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享年78岁。这一噩耗传出后，全国悲痛，万民落泪，身为周恩来挚友的叶剑英也罕见地流下伤心的眼泪。
1月10日，叶剑英在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进行告别。1月15日，叶剑英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然而关于周总理的追悼会，却有一个争议的问题，那就是该由谁致悼词？
当时有人提议：“叶帅和周总理关系这么好，不如就让他来致悼词吧？”没想到这一提议却得到了叶剑英的强烈反对，说：“我不是最适合的人选。”紧接着叶剑英推荐了一位人选。
众所周知叶剑英和周恩来的关系是非常好的，那么叶剑英为何拒绝致悼词呢？他又推荐了谁呢？
周恩来
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友情
1972年周恩来被诊断患有膀胱癌，叶剑英得知后十分着急，于是将这件事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当即指示有关部门要抓紧治疗工作，毛主席的指示下达后，中央很快就成立了周恩来医疗领导小组，由叶剑英负责牵头，汪东兴等人参加，主要负责周恩来的治疗工作。
1974年周恩来住进医院后，叶剑英亲自带领医疗小组，精心制定治疗方案。为了治好周恩来的病，叶剑英想了很多办法，同时也耗费了大量的心血。
叶剑英到处打听有没有什么偏方，只要有一丁点的机会，他都会将偏方找回来，然后拿给医生看。一旦得到医生的肯定，叶剑英都会让医生抓紧时间按照偏方上的进行治疗，除此之外叶剑英还多次到医院通过仪器观察治疗的效果。
在周恩来做重大手术的时候，叶剑英总是在手术室外等候，直到手术完毕，他询问过医生周恩来的身体和情况后，才将悬着的心放下，这才离开医院，回家休息。
叶剑英在北京的时候，每天都要给医院打去电话，询问周恩来的病情，每晚睡觉前，他都会给邓颖超或者是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打去电话，得知周恩来的情况还算不错后，才躺下床上入睡。
当叶剑英出差的时候，他也经常念着周恩来的病情，不是打电话询问周恩来吃得怎么样，就是问周恩来睡得怎么样。在周恩来病情日益加重的日子里，叶剑英心急如焚，他不仅要忙着手头上的工作，还要以最大的精力来关心周恩来的病情。
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叶剑英的身影几乎天天都出现在周恩来的病床前。刚开始的时候，叶剑英一坐就是小半天不走，常常和周恩来聊天，当看到周恩来疲倦的时候，他便停止聊天，而是坐在一旁静静地守着他。
后来周恩来的身体越来越差，叶剑英也遵照医嘱，将谈话的时间缩短为两小时、一小时、半小时。再后来叶剑英只能伏在床旁，贴在周恩来的耳边小声汇报，而周恩来由于身体太弱，只能微微点头示意自己听到了。
在周恩来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叶剑英坚持天天来医院看望，有时一天能来上好几次，他来了也不打扰周恩来，而是默默地坐在床边，轻轻握着周恩来的手，深情地注视着他的面孔。
每当这个时候，周恩来都仿佛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只要不是癌症带来的剧痛袭来，他都会睁开眼睛，努力露出笑容，报以同样深情的目光，只为了不让叶剑英担心自己。
周恩来和叶剑英的目光凝聚着两人多少难忘的回忆，蕴藏着多少厚重的友谊？又倾诉着多少复杂的思绪啊！他们久久地注视着对方，深情地互相望着……
周恩来住院期间，叶剑英还会从繁重的工作中抽出一点时间，拿着钓鱼竿去钓鱼。大家看到这里一定非常疑惑，叶剑英为何要去钓鱼呢？其实他去钓鱼不仅是为了排解自己郁闷的心情和悲伤的情绪，还是为了周恩来。
叶剑英认为病人吃鱼对身体是很好的，因此只要一有空闲时间，他都会亲自钓鱼，然后给周恩来送去。叶剑英在钓鱼的时候，总是喃喃自语地说：“如今恩来同志在生病，我今天可要钓一条大鱼，好给恩来同志补补身子。”
当叶剑英钓到大鱼的时候，他便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及时送到医院，让周恩来尝尝鲜。
据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
“有一次我和叶帅在北海钓鱼，当时周恩来总理病重，刚好住在附近的医院。叶帅看上去虽然是在钓鱼，但他的眼睛却凝望着远方的医院，许久后，叶帅说了一句：‘总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院啊。’”
1975年8月，周恩来做了一次电灼的治疗后，取得了非常不错的疗效，叶剑英得知后十分欣慰。8月13日，叶剑英要离开北京前往外地视察，临出发前，叶剑英写了一封亲笔信给周恩来：
“此次电灼疗效十分不错，又取得了一次伟大的胜利，深感欣慰！面对疾病，必须要乘胜追击，加以歼灭，否则任他循环往复，对体质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继续革命，国步艰难，还希望保重身体，祝早日康复！”
在信件最后的附言中，叶剑英这样写道：“今天得到301医院送来的一份药方，请参考一下，我听说吴阶平同志正在研究这一药方。”
周恩来逝世的前几天，叶剑英基本天天都要去看望周恩来，并一再嘱咐医生：“要想尽一切办法，能多延长一天是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个小时，一分钟，只要有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叶剑英还嘱咐周恩来的工作人员：
“你们要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呆在周总理的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如果你们有事的话，记得叫其他人呆在总理的身边。
总理的原则性很强，有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都憋在心里不讲。总理在最后时刻有什么话要讲，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1976年元旦，北京天寒地冻，这天晚上稀疏的灯光在风中瑟瑟发抖。叶剑英乘坐汽车来到305医院，他刚到医院就被眼前的情景给惊到了，原来周恩来正斜躺在病床上，聚精会神的听着护士给他读毛主席刚刚发表的两首词。
叶剑英就这样静静地站在床旁，一直等护士读完才上前。叶剑英本想将自己的心事告诉给周恩来，但看见他渐渐消瘦的脸庞露出癌症晚期痛苦而又勉强的笑容，叶剑英便不忍心开口了。
值班人员告诉叶剑英：“周总理听到主席刚发布的这两首词，十分高兴。”叶剑英点点头，然后走到周恩来的身边，紧紧地握着他的双手，说：“你要好好休息啊！不要太过操劳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当工作人员将一张白纸交给叶剑英的时候，他忍不住流下伤心的眼泪。叶剑英看着这张空白的纸张，不禁感叹：“周恩来的心就像是这张白纸一样纯洁，总理一生顾全大局啊……”
周恩来去世后，叶剑英拒绝致悼词
在周恩来生命的最后时光中，他和邓颖超交谈最多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何处理身后事的问题。
早在1956年，中央就作出领导人去世后实行火葬的决定，不久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就商定，并互相保证：“将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好河山里去，撒到水里、土里去。”
中央作出决定后，周恩来带头将父亲的坟墓平掉，进行深埋。周恩来曾说过：“人死后为什么要保留骨灰呢？还不如把它撒在地里做肥料，撒在水里可以喂鱼。”
邓颖超回忆说：“当恩来知道自己的病不能挽救的时候，他一再叮嘱我，死后不要保留他的骨灰，葬礼也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的任何人，一定不能搞一丁点的特殊。”
为了保证自己的骨灰能够顺利按照自已的意愿照办，周恩来特意约见了邓颖超的秘书。
在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周恩来说：
“我和大姐10年前就约定好了，我们死后都不保留骨灰。不过我想过了，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够遵守约定，将我的骨灰撒掉，这件事还得中央做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
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的话，我可以保证她的愿望实现……”
在第二次谈话中，周恩来谈到骨灰的处理问题，他对赵炜说：“把我的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里去做肥料，这也是为人民服务，活着为人民服务，死后也要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两次谈话令赵炜深受教育，她说：“我对周总理和邓大姐更加敬仰了，他们是多么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啊！”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他也走完了生命的全部旅程。
邓颖超为了实现周恩来最后的遗愿，她向中央转述了周恩来生前对后事处理的意见：
首先，不保留骨灰；
其次，后事的处理尽量精简，规格不能超过其他领导人；
最终，不办追悼会，也不搞遗体告别。
众人听了邓颖超的转述都十分震惊，而第一个提出反对的就是李先念：“不行，就算是要改革悼念形势，也不能从周总理开始，我们，我们这样做没办法向全国人民交代……”
其他领导人也纷纷点头附和，经过商量后，众人决定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会都是要举行的，至于骨灰是否保留，还要汇报给毛主席，请他做出最后的决定。
1月12日，中央和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批准周恩来将骨灰撒掉的请求。
1月10日，周恩来的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首先抵达的是医疗组的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还是没能挽救周恩来的性命，因此当他们来的时候，也忍不住爆发痛苦出来。
紧接着抵达的是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她顾不上什么形象，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丈夫的脸庞，哽咽道：“恩来啊，恩来啊，我来晚了……”
朱德委员长也顾不上自己身体差，顶着刺骨的寒风赶来见周恩来最后一眼。他紧紧地握着邓颖超的双手，眼神十分痛苦，但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口。
1月11日下午，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周恩来的遗体将被送往八宝山进行火化。载着周恩来遗体的灵车准时从医院出发，灵车开得很慢，从医院到八宝山，沿途站满了为周恩来送别的群众，大家都是自发来的，没有人组织。
灵车队在路上缓缓走了一个多小时，直到下午6点多才抵达八宝山，凌晨1点，周恩来的骨灰由一辆轿车送往劳动人民文化宫。
1月15日是周恩来的追悼会，而在举行追悼会之前，有一个令大家讨论的问题，那就是该由谁致悼词。
当时有人提议让王洪文致悼词，王洪文连忙摆摆手，说：“我不行，我是不行的。”紧接着又有人提议让叶剑英致悼词，毕竟叶剑英和周恩来的关系可是非常好的，谁曾想叶剑英严厉地拒绝了，并说：“我不适合，别人也不适合，只有一个人最适合！”
而叶剑英口中“最适合的人”就是邓小平。其实叶剑英这样说也是有自己理由的：
首先，邓小平当时是中央的副主席，也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不管从资历还是从其他方面来看，都是最为合适的人选；
其次，周恩来生前是非常看重和爱护邓小平的，他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予邓小平最大的照顾，尽管重病缠身，他也不忘安排邓小平在大众面前露面。
致悼词的最佳人选
周恩来和邓小平相识于20年代初勤工俭学的时候，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两个几乎在同一时间段踏上了法兰西的土地。
1923年初开始，周恩来成为中共旅欧支部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领导人，而此时的邓小平不仅年龄比周恩来小上6岁，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尚未完全成熟的革命青年。
对邓小平身上散发出来的革命热情，周恩来十分欣赏，对他也是多加照顾。
1928年1月，中央决定由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局的主任，负责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而在此之前，邓小平也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其重要职责就是协助周恩来处理日常事务。
到此，两位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战友，再次并肩作战。
为了保密，当时的中央机关通常设在外国租界区或者是上海的闹市区，这样避免被敌人发现。
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大多都在一个大舞台后面的447号楼召开，而在会议上发言最多的则是周恩来，毕竟他是最了解，也是管事最多的人。
邓小平是秘书长，他负责记录会议中的话，有时也会发言。尽管邓小平的发言并不多，但却很有分量，让人一听就懂。除此之外邓小平还负责协助周恩来处理政治局会议的工作，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从中也能看出周恩来是十分器重邓小平的。
大家都知道地下党首先要做好保密工作，这也是他们的头等大事，一旦被敌军发现踪迹的话，那么下场就只有死路一条。周恩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对保密工作更是十分熟悉的。
周恩来曾提出：“女同志要梳髻子，穿绣花鞋，住机关要两夫妇，讲话不要革命腔，这样才不会被敌人发现。”
有位叫黄介然的老革命曾回忆起，当年周恩来和邓小平在上海共事的情景：“那时候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要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来这里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以及技术性的问题，由小平同志负责解决……”
除此之外这位老革命还说：“我对小平同志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他是很谨慎的，而且可亲得很。”
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期间，周恩来和邓小平所接触的人是非常多的，他们和中央、各地负责的同时也是比较熟悉的。但邓小平始终认为：“在那个时候，和我工作关系最亲密、个人关系也最亲密的，只有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了。”从这里足以看出周恩来和邓小平之间的战友情谊。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不久后桂系失败，李宗仁、白崇禧等人被驱逐出广西，由李明瑞等人回到广西主政。此时李明瑞等人竟然主动提出，请中共派干部来到他们的部队工作。
于是该派谁前往，成为我党当时思考的问题，周恩来凭借着自己对邓小平能力的了解，认定这一角色非邓小平莫属。周恩来毫不犹豫地向中央提议：“我建议派小平同志去！”
后来经过周恩来的推荐和中央的批准，年仅25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前往南宁。10月份的时候，在邓小平等人的领导下，广西发动了百色起义。
周恩来晚年的时候身体非常差，尽管如此，他在住院期间还是不忘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除此之外周恩来还凭自己在党内的影响，多次在医院里找来王洪文、李先念等人，让他们支持邓小平的工作。
邓小平身为周恩来的左膀右臂，他时常替周恩来分忧。1974年3月，周恩来向毛主席提议，由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
4月6日，当邓小平率领代表团离开北京的时候，周恩来强撑病体，亲自到机场送别邓小平，也让大家看到他对邓小平的重视。19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周恩来再次拖着病体到机场为邓小平“接风洗尘”。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上通过了由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各部委设置等报告。13日，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了四届人大，大会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为副总理。
会议结束后，关于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周恩来给毛主席写去一封信：“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批示重要文件。”
不久后周恩来又召开了国务院各部领导人会议，宣布：“以后像这样的会议，就请邓小平同志主持，我的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都交给邓小平同志主持。”
1975年4月后，周恩来和毛主席商定，由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令他成为仅次于毛主席和周恩来的实力人物。
周恩来某次做手术之前，一直询问叶剑英：“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得到否定回答后，周恩来有些失望。没想到下一秒邓小平就出现在周恩来的面前，他紧紧地握着周恩来的双手，说：“总理，我来了。”
紧接着生命垂危的周恩来在进手术室之前，当着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的面，大声夸奖邓小平：“你这一年干得好，比我强很多！”这句话体现了周恩来对邓小平的鼓励、支持和信任。
1975年的某天，周恩来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以至于当他在医院见到自己当年的保健护士时，竟然脱口询问：“小郑，你说我还能活多久？”
到了1975年下半年，周恩来不仅病情加重，还在操心邓小平的事情。根据高振普回忆，有一次邓小平、张春桥、叶剑英等人来看望周恩来。周恩来环顾一周后，说：“你们要帮助小平同志做好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与世长辞，而他的逝世对邓小平的打击是非常大的，甚至一度悲痛到不能自已。
在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他几次因为悲痛而念不下去，特别是当他念到“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此时全场哭泣，声音延续了很长时间。
周恩来离开了邓小平，邓小平痛失兄长和战友，在以后的岁月里，邓小平常常念起和周恩来之间比金子还要珍贵的革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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