也不倒向中共，而是去了美国。
逃亡海外的李宗仁寂寥落寞，思念祖国之情与日俱增。1959年10月，定居香港的程思远受李宗仁的委托来到北京，请求面见周恩来，向他详细描述了李宗仁近年来的思想经历和回国愿望，并交给了周恩来一封李宗仁的亲笔信。周总理接过信，打开仔细地看了一会，笑着对程思远说：“宗仁先生在信中说愿意把自己收藏的古董画作献给国家，这体现了李先生的爱国精神，政府会认真考虑接受他的愿望。”
毛主席也对李宗仁的归国的事很关心。一次，周恩来与毛主席谈及李宗仁归国的热切渴望，担心李宗仁可能对在中国生活会有不习惯。毛主席回答说：“如果他愿意回来，我们就欢迎他回来。不习惯的话，就可以再飞回去，允许他来去自如。”周恩来在毛主席允许他“来去自如”的基础上，提出了“四可”、“四不可”的条件，“四可”包括：“可以回国安居，可以暂时留在欧洲，如果想回来可以回来，归国也可以再离开”；“四不可”：包括：“不干涉台湾问题、不干涉中美关系、不与第三方势力搅在一起、不插手国共关系。”
1963年圣诞节那天，程思远向李宗仁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归国事宜的有关条件。李宗仁欣喜若狂，说道：“我只要一可就够了，我只想回祖国安度晚年。”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李宗仁回国事宜被迫搁浅。
1964年2月，李宗仁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章，内容对中国实际情况有所误解，在当时国际社会产生了负面影响，明显违背了“四个不可”的条件，李宗仁回国之事不得不被推迟。
1965年2月3日，毛主席接到中共中央调查部的报告，内容要点如下：第一，李宗仁计划途经香港返回国内；第二，李宗仁归国之心坚定，已经登报售卖他在新泽西的房产。第三，他通过报纸对他此前关于中国外交的言论公开道歉，悔恨不已。
收到这份报告后，毛主席立即与周恩来讨论，表示：“看来我们应该欢迎他回国，去年他给美国报纸投稿的问题也主动承认错误了，就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周恩来听从毛泽东的指示，立即作出详细安排，出于安全考虑，他劝李宗仁不要在美国召开记者会，也不要发表书面声明。李宗仁自然立马就同意了，重新打算由巴基斯坦回国，并表示：“我计划回国的第一时间，在机场就发布公开声明。”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计划，但是声明草案必须事先与中央政府协商。
7月20日，李宗仁在程思远的陪同下抵达北京，周恩来在机场安排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当时，李宗仁面对欢迎他的群众非常激动，随后郑重宣读了他与周恩来事先商议过的声明。
“16年间，我远离祖国，以待罪之身滞留美国。如今，我终于实现了我的愿望，我认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蒸蒸日上，我很高兴能在这个时候从国外回来。我希望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愿意参加一切反帝爱国活动。我发誓在我有生之年，就是我报效祖国之时。”李宗仁的话确实一番肺腑之言，他的话音刚落，周恩来等欢迎人员都热情地鼓起掌来，大家都高声说着“欢迎回国”！
可谓是：“此一时，彼一时”。李宗仁十年间排除各种“险阻”，终于回到了祖国大陆，还受到了中国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7月26日上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亲切地会见了李宗仁和程思远。据程思远回忆说，当时这两位多次较量、又几度言和的老人，笑容满面、紧紧握手。毛主席首先开口，说：“你回来了，很好，欢迎欢迎，大家都坐下说说话吧。”双方都坐定以后，毛主席用带着浓重湖南口音的话，幽默地对李宗仁说：“清邻先生，你这么积极争取回国，这可是误上贼船了啊！现在台湾那边可是口口声声地叫我们“匪”呀，你这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李宗仁听完笑了，倒是一旁的程思远回答说：“是啊，我们登上了这艘船，已经到达彼岸了。”紧接着，人大副委员长彭真也说：“是的，登上了彼岸。”李宗仁当即也强调说：“是的，我已经上岸了啊。”最后，大家又聊起以前的事情，气氛十分活跃。
不由得，我们再提起毛主席当年对李宗仁的评价，最后一句是：“他脚踩在两条船上，这就是他和蒋介石的区别。”确实是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毛主席是否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不管怎样，现在看来毛主席的判断是正确的。
到了“特殊”时期，有关人员想去见李宗仁，周恩来得知此事立即下令“不得进入李宗仁家”，还亲自安排一些同志把李宗仁保护起来。1966年的国庆，李宗仁还受邀到天安门城楼上出席典礼，毛主席与李宗仁再握手，对他说：“请多多保重身体。共产党不会忘记你的。”之后，毛主席还邀请李宗仁到会议室喝茶聊天，这也是毛主席和李宗仁的最后一次谈话。
1969年1月，李宗仁因为肺炎卧病不起，坚持通过口授让属下写了一封信，真挚地感谢了毛主席和周恩来，信中说：“1965年，我毅然从国外回到祖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深深荣幸能够成为中国人民的一员，在我最后的时刻，仍然深切关注留在台湾和海外的民族主义者和所有爱国人士的未来。他们还有一条路可以走：像我一样，回家吧。最后，我一是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二是，希望台湾尽快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的事业。”弥留之际，李宗仁轻轻地念叨着：“回国，是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情。”
或许李宗仁曾经做错了事，但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依然宽容地接纳了他，欢迎他回归祖国，他最后的一番话，深深表达了他的爱国情怀，也证明了他和毛主席、周总理一样，对祖国统一有着深切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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