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彭老总在庐山会议上给党中央提交了一份“万言书”，详细讲述了工农业生产中普遍存在的“左倾”问题，希望中央能立即予以纠正，以减轻基层农民、工人所面临的生产压力，改善大家的生活。这本是正常的政务活动，但有些居心叵测者却故意借题发挥，声称彭老总有“反党”、“反毛主席”的倾向，随后针对彭老总展开了一系列批评和抨击。彭老总对此百口莫辩，最终迫于多方压力，只得低头道歉，并当众做出检讨。
庐山会议结束后，彭老总主动辞去一切职务，转往京郊一处小院居住。此时的彭老总无比郁闷、沮丧，整日唉声叹气，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对革命事业产生了质疑。老总的妻子浦安修不忍心看老总逐步走向沉沦，于是便建议老总去中央党校学习，通过知识的力量对抗消极情绪，争取早日走出人生的低谷。
中央党校有一位教员名叫杨献珍，出身书香世家，祖上曾是晚清的举人。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先后在十堰、武汉的重点学校读书，大革命爆发后，他参加了共产党，1929年，他奉命前往上海从事地下活动，1931年又北上北平工作，然而没过多久，他便遭到叛逃出卖，随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入政治监狱看押。1936年，经过党组织的全力营救，他终于重获自由，随后奔赴山西休息、疗养，1937年抗战开始，他随即被编入中共山西省委担任文教干部，为革命队伍培养了不少青年才俊。1944年，他奉命前往延安，出任中央党校教务长，1948年又被转调到理论研究部门任职。
杨献珍在哲学方面很有造诣，撰写过很多研究唯物主义与阳明心学的专业论文，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彭老总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曾与杨献珍聊过几次天，杨献珍见老总愁眉不展，便运用唯物论对他进行开导。彭老总很快便被杨献珍的博学多才所折服，他拉着杨献珍的手殷切地说道：只有您才能“救”我，请一定要拉我一把！
随后，彭老总便开始跟着杨献珍学习哲学，探索世界的规律和社会的发展方向，一段时间后，彭老总的心境开阔了不少，不再为庐山会议的风波而纠结。时间来到1965年，毛主席在经过认真考虑后，决定重新启用彭老总，安排他到西南搞工业建设。然而仅仅1年之后，动荡便爆发了，彭老总再度陷入政治风波中，不断遭到批斗和打压，这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与心理健康。
可即便如此，彭老总也没有低头、屈服，他始终坚持着理想和底线，拥护党组织的领导。至于居心叵测者强加在他的身上的莫须有罪名，他一概不予承认，也拒绝撰写所谓的“悔过书”。70年代初，彭老总患上了严重的疾病，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直到此时，居心叵测者还不愿放过他，竟将病房当做“审讯室”，不断对他施加精神压力。
1974年，彭老总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他自感时日无多，于是便想见毛主席最后一面，结果却遭到拒绝。于是彭老总便退而求其次，给主席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一再提醒主席要提防康生，此人包藏祸心，绝对不能信任！当年11月，老总因病去世，时年七十六岁。
再说杨献珍，他在动荡时期也受到了波及，被污蔑为“右派分子”，随后遭到革职，被下放到陕西西安某农场劳动。直到动荡结束后，他方才被接回北京疗养、休息。1978年，他获得平反，恢复了名誉，1979年，他重回中央党校任职。
不过此时的杨献珍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肝肾疾病，无法再承担繁忙的一线工作，因此他仅仅在中央党校待了两年时间，便主动离职，开启了退休生活。晚年的杨献珍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哲学研究上，他系统对比了中西方哲学体系，归纳了双方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为现代哲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90年，杨献珍突发脑溢血，虽后经抢救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也由此留下了后遗症，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行动能力大受限制，生活无法自理，衣食住行全靠子女帮衬。1992年，杨献珍再度脑溢血，这一次病情更加严重，医生穷尽了所有医疗手段，仍无力回天，一代哲学大师最终于当年8月下旬去世，时年九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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