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中共中央罕见地为一名长眠在异国他乡的国际特工平反昭雪。这时她已在西伯利亚失踪了47年。
这名国际特工叫吴先清，在苏联化名罗莎·拉库洛娃（即红色的玫瑰意思），是中共国际特工第一人。
国家安全部这样评价道：
“吴先清同志参加我党工作后，为党和共产国际从事情报工作，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
这到底怎么回事，背后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呢？
- 富家女因爱投身革命
吴先清，1904年出生于浙江临海市一个富商人家庭。父亲吴义夫因开糕饼店而发家，购置了不少的田地和房屋，在当地富甲一方。
可以说，吴先清从小衣食无忧，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
不仅如此，父母也非常宠溺她，因为吴先清上有一个兄长，下有四个弟弟，她是父母唯一的女儿。由此，造就了她我行我素、不拘一格的性格。她不愿缠足，父母答应她，她要去学堂，家人也满足她。
1917年夏，她小学毕业后跟着哥哥吴全清到杭州继续求学，第二年考进了浙江省立女子蚕业讲习所（即“蚕校”）。她性格刚强，思想活跃，经常和同学探讨社会问题，尤其关注妇女的命运。她曾说：“男女不平等，就是社会最大不公平。妇女要振作，一起来反对旧势力。”
1919年北京“五四”运动爆发后，吴先清是杭州地区蚕校最早的响应者，她无视校方禁令，发动蚕校同学上街贴标语，发传单，游行示威，成为蚕校“五四”运动的组织者之一。
1920年初，由于她参与“一师风潮”，再次名声大噪。但却因“不守校规”遭到学校当局的“惩罚”，罚她留校饲养春、夏两季蚕，否则不能毕业。
一向我行我素的吴先清哪能就此屈服，她什么都不要了，愤然离校，随即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杭州私立美术学校。
正是因为这一举动，她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一次，她在美丽的西子湖畔专心地写生，无意中发现有人站在后面看她画画。她有个习惯，画画时不愿别人在一旁看。气愤之下，她故意把手中的画笔吸足水彩颜料，用力往后甩，水彩溅在了身后看画人的衣服上。他“哎哟”地大叫一声。
吴先清回头一看，被溅者竟是自己熟知的、五四运动中浙江省暨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
此人可不得了！他是陈独秀、李达组织的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浙江学生运动的著名领袖，早期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革命团体代表大会上受到过列宁的接见。
对宣中华的大名，吴先清如雷贯耳，对他也是极为仰慕，因画为媒，从此，两人一见钟情，坠入情网。
在宣中华的指导下，吴先清经常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192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浙江省最早的三位女共产党员之一，也是台州和临海籍第一位共产党员。
1924 年下半年，她与宣中华结为伉俪，转上海杨树浦一带从事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
作为富家女，她深知投身革命意味着什么，不仅要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同时也要忍受艰苦和贫困的煎熬；既要承受肉体上的痛苦，更有来自精神上的折磨。
父母家财万贯，她不能去求助。经济上捉襟见肘，他们只能借住在朋友的一间小屋。在最艰难的时候，夫妻俩合穿一件棉衣，一个人外出穿上棉衣，而另一个人只能在家里等待。
1925年2月17日，吴先清挺着大肚子到大康纱厂研究罢工问题，被日本人勾结杨树浦格兰路巡捕房逮捕。
3月4日，经各方面营救，因为怀有身孕，加之证据不足，法庭判吴先清妨害秩序罪，罚100块银元释放。
在斗争中，吴先清迅速成长为上海地区妇女运动领袖，1925年8月28日，吴先清当选为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
1925年冬，上海党组织派吴先清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当时吴先清的孩子才刚出生12天，在她走后，孩子因为没有人照顾，还没满月就夭折了。
- 加入特科，开启红色特工之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宣中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秘密杀害于上海龙华荒郊。乱刀砍死，尸骨至今无存。
而此时，吴先清也经过一路的艰难跋涉，刚到莫斯科不久，失去女儿和爱人的双重噩耗接连先后传来，她痛不欲生。
恰在此时，她的同学、中共东大总支委员刘鼎（原名阚尊民）给予她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料。
1927年冬，两人又组建了新的家庭。
这个刘鼎也很了不起！他曾留学德国，并任旅德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朱德是他在德国的同学和入党介绍人。笔者曾在上篇文章中介绍过他，他就是和鲍君甫合作“假扮中共文件专家”救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的那个人，西安事变前后他还被派在张学良身边给他当过秘书。新中国成立后为重工业部副部长。
1929年他们奉调回国，为了革命事业，他们又忍痛割爱把不到一岁的儿子莫文送入苏联国际儿童保育院。
回国之后，吴先清由中共江苏省委分配在浦东地区做女工工作，刘鼎经周恩来批准，任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协助科长陈赓开展情报工作。
1930年夏，吴先清调离中共江苏省委，进入中央特科情报科，在刘鼎领导下做情报工作，夫妻俩在上海滩开始了隐蔽战线的特殊斗争，吴先清也就此开始了传奇的红色特工生涯。
为了情报工作的顺利开展，吴先清利用自己家乡的特产黄岩蜜桔开了一家水果店，为秘密工作做掩护。
当时刘鼎负责与无线电和各有关部门进行联络，吴先清则负责收藏传送中央文件和情报。一个在小楼上面工作，一个则在店里面做生意，相互配合的非常不错。
后来吴先清的弟弟吴泉源到上海来找她，在和弟弟的一番畅谈当中，吴先清知道弟弟曾经被捕，后来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国民党社会调查处专员（中统）陈宝骅（陈立夫堂弟）担保出狱，并被保荐到《新生命》月刊社任总务主任。
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征得陈赓同意后，吴先清把中央特科的一个秘密联络站设在该刊发行处楼上。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当中，吴先清通过和陈宝烨的密切交往，出席了许多国民党重要的酒会、舞会，结交了不少国民党军政重要人物，从他们那儿获得了国民党内部的一些重要情报。
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收到她刺探来的一大厚本情报时，惊讶地称赞道：
“这位女同志（吴先清）在上海为（李）立三（暴动）立下头功！”
这段时间里，吴先清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在湘鄂西的贺龙部队，搞到了一批军火。
- 只身到敌军长家救夫
1931年10月，刘鼎在上海外滩公园接头时被捕。吴先清外出走近家门时发觉情况异常，便当机立断迅速离开，得以脱险。
刘鼎被捕后，潘汉年接手负责特科情报工作。根据潘汉年的指示，吴先清切断了与组织的一切联系，赶到南京，全力以赴营救自己的丈夫。
经过多方打听，吴先清得知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嫂嫂孙儒珍认识不少国军要员。在嫂子的帮助下，首都警察厅督察处长李进德以自己的小汽车护送吴先清去监狱探望刘鼎。
第二次，嫂嫂又来到南京，在李进德的帮助下，她们又去求炙手可热的曾任国民党空军司令、现任第18军副军长的周至柔帮忙。一来，因为周至柔和她是同乡，二来，哥哥吴全清还当过周至柔的机要文书。
周至柔也是“千年的狐狸”，他与吴先清很熟悉，也知道她是共产党(周称呼她为“绿客婆”，临海方言，即土匪婆）。但此人很重乡情，同意帮忙，但仅限于给吴先清与刘鼎传话。
吴先清当即利用这些关系，向刘鼎传达了潘汉年同志“相机处理，灵活应变，可登报声明脱党。”的指示。
几经周折，在周至柔等人的帮助下，1932年秋，刘鼎得以取保获释。
祸不单行。刘鼎保释后，有次吴先清与刘鼎的二妹同回二妹住所，与一叛徒狭路相逢，避开已来不及，她只好若无其事地与对方搭讪。
叛徒急于知道她的住所，吴先清灵机一动，讲了二妹的住处。
分手后，她立即买好船票，送二妹回老家，自己也从住处搬出，不得不把孩子留在了同学陈宣昭家中，这已经是第三次与自己的骨肉分别。
这一偶然事件，导致他们从此天各一方，告别成了永别。
组织上考虑他们的安全，安排刘鼎去了中央苏区，而吴先清则被派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成为国际特工，自此，她的命运再次逆转。
- 成为国际特工，殒命西伯利亚
1930年1月，被誉为“红色巨谍”的佐尔格被派往东方，在上海建立“佐尔格小组”，以便代替在大革命时期被破坏了的苏联在华情报机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说一下佐尔格。了解了佐尔格，也就理解了吴先清对共产国际作出的特殊贡献。
佐尔格拥有社会经济学博士学位，先后在基尔大学、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进修过。因为有如此高的素质，作为间谍，他的信条是“不要把手伸到保险柜里，而要让保险柜自己打开，那些机密材料自动送到自己的办公桌上”。
事实也证明了这位“谍王”的能力，他用人格魅力征服了德国驻日本大使官欧根·奥特，成为他的”幕僚“，并且还把欧根·奥特的妻子赫尔玛·奥特发展成情人，而且奥特还清楚地知道此事，这样，德国驻日本大使馆内几乎所有的机密情报都对他敞开了“大门”。
也就是说，他从未窃取过机密，却送出了足以改变历史的情报，后人称他为“一名改变世界”的一代“谍王”。
他最主要的贡献就是为苏联提供了两份份量极重且绝对真实、可靠的关键性情报：
一、他在德国入侵苏联之前曾不止一次地告诉莫斯科，德国计划在1941年全面进攻苏联，他提前了一个月的时间将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时间和具体兵力告知了莫斯科；
二、在苏联被德国打到即将“亡国灭种”之时，也是他将日本无意进攻苏联，东京的主攻方向是南方的消息传递给了斯大林。
可惜，因为斯大林对佐尔格存在偏见，对第一个情报并未引起重视，而当苏联在抵抗德国进攻的过程中，斯大林才意识到佐尔格情报的重要性，此后在佐尔格将日本无意与苏联为敌的消息传到斯大林的耳朵里时，他才敢将驻守在外贝加尔湖和远东地区的26个主力师、1700多辆坦克和1500 架飞机转移到了西线，有生力量的注入让莫斯科保卫战的局势瞬间改变，最终扭转了战局，也挽救了苏联！
那时，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必须派遣人员充实“佐尔格小组”。这个决定，也最终使吴先清成为名副其实的远东第一女谍。
当时，中共派了几个人，其中，就有吴先清和张文秋。
值得一提的是，张文秋后来成了毛主席的亲家。她的两个女儿——刘思齐和邵华分别嫁给了毛岸英和毛岸青，成了“中国第一亲家”。
1933年，吴先清经党中央批准，调出中央特科，到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担任谍报组长。为了不影响工作，她把刚出生一个月的婴儿，送到临海老家，请母亲抚养，第四次骨肉分离。
从此，她化身不同的角色，出没于上层社会，活跃在工人之中，穿梭在乡野田间，负责联络各方和传递文件、情报，机警、勇敢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同年5月，苏联决定派佐尔格建立在日本的间谍网，劳伦斯接替佐尔格，吴先清则承担着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负责人劳伦斯与远东情报局东京负责人陆久之之间的联络员。
1934年夏，不会讲日语的吴先清独自去日本，与陈修良（中共党员）在东京会面。她在东京的公开身份，是东京的一家牙科诊所学护理的护士。她以此为掩护，与佐尔格在一起，搜集了日本准备发起对苏联侵略战争的大量情报。
多年后陈修良回忆说：
“我真为吴先清单身来东京捏了一把汗那。”
陈修良后来成为南京解放前最后一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解放后曾任浙江宣传部代部长。
在日本，佐尔格打造出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谍报组“拉姆齐”。这个小组有多厉害，美国南太平洋情报局局长查尔斯·A·威洛比少将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这支谍报小组是由才华横溢的理查德·佐尔格一手打造的，他创造了一个奇迹，从零开始，在一个之前完全模糊的国家佐尔格创建了有史以来最为出色的间谍组织！
为佐尔格服务期间，吴先清发展了自己的情报网，情报网以上海为中心，南到广州，北抵哈尔滨，西达西安。重要的情报关系人员包括，蒋介石武昌行营上校专员刘思慕、南昌行营调查科少校科员章文先，以及关东军宪兵少佐课长川合定吉。
据《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的不完全统计，吴先清向共产国际安全交接的情报服务人员多达183人，可见吴先清组建的情报网是多么的庞大。
正是因此，吴先清成为响当当“远东第一女谍”，令史沫特莱等无法望其项背。
1935年5月，因叛徒出卖，接替佐尔格上海工作的华尔敦情报组织被复兴社（军统前身）破获，华尔敦及许多情报人员被捕。
华尔敦被捕后一言不发，被媒体称为“怪西人事件”。在苏联营救下，1937年以放回蒋经国作为交换，换回了华尔敦。
苏联此举，使吴先清等为共产国际服务的情报人员，尤其是在佐尔格身边工作的人员，面临巨大危险，不得不离开日本、中国，远避苏联。
1941年佐尔格被捕，他的命运就远不如华尔敦。
监狱中的佐尔格，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期望苏联也能解救他。但在日本方面提出以被苏联逮捕的高级情报员作为交换时，苏联拒绝承认与佐尔格有任何的瓜葛，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这也为吴先清最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1944年11月7日，也就是十月革命胜利25周年的时候，佐尔格在日本巢鸭监狱被执行死刑。
1935年9月，吴先清接到中共中央撤离命令后，从日本回国后又重返苏联，化名罗莎·拉库洛娃。罗莎，在俄语有热烈的红色的玫瑰意思。
1936年9月，吴先清在马列主义学院学习期满结业后，来到莫斯科近郊一个叫“马拉霍大卡”国际招待所，等候安排回国。
这里专门接待外国共产党人，在这里等待的共有6个中国人，四男二女，他们都是中国的“佐尔格小组”成员。为了保密，他们相互都用俄文名字称呼，其中，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一个叫瓦夏（中文名李正文），他后来凭着过硬的身体素质和坚强的意志走出了西伯利亚，上海解放后成为首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吴先清最后平反昭雪，他发挥了重要作用，另一个是叫索妮的女同志，她靠写诬告信（被吴先清发现），污蔑李正文和吴先清是日本间谍而被释放。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里，在管理人员的帮助下，吴先清找到了七年前留在苏联的儿子莫文。母子相见，吴先清激动异常，并把孩子的名字改成刘莫文，发誓再也不和他分开。
可这次见面又成了她和儿子的永别。
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1937年苏联开展“肃反”运动，1938年肃反扩大化。
据统计，1937至1938年苏联肃反最高潮的“大恐怖”时期，130万人被判刑，其中68.2万人遭枪杀。
1937年11月，李正文、吴先清等5人先后被逮捕，送进了莫斯科鲁别克监狱。
吴先清因为之前去过日本，被诬为“日本间谍”，每天审讯10个小时以上，逼迫她承认。吴先清大义凛然，严词驳斥，不久，她以莫须有的“日本间谍嫌疑犯”罪名，被强行送到西伯利亚布德里斯克监狱。
1938年5月，吴先清、李正文等几个中国“政治犯”，又被转送往靠近北极圈的齐必由劳改营。
这个劳改营处在西伯利亚的最北端，一年四季天寒地冻，最冷时可达摄氏零下50度以上。犯人每天都要从事10小时以上的重体力劳动，每人都有劳动定额，口粮面包是按完成定额多少来分配的。劳改营从不给犯人发衣服、帽子、鞋袜等必需品，妇女必要的生活用品也没有，还要拼命劳动挣钱自己解决，很多人都穿着补了又补难以蔽体的破烂衣服。
1938年，吴先清来到劳改营的同年，便悲惨的死去，年仅34岁。
从劳改营走出去的，除了李正文外，还有姚艮，在被关押六年三个多月以后，终于在1939年2月获释，辗转回到了祖国。新中国成立后，他一直在公安部工作，担任过公安部办公厅主任、公安部党组成员。他把自己在苏联近七年的惨痛遭遇写成了一部四十多万字的书，书名叫《一个朝圣者的囚徒经历》（1955年群众出版社出版）。
过了整整40年后，1978年，经国家安全部、临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及许多老同志的努力，吴先清终被定为“因公牺牲”。
1984年，在中央主要领导的过问下，吴先清才被彻底平凡昭雪，恢复名誉。
吴先清短暂的一生，为革命牺牲了一切，鞠躬尽瘁，是个没有接受过勋章的有功之臣，她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坚强、独立的风采。
纪念是为了铭记，更是为了总结，愿此类悲剧不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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