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元帅是一位传奇的人物，早年就有“军神”和“川中名将”的美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伯承先后三次担任红军总参谋长，被称为“党内孙武”。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当面称赞刘伯承：“智计过人，不愧是军事家。”

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刘伯承被授予元帅军衔。然而就在授衔三年后，刘伯承却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辞职”。之后在北京的某次会议上，尽管刘伯承抱病做出了“检讨”，但他还是受到彭德怀的批评。

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刘伯承为何要辞职？他又因何事被彭德怀点名批评呢？

刘伯承

刘伯承成为军事学院校长

1932年初，从苏联回国一年多的刘伯承前往中央革命根据地，接替何长工担任红军学校的校长。

1933年10月17日，中革军委在红军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了“红军大学校”，也简称为红大。这所学校成为我军第一所大学，被毛主席称为“红埔军校”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由此诞生。

刘伯承担任校长后，提出“行教合一”的原则，亲自给学员们讲课。刘伯承在给学员们讲射击原理的时候，大家对弹道是弧形而不是直线表示不理解。刘伯承为了让大家更能理解这一知识，便在黑板上画了个草图，然后说：

“同学们都看过小孩子挺着肚子撒尿吧？其实弹道和小孩小便时的尿流形状十分相似，你们说这个是直线还是弯曲的呢？”

刘伯承列出的这个例子，令学员们恍然大悟。

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以基干部队和地方部队分成若干支游击队，采用骑兵奔袭和抄袭的战术，深入敌军后方作战，也取得最终的胜利。

除此之外刘伯承还从外国军事书中摘出《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一节提供给学员们，让他们了解和加深这一知识。这项工作对于提高红军大学学员的军事理论水平和作战实践有着重要的意义。

在创办红军大学的时候，刘伯承充分运用了苏联办军事的教育和自己办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的经验。首先，刘伯承确立了红军大学的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将指挥人员培养成有政治觉悟、作战本领、管理能力、不怕牺牲的人。

红军大学成立后，针对学校边打仗边行军的特点，以及学员文化水平低等情况，刘伯承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全面培养干部”的教育方针。

刘伯承在学校工作期间，不管是在学校教育上，还是在我军军事建设上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军最初的战斗条令就是刘伯承由俄文翻译过来的，而我军的各种军语和名词等也是刘伯承元帅从外学习，结合我军的实际情况审定的。

刘伯承将“军官”改为指挥员，将“士兵”改为战斗员，“传令兵”改为战斗员等等，并将这些都传授给学员们，由于学员们扩及到部队。很多军语现在还在使用，这也是刘伯承对红军建设的一个突出贡献。

刘伯承主持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虽然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但该校不仅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保护了一批革命骨干，还探索出一条在流动中办军事学校的路子，这也为红军培养出一批优秀的指挥人员。

1936年9月中旬，当红军攻占甘肃徽县后，红二方面军总部决定组建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后来经过贺龙元帅的推荐，刘伯承担任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的校长，他也成为我军历史上唯一一位主持过三大主力红军学校的人。

在刘伯承的主持下，红军大学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一边走一边学习，一边打一边学习，用什么就学什么，学了就用。学校的教职员和学员们除了和其他部队同样完成行军作战的任务外，他们的身上还担负着繁重的学习任务。

这一举动为保证红军长征的胜利，为培养和保留一大批革命的骨干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也正是因为刘伯承有办学校的经验，所以当传出我军要创办一所综合性陆军大学的时候，刘伯承便萌发了投身军校教育的念头。1950年刘伯承给中共中央写去一封信，请求辞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等职务，去参与筹建陆军大学。

10月23日，毛主席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并和朱德联名给刘伯承写了一封信：

“现已批准刘伯承同志的请求，请你将西南方面的工作交给邓小平和贺龙同志，早日来京筹建陆军大学的相关事宜。”

10月27日，刘伯承离开重庆来到北京，朱德总司令亲自到机场迎接。11月上旬，周恩来先后三次召集刘伯承、陈士榘等人开会。在会议上，周恩来传达了毛主席对教学方针的指示，还和刘伯承等人研究了军事、政治等方面的内容。

11月13日，刘伯承和陈士榘联名向中央军委、毛主席呈报意见书。意见书中拟制了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还建议将学校命名为“军事学院”，这样方便将来开设其他系别，比如说海军和空军系。

周恩来

当天晚上，周恩来就约刘伯承、萧克等人开会，讨论这份意见书。11月16日，周恩来将修改后的意见书上报给毛主席，这一意见书也获得了毛主席的批准。

军事学院刚成立的时候，教员是非常稀缺的，为了解决边组建、边开课的燃眉之急，经中央军委批准，刘伯承积极起用国民党旧军官当军事教员。

起用国民党旧军官当教员，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做好旧军官的工作。旧军官对调到军事学院，在赫赫有名的刘伯承手下当教员是非常感兴趣的，但他们在思想上也有不少的顾虑，特别是有一种“阶下囚”的自卑心理。

旧军官很怕提及过去，也很怕不被我军的人信任，他们也害怕自己做不好工作，从而被认定别有用心。针对这一现象，刘伯承用极大的热情关心和支持他们。

刘伯承风趣又不乏诚恳地说：“你们来，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不管是请上梁山的，还是逼上梁山的的，过去走错了路，选择错了不要紧，改过来就行了！”

除此之外刘伯承还叮嘱这些旧军官教员不要有任何心理包袱，勉励他们遵守规矩，转变立场，好好为人民服务。刘伯承的思想工作产生了一定的效果，旧军官们听后非常感动，纷纷表示要努力工作，一定不会辜负刘伯承的信任。

二是做好学员们的工作。军事学院的学员们大多都是解放军胜利之师的各级指挥员，他们对旧军官们都有一种“手下败将”的感觉，还有人认为：“哪有打败仗的教打胜仗的？”

而在工作人员中，也不乏有人对旧军官缺乏尊重，时不时说三道四，指桑骂槐。如果这个矛盾不解决的话，那么必将影响教学的质量和任务的完成。

于是刘伯承先是耐心进行劝说，让大家尊重和支持这些旧军官们。然后在某次大会上，刘伯承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学院有不少人看不起旧军官出身的教员同志，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也是旧军官出身，也当过四川军阀！我和朱老总戎马一生，是半生军阀半生革命。
毛主席曾说过，革命是不分早晚的，也不分先来后到。只要站在革命的队伍中，就是我们的同志。这些旧军官教员们是经过毛主席和周总理批准的，由我请他们来的。
在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有人正在改变。他们传授我们知识，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尊重他们，团结起来才能建设更好的未来！”

刘伯承的讲话很有道理，学员们听后很是愧疚，旧军官们听后则感慨万千。学员们表示会听教官的话，尊重教官，旧军官们则表示一定会好好教书！

在教育学员们尊重旧军官教员，支持他们工作的同时，刘伯承还不断加强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帮助他们克服之前的老旧思想，将立足点转移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中，融入军事学院的大集体内。

刘伯承提出辞职

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中共中央便提出向“老大哥”苏联学习的方针。在军事方面，苏联应邀派遣大批军事专家来我国，并有偿转让了大量的军事装备技术。

毛主席十分重视苏联和我国的交往，以及向苏军学习的问题。不久后经中央军委批准，军事学院聘请了一批苏联军事顾问。1950年11月25日，梁布钦科等首批苏联顾问抵达军事学院。

苏联顾问具有较高的现代军事科学水平，对苏军的历史经验比较熟悉，正规化作风在当时也具有很高的水平。苏联的顾问们抵达军事学院后严格执行两党两国协议，认真协助学院开展教学工作。

1956年初春，军事学院迎来建院五周年纪念日，并为此举办了十分隆重的庆祝活动。5年来，不管是教学还是其他工作，学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毛主席

1月11日，毛主席视察了军事学院，还表扬了学院继承了抗大的传统。毛主席高兴地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同志当军事学院的院长是知人善任，希望大家能在刘院长的带领下，将军事学院办得更好，把培养训练全军中高级干部的工作做得更出色！”

历史向大家证明，刘伯承做到了，全院人员也做到了。

1958年，中央军委为了更好地建设军队的内部秩序，开展了一项运动。大家都知道我军一直在向苏联学习，不仅仅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之前也是多次向苏联学习的。

然而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中央军委认为我国在军事方面和苏联有着巨大的差别，最重要的是苏联的很多内容并不适合我军。更何况如今军事学院内所使用的教材和案例一直是西方的，这些和我军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于是经过研究，中央决定进行改变。

很明显，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首当其冲。事情发生的时候，刘伯承因为身体不好正在休养。尽管如此刘伯承还是接到了军委的指示：“来京参加会议。”

刘伯承

临行前，刘伯承彻夜未眠，左眼布满血丝，在隆隆的火车上他也无法入睡。刘伯承刚下火车，就看到有两辆小汽车在站台上等候。由于刘伯承病得实在太过严重，所以先开往医院进行治疗，经过一番检查后才得知，刘伯承的眼压高到几近极限。

刘伯承在医院治疗期间，一边养病，一边写检讨，来看望他的陈毅见状十分心痛，难过地说：“你写什么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刘伯承摇了摇头，执意自己书写。

毛主席知道这件事后当即指示：“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用参加会议作检讨，他表个态度就可以了。”

尽管大家都劝刘伯承可以不用参加会议，尽管毛主席也是这样说的，但深明大义的刘伯承还是坚持带病出席。

7月10日，刘伯承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强忍着头疼，迈着蹒跚的步伐出现在中南海怀仁堂。当刘伯承出现的那一刹那，会场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长达半分钟之久。

紧接着刘伯承进行了自我批评，他表示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同时也感谢同志们的批评。刘伯承说到激动之处的时候语调哽咽，几不成句。检讨完毕后，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刘伯承元帅在不久后向中央军委提出了辞职，事后他给毛主席写信，说自己身体太差，还请求毛主席免除自己在军事学院的所有职务。

中央经过讨论和研究，最终决定同意刘伯承的辞职。大家本以为这件事就此画上圆满的句号，没想到这只是一个开始……

彭德怀为何点名批评刘伯承？

1958年5月的某天，第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彭德怀在会议上点名批评了刘伯承。

彭德怀和刘伯承

众所周知刘伯承和彭德怀都是我国的有功之臣，他们为新中国的建设也付出了各自的努力。尽管两人很少共事，但他们之间也有战友情，那么两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其实这都是多年前的一次误会有关。

刘伯承是1931年12月上旬进入中央苏区的，由于他的资历比较老，再加上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1927年8月又指挥过南昌兵变，因此他在军内有“党内孙武”的美誉。

刘伯承1930年10月从苏联学成归来后，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等职务。1932年5月兼任瑞金卫戌司令员，同年10月上旬宁都会议召开，毛主席被撤销职务。

在毛主席失去军权的时候，刘伯承升任中革军委参谋长等职务，协助周恩来和朱德指挥红军应对接下来的第四次反“围剿”。

刘伯承升职一个多月后，博古带着临时中央机关来到中央苏区。博古等人知道他们缺乏军事才干，对打仗更是一窍不通，因此很需要刘伯承这种喝过洋墨水的人担当大任。

彭德怀

刘伯承怀着一种提高红军战略战术水平的良苦用心，先后在几份报纸上刊登了一些文章，这些文章持有对毛主席、彭德怀等人主张的“游击主义”不同看法的。

彭德怀、林彪等人在读到刘伯承写的这些文章后十分生气，他们从井冈山时期就跟着毛主席，也深知游击作战的益处，于是他们认为刘伯承的看法很偏见。

彭德怀认为如果此时打正规战的话，将完全脱离了红军的实际，他十分耿直地说：“如果按照他刘伯承的说法去打，和国民党硬碰硬的话，我们这点老本也要输光了！”

大家都知道林彪的话很少，但他这次也是不吐不快：“游击战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红军就是靠游击战起家的，从井冈山打到了中央苏区。现在好了，人家要打正规战，我们拿什么和人家比？”

其实林彪和彭德怀说的没有错，毕竟他们是从实践中得出游击战的真谛。这件事的发生，也令彭德怀等人对刘伯承形成了先入为主的不佳印象。

1933年2月4日，苏区中央局命令红军先发制人，主动出击，实行进攻作战击溃敌军，并命令红一方面军的战士们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

南丰位于南北狭长的赣东南平原地区，既方便集结部队，又方便实施集群作战，因此国民党将这次作为进攻中央苏区的首要据点。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朱德、周恩来不愿意强攻南丰，但苏区的中央局却执意如此，他们只好听令。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红三军团第三师，敌方则是国民党军毛炳文第8师6个团。尽管双方都是以师为建制的，但双方的兵力差距却十分大，我军只有2000人马，敌军却近万人。

红三军团的军团长是彭德怀，他在接到命令后大为不解，甚至多次向周恩来和朱德抱怨：“这是谁出的鬼主意！大家都知道南丰易守难攻，再加上敌我双方兵力差距如此之大，他们又占据了有利的地形，如果硬攻对我们是不利的！”

朱德也是有苦难言，只能劝他：“老彭啊，中央已经下命令了，你还是进攻吧。”

果然不出彭德怀所料，南丰很难攻下。2月12日黄昏，第三师正式向南丰发起进攻，经过一昼夜激烈的战斗，我军仅夺取西南和西北的外围工事，还未能攻进城内。在清点战场的时候，我军歼灭的敌军不足一个营的兵力，而自己却损失了300余人。

彭德怀接到前方的电报，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生气：“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三军团的老底都要没了！这都是刘伯承在瞎指挥吧？他这样指挥下去，还打什么！”

彭德怀误以为强攻南丰是刘伯承下达的命令，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刘伯承从一开始就不赞同强攻南丰。如今看到南丰不容易攻下，敌军又固守待援，经过反复思考，刘伯承果断下达“佯攻南丰，围城打援”的命令。

彭德怀始终认为刘伯承是“洋派”的干将，其实刘伯承刚进入红军作战指挥的核心圈后，当初发表的针对“游击主义”的批评文章，其目的是为了提高红军的战略战术水平。

因为从刘伯承自己的均实阅历来讲，打正规战的战略战术能够提高部队的素养，以适应反“围剿”战争的需要。然而经过攻打南丰受挫和第四次反“围剿”最终获得胜利等铁的事实，刘伯承意识到过去对打游击战的看法有所偏颇。

刘伯承和陈毅

慢慢的，刘伯承的思想得到改变，因此当共产国际派李德来中央苏区期间，刘伯承对其大打正规战、攻坚战的一套方针持反对意见。只要有机会，刘伯承就主张将游击战术的经验运用到作战当中。

遗憾的是，由于战事太过紧张，再加上彭德怀和刘伯承的个性相差太大，两人没能平心静气的坐下交谈，寻求共识，于是他们之间的误会就这样留下了……

也正是因为这些误会，才会导致彭德怀在1958年的会议上点名批评刘伯承。不过不管是刘伯承元帅还是彭德怀元帅，他们两个最初的出发点都是为国家着想，为了建设更好的新中国。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辞职后带着全家移居北京。这天军事学院的许多教官和学员们来到南京的码头为刘伯承送行，刘伯承强撑病体，坚决不允许大家送他去车站。

刘伯承佝偻着腰，颤抖的手在寒风中缓缓挥舞着，大家看着刘伯承的身影，内心不由得发出一阵阵辛酸。

刘伯承和邓小平

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元帅与世长辞，享年94岁。不久后《人民日报》发表了邓小平的悼念文章：“他在军事学院的许多建树，对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至今都有重大作用……”

聂荣臻说：“伯承同志为人民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所作出的贡献是极其辉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