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当包惠僧听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为之一振，他既激动又后悔，当初为何要离开共产党，为何要去国民党工作？

包惠僧左思右想，最终决定给周恩来写一封信，请求回归共产党。周恩来收到电报后连忙拿给毛主席看，毛主席沉思片刻后，说：“回来可以。”

1949年11月，包惠僧带着全家来到北京。12月25日，周恩来邀请包惠僧到家里作客，并进行了长谈：“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你需要对党有个交代。”

那么包惠僧究竟是谁呢？他当初为何要叛逃国民党？周恩来所说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又是怎么回事？他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陈独秀

中共一大代表

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我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随后开始指导和帮助武汉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和刘伯垂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便相熟了，当刘伯垂回国后，陈独秀介绍他入党，并让他去武汉发展组织，成立支部。

10月，刘伯垂来到武汉，发展了董必武、陈谭秋和张国恩3人，成立武汉早期共产党组织。紧接着，刘伯垂来到大关地庙12号看望包惠僧，并交给他一封陈独秀写给他的信，之后吸收包惠僧入党。

大约11月左右，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包惠僧等7人在董必武的住处召开了一次会议。在会议上，包惠僧被推选为小组负责人。加入共产党后，包惠僧在思想上发生了改变，他做事不再随随便便，也不再感情用事，而是思考得更多了。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以武汉中学为基地发起组建青年团。1920年11月7日到14日，武汉中学举行了社会主席青年团成立大会，董必武、包惠僧等人参加。

当时包惠僧担任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书记，他在成立大会上宣读了青年团《简章》，并强调说：“知识分子要和劳动者打成一片，积极参加活动和学习……”

包惠僧

1921年7月，陈独秀让包惠僧去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于当时上海不是很安全，所以包惠僧和其他代表一起转移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舫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当时共有13名代表，27岁的包惠僧和28岁的毛主席身为各自小组的代表，很快就相互认识，并给彼此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交谈的过程中，包惠僧发现毛主席知识渊博、抱负远大，颇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

一大结束后，包惠僧认真按照党中央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的计划，先后在上海、北京、河南等地积极参与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

1921年8月11日，我党在上海成立了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张国焘担任主任，毛主席担任湖南部主任，包惠僧则为书记部某个部门的负责人。

不过后来由于人手太过紧张，组织便调包惠僧和张国焘等人一起办《劳动周刊》，包惠僧除了当编辑以外，他还负责收件和发行的工作。在那段时间里，毛主席和包惠僧常有书信往来。

包惠僧待人热情、工作也十分积极，同时敢于直言，但却不害怕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因此，党内人士也送给包惠僧一个称号——包大炮。

毛主席

9月、10月期间，包惠僧担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主任，并决定将重点放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上。12月，包惠僧和施洋等人直接领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同盟罢工，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1922年初，包惠僧返回武汉，当时刚好遇到毛主席被湖南军阀通缉，暂时躲在武昌黄土坡。包惠僧知道这件事后，邀请毛主席到他的办公室兼卧室居住了20多天，成功躲过湖南军阀的搜捕。

在此期间，毛主席和包惠僧朝夕相处，他们一起讨论中国革命的问题。当包惠僧不同意毛主席想法的时候，他直接提出反对，对于包惠僧的直言直语，毛主席毫不在意，两人也在这段时间内建立了一定的私人感情。

不久后，包惠僧等领导成立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同年8月，包惠僧再来到京汉铁路开展工人工作，帮助工人俱乐部进行斗争。

1923年，包惠僧担任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长，并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这些工人运动的开展，是包惠僧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页，他也从一个初出茅庐的革命者逐渐成长为一个成熟的革命者。

黄埔军校政治部后方主任

1924年初，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会议结束后，包惠僧按照中央的要求加入国民党。5月，包惠僧又在中央的要求下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从此展开以双重党籍的身份开展革命活动。

戴季陶

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部的部长是戴季陶，他安排包惠僧担任国民党党员干部训练班的训导员。然而当包惠僧来到训练班工作后，却遭到了国民党员的冷遇，本就不赞同国共合作的他更下灰心，想要打退堂鼓，幸好在谭平山的劝阻下没有退缩。

1925年，随着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广东革命军开始扫除叛军，并率部东征。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也率领军校学生出发，由此一来，政治部主任一职便空了出来。

周恩来离开黄埔军校后，因为政治工作没有人管理，学校秩序一度发生混乱。黄埔军校的学生更是分成两派，一派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另一派是孙文主义学会。

青年军人联合会中有不少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而孙文主义学会大多数是国民党员，他们以国民党右派王柏龄和贺衷寒为骨干。在学校期间，两派针锋相对，互看对方不顺眼。

为了让两派不再闹事，陈延年和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商量后，决定让包惠僧担任政治部后方主任。包惠僧到任后，为了平息两派之间的纷争费了不少脑筋，他一方面下令加大课时和课后作业，避免学生有更多空闲时间；另一方面秘密约谈两派学生，缓和双方的矛盾。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调解，学生的情绪开始稳定，双方也不再见面就吵。

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后方主任，稳定学校的秩序是包惠僧义不容辞的责任，但他的观点和立场基本上都站在青年军人联合会这一边，因此会令孙文主义学会产生不满。

最主要体现在，包惠僧担任后方主任两个月后，青年军人联合会召开了一个5000余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并邀请他作报告。包惠僧在会议上号召广大青年认清当前形势，为完成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孙文主义学会的成员在得知这件事后十分不满，不过由于抓不住包惠僧的“把柄”，只好作罢。

6月，滇军军阀杨希闵和桂军军阀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叛乱，企图推翻革命政府。在如此危急之际，黄埔军校大多数学生奉命参加平叛，如此一来学校里只剩下不到100人，包惠僧的政治部也只剩下一个空架子。

就在这个时候，广东革命政府给黄埔军校下达了一个命令：“立即成立第三俘虏收容所，并设立俘虏管理处。”廖仲恺接到这一任命后，还没来得及召开会议，运送俘虏的船只就开进了黄埔港，最重要的是俘虏的人足足有5000余人，这也出乎廖仲恺的意料。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化，包惠僧没有一丝慌张，而是十分冷静地安排相关事宜。包惠僧先是和代理教育长胡谦商量，然后安抚俘虏们的情绪，防止发生乱子，最后寻找解决俘虏吃饭、住宿等问题，不让俘虏找岔子生乱。

包惠僧要求工作人员坚决保密，千万不能让俘虏得知黄埔军校如今只是一个“空壳子”。多年后，包惠僧曾这样回忆说：

“当时我们手上没有人，唱的是空城计，因此很担心发生什么乱子。万一俘虏知道实情，发生哗变的话，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幸好黄埔军校学生队很快就回来了，迅速转移这批俘虏，没有让乱子发生。”

平息了杨希闵和刘震寰在广州发动的叛乱后，周恩来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师党代表，包惠僧则正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这也令他成为黄埔军校的名人。

1925年8月，包惠僧被调到周恩来所在的第一师担任第三团党代表。包惠僧到任后感到身上的担子很重，因为第三团是刚成立的，士兵也是刚招募不久的。

尽管感到担子很重，但包惠僧也没有放弃，经过训练和整顿，第三团的作风和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第二次东征开始后，包惠僧和钱大钧首战海丰，打败了洪兆麟和谢文炳部，俘虏上千人。

1926年9月到10月，包惠僧跟随北伐军来到武汉，后来他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任命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上任后，对工作认真负责，但非常可惜的是他还没完全展开工作，就被任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

蒋介石

对我党失去信心，逐渐脱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蒋介石一直千方百计地拉拢共产党员。包惠僧是国民革命军中的高级干部，他自然成为蒋介石拉拢的重要对象。钱大钧和王柏龄因为曾和包惠僧一起工作过，所以蒋介石让他们两个充当说客，并送上丰厚的红包。

这天，王柏龄对包惠僧说：“只要你宣布退出共产党，我可以推荐你重新回到20师担任党代表。”面对高官的诱惑，包惠僧不为所动，毅然决然地拒绝了。

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一定非常疑惑，既然高官俸禄都不能收买包惠僧，那么他又是因为什么事情脱离共产党的呢？

1927年1月底，包惠僧来到夏斗寅的部队，安顿后便开始工作，他是完全按照党军时代的办法训练部队的。经过两个多月的训练后，部队士气大振，面貌也发生翻天覆地的改编，第一师也被改为独立第14师。

俗话说得好，枪打出头鸟，独立14师由于表现太过优异，而成为其他部队的眼中钉肉中刺。夏斗寅和包惠僧为了获得主动权，他们当即给邓演达和蒋介石发去电报，请求将部队调去前线作战。

夏斗寅

令夏斗寅和包惠僧没想到的是，这份电报没能送到邓演达和蒋介石的手中，而是落到了他们的上司唐生智的手中。唐生智本就对夏斗寅和包惠僧带领的独立14师不满，如今收到这封电报，更是大为气愤。

唐生智一边向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彭泽湘汇报这件事，一边以前敌指挥的名义命令夏斗寅回武汉。包惠僧回到汉口中共中央办事处后，因为不接受张国焘和彭泽湘的批评，双方大吵一架。

包惠僧心想这次肯定要背撤职，党内也要接受处分，于是他主动向总政治部提出辞呈。就这样，包惠僧失去了工作。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震惊中外的“反革命政变”，而此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表面上还是亲共的，他们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并免去他在国民党内担任的一切职务，将其捉拿严办。

蒋介石叛变后，邓演达成为北伐军的最高统帅。一天，包惠僧突然接到邓演达的来信，让他立即来到自己家中商量一件要事。

包惠僧来到邓演达家中后，邓演达对他说：“夏斗寅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也露出背叛革命的迹象，他没有获得允许就擅自将部队移防沙市。”

邓演达

包惠僧听后十分吃惊，但他并没有多说什么。邓演达见状又说：“还请你去说服夏斗寅继续为武汉国民党中央效忠。”包惠僧知道自己拒绝不了，只好答应下来。

见到夏斗寅后，包惠僧按照邓演达的意思和夏斗寅进行了谈判，夏斗寅对包惠僧说：“我绝没有叛党的心！”包惠僧听后，这才将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然而当包惠僧回来后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夏斗寅的缓兵之计，他早就投靠蒋介石了。那么包惠僧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在包惠僧去找夏斗寅的路上，夏斗寅就准备暗杀他，不过因为有几个团长之前和包惠僧的关系还算不错，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夏斗寅才没有行动。包惠僧知道这件事后冷汗直流，他也感到十分幸运。

不过还没等包惠僧放松下来，他又受到了处分。中央认为夏斗寅叛变革命是因为包惠僧没有将工作做好，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于是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受到处分的包惠僧心情格外郁闷，尽管他还能参加党的小组活动，但莫名的处分让他感到异常苦闷，他也逐渐对我党失去信心。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也显露出叛变的真实面目，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央开始进行应变。

周恩来

7月下旬，周恩来让包惠僧到南京办报纸；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起义成功后部队向广东方向挺进。令人意外的是在部队向南方挺进的时候，包惠僧生病了，他本就对党的前途缺乏信心，如今生病了，他认为这是一个契机，便主动要求暂留南昌养病。

周恩来同意了包惠僧的请求，并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让他病愈后去武昌找党组织。此后，包惠僧先后逃难到老家黄冈、武昌等，最后来到上海。

包惠僧在上海见到了早已脱党的李达等人，他此时才知道南昌起义部队后来在广东失败了，他心中悲观失望的情绪越来越多，最后走上了消极脱党的道路。

18年后迷途知返，周恩来：你之前不是普通的党员

退出共产党之后，包惠僧疏远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之前交好的同志们。为了能维持生计，包惠僧重操旧业，用“亦愚”的笔名转写文章。

1931年，包惠僧借助和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共事的这层关系，当上了蒋介石的海陆空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命包惠僧为军委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军阶为中将。

在当时，包惠僧也算得上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了，但由于蒋介石对他不是很信任，他在军中并无实权，充当幕僚的角色。

1936年，包惠僧转为文官，担任内政部参事；1944年，包惠僧担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1947年担任内政部人口局长。

1948年年底，国共双方在战场上的形势发生转变，我军取得战略决定性的胜利，而蒋介石政权则处于飘摇状态。在这一情况下，包惠僧申请遣散，随后带着家人逃往澳门。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当包惠僧从收音机里听到这一消息后，他既为共产党取得胜利感到高兴，又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后悔。如今台湾他不想去，北京又不敢去，身上的钱所剩无几，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总有一天会坐吃山空的。

经过慎重的思考，包惠僧决定给周恩来写一封信。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有一次周恩来去内政部拜访部长张厉生，刚好遇到了包惠僧。周恩来向包惠僧表示了欢迎他回来的意思。

现在，包惠僧很想回去，更何况那么多国民党党政大员和高级将领都得到了共产党的宽容和容纳，自己还为共产党出过力，想必也不会拒绝吧。

于是，包惠僧分别给周恩来和董必武写去一封信。这两封信全都表达了一个意思，那就是想回去。周恩来收到包惠僧的信后，连忙找到毛主席并递给他看，毛主席沉思了一会，说：“回来可以。”

周恩来和包惠僧（前左一）

不久后，包惠僧收到周恩来的回电，当他看到共产党接受自己回去的消息后，激动地不知所措，一度喜极而泣。

1949年11月29日，包惠僧带着全家来到北京。第二天，包惠僧的老友，同时也是政务院副总理的董必武邀请他吃饭，并对他说：“这次你能回来，都是党中央做出的决定。”

包惠僧听后十分愧疚，他对自己当年的离开而感到愧疚。在饭桌上，包惠僧委婉地向董必武打听了一下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的情况，董必武笑着说：“那个时候你当了国民党的高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那个时候包惠僧的胆子很小，他当了国民党的高官后，生怕特务查到自己和共产党的人交往密切，于是便所有人都不来往了。包惠僧闻言有些尴尬，他只是吃菜不说话。

12月25日，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抽空会见了包惠僧。见面后，周恩来热情招待对方，仿佛他并没有脱离共产党。那天，周恩来和包惠僧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但具体谈了什么大家也不知道。

临别之际，周恩来对包惠僧说：“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值得一提的是，包惠僧对自己前半生的反思和检讨，写了一份长达3万字的《思想总结》。包惠僧在总结中检讨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场不坚定，脱离革命，投靠蒋介石的错误。

当这一报告上交后，毛主席和周恩来等人都认为符合实际情况，便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包惠僧于1950年初来到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并于12月毕业后被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担任研究员。1957年4月29日，包惠僧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有关部门给他安排了一处舒适幽静的住处，在生活上给予优厚的待遇。

同年，《新观察》上一篇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的文章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是一位署名为“栖梧老人”写的，文章以当事者的口吻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也是一篇早期关于共产党成立的史料。

一些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将这篇文章看作是重要文献，而毛主席看后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令人意外的是，这位“栖梧老人”就是包惠僧。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逝世，享年85岁。

当年，包惠僧虽然脱离了党组织，但他并没有出卖革命同志，更没有给革命事业带来直接的危害，他被生计所迫，无奈之下才在蒋介石的手下工作。新中国刚刚成立，包惠僧毅然决然地从海外归来，从此投身社会主义事业，直至终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