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春节前后，大街小巷年味正浓，北京市公安局的气氛却丝毫不受影响，甚至比以往更加紧张，因为某个案件正进行到关键时刻。大年初一，专案组组长收到一则消息，听完后立刻带人匆匆赶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
原来这个专案小组负责的是一则1959年的国宝失窃案，但立案一年有余，案件一直没有侦破，国宝也一直下落不明。直到1961年，专案组赶到博物馆后，在博物馆内见到了失踪已久的国宝，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国宝为谁所盗？又为何再次出现在博物馆？
国宝不翼而飞，周总亲下批示
1959年，北京历史博物馆预计在10月份进行“中国通史陈列”的公开预展，这场展览有另外一个重大意义，即庆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因此博物馆对这次展览十分重视，提前几个月就开始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故宫博物院经过精挑细选，最终敲定了参与这次展览的所有文物，它们在历史博物馆被工作人员精心管理。8月14日，工作人员照常清点文物，却惊奇地发现21号陈列柜中的文物竟然少了一件。
消失不见的那件文物，是一件西周青铜器，名叫“史孔和”，虽然体积非常小，但历史意义重大，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价值非凡。能入选此次展览，在“中国通史陈列”中占据一席之地，也足以表明这件文物的重要程度。
重要文物离奇失踪，无论是对博物馆还是对公安部门来说，都是一件大事，更何况这次展览与十周年国庆密不可分，于是这件事很快被上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当机立断，连下两条批示，立刻成立专案组侦查此事，同时做好事件保密工作，切勿走漏消息。
侦查一年无果，国宝消失无踪
参与此案侦查的，不仅有公安部门，还有历史博物馆以及国家文物局，三方联手迅速展开了调查。博物馆最近一直在做准备工作，因此进出的只有工作人员，且馆外戒备森严，训练有素的警卫持枪看守，可以排除“飞贼”偷偷潜入作案的可能。
专案组认为这起案件很可能是“监守自盗”，大致确认了调查方向，将目光放在了馆内工作人员身上。经过一系列的调查后，嫌疑人范围缩小至三人，下午6点前值班的丁大华、晚上12点前的值班员赵桐臻、晚上12点后的值班员杨文和。
博物馆当天的所有工作人员都接受了调查，但在调查过程中，除了这三位值班员，其他人都通过一些证据被排除了嫌疑。然而案件到此进入了瓶颈，因为没有证据能够表明谁是真正的罪犯，而公安部门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也不能轻易下结论，以免让无辜的人蒙冤。
专案组分别与三位嫌疑人谈话，交谈中软硬兼施，甚至用了心理战术，但仍然没有任何一个人露出马脚。于是专案组继续对三人进行深入的背景调查，通过这轮调查，排除了在博物馆工作十年、口碑良好的杨文和的嫌疑。
与没有任何作案动机的杨文和相比，另外两人嫌疑更重。丁大华的父亲曾经是个古董商人，对古玩文物十分了解，且丁大华刚好有一个香港籍的交往对象，这意味着他可能有文物转移途径。赵桐臻平日作风很有问题，虚荣小心眼，且非常喜欢贪小便宜。
然而即便两人都嫌疑重大，但仍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警方在两人家中搜查，也没有发现文物的踪迹，负责监管文物交易调查人员，也一直没有听到任何关于“史孔和”的消息。案件再次陷入僵局。
国宝再现，引蛇出洞
调查难以继续，但专案组不能一直被动下去，于是改变了侦查思路，让博物馆方面以工作调动为由，将所有工作人员调往牛栏山农场参加劳改，侦查员则在暗中观察。
此时距离国宝失窃已经将近一年时间，劳改进行了一段时间后，专案组一直没有动静，盗窃者也许是彻底放下了戒心，于是故态复萌，再次行窃。劳改队中时不时有人丢东西，事情逐渐传到了侦查员耳中，侦查员暗暗搜寻调查，在一个房屋顶棚发现了被藏起来的赃物。
侦查员并没有打草惊蛇，因为小偷必然会回来取这些物品，他们需要做的，就是守株待兔。很快到了年底，农场的工作人员放假后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有一个人却留到了最后，准备拿走自己藏在顶棚的“财宝”，而埋伏在此的侦查人员人赃并获，逮捕了小偷——赵桐臻。
赵桐臻偷偷摸摸的时候胆子很大，被抓到后立刻胆怯起来，为了减轻惩罚，老老实实交代了自己的偷窃过程，并且承认了史孔和失窃与自己有关。赵桐臻是窃贼在公安部门的意料之中，但出乎意料的是，史孔和如今竟然就在博物馆之内。
按照赵桐臻的交代，专案组组长在赶到博物馆后，从另一件文物“大盂鼎”中找到了被藏起来的史孔和。原来赵桐臻在“偷”走史孔和后，曾经把它藏在家中，但后来心中越来越不安，于是将其转移到了大盂鼎中。因此，专案组一开始在博物馆的搜寻以及后来在赵桐臻家中的搜寻都一无所获。
结语：
赵桐臻以为自己的偷盗和转移天衣无缝，专案组侦查的时候也确实一度陷入僵局，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有的违法犯罪行为都不能逃脱法律的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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