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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远在北平的戴笠收到属下发来的批捕申请，上面赫然写着：
“李时雨有‘共党’之嫌，请批准逮捕。”
按理说，军统对共产党人恨之入骨，宁错杀一千也绝不会放过一个。
可这一次，戴笠却回电道：
“此人对党国有功，不可逮捕。”
可惜自诩算无遗策的他这次是真的失算了。
因为李时雨确实是被称为“窃听器”的红色特工。
而且戴笠也不是唯一一个为其担保的人。
他曾辗转于汪精卫、蒋介石两大魔窟之间，一路官升至国民党少将，官大到连自己都惶恐。
潜伏十八年，李时雨从未真正暴露过，戴笠到死都不信他是共产党。
刘少奇更是连连赞他：
“一个人能顶三个师！”
李时雨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红色特工李时雨的传奇人生。
潜入暗夜，初心不改
“九一八”事变之后，我党便开始着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但当时各路势力正忙着中原大战，在国内争权夺利，并不将势微的红军放在眼里。
直到1934年，任蒋军“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与和红军交手连连受挫，被徐海东的红十五军打了个落花流水，才逐渐认识到红军实力。
再加之日军侵占东北后，对华北的野心愈发明显，张学良以为日军不会侵占全中国的侥幸心理被打破。
他逐渐起了联共抗日的心思，并且开始主动联系共产党。
作为军事实力最强的地方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是一直以来都是我党极力团结的对象。
但彼时，他尚在蒋介石的麾下。
站在我党的对立面，其真实意图尚不明晰。
因此，党组织决定先派人打入其内部，探清实情再做打算。
而这个任务落到了北大法学院的学生李时雨身上。
之所以挑中他，一是因为其出身比较容易打入军阀，二是他有一故友会成为此次行动的助力。
张学良
李时雨出生于黑龙江巴彦的一个大地主家庭，8岁便开始上私塾。
但李家虽家境富裕，却不愿意让子女外出求学，一心只想将其留在家中，继承家业。
所以自其祖父去世后，李时雨便被迫辍学在家。
他为此与家庭抗争许久，但始终无法说服双亲。
最终还是在乡绅“张二爷”的劝说下，他才得以重返学堂，并与张二爷之子张学孟一同考上了齐齐哈尔省立一中。
而这个张学孟就是此次党派李时雨负责此次行动的关键所在。
两人既是同乡，又是同窗，交情匪浅，只不过最终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张学孟加入到“东北王”张作霖的麾下。
而李时雨则拒绝了好友的邀请，选择继续求学。
因为在一中时，他亲历了那场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上海和青岛的日本纱厂工人举行罢工斗争，以争取合理的休息权和劳动报酬，但却遭到日军和北洋军阀的镇压，十多名工人被当场杀害。
这一屠杀事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
许多城市就此掀起罢工、罢课、罢市的运动，李时雨所在的一中也在其中。
在这场爱国运动中，他亲眼见证了日本人与军阀相互勾结，残害无辜百姓。
自然，李时雨不愿同好友一起加入军阀。
但同时，他也见识到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力量之强大。
在齐齐哈尔上了一年学之后，李时雨便转入天津南开中学。
在那里，他结识了很多进步青年。
其中有一位叫林枫的中共地下党员给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但真正让其决心跟着党走的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
当时李时雨已经是“北大法学院”三年级的学生。
在破碎的山河中，各路军阀舞刀弄枪，自相残杀以抢占地盘。
但遇上侵略者，他们却又贪生怕死。
李时雨深深感受到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最终，他于次年12月，在共产党员夏尚志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纪念碑
在入党之初的三年，李时雨先后担任过北平学生大示威的总指挥、黑龙江人民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副司令，还曾假扮李氏晚辈参与李大钊先生的安葬活动。
1933年，李时雨完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与孙静云结为连理。
而就在这时，他的同乡张学孟已经成了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
因此，他是我党打入东北军最好的突破口。
次年，刚从北大法学院毕业的李时雨假借找工作之名，请老同学介绍自己进东北军。
张学孟自以为对他“知根知底”，二话没说便应下了。
再加上高学历的加持，李时雨很快就进入西北“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
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隐秘作战生涯。
作为警卫办公室主任的挚友，李时雨出入金家巷5号的张公馆，犹入无人之地。
而后，他利用这个便利与公馆的警卫人员打成一片，并利用闲聊的功夫，向他们宣传积极抗日和民族统一战线。
同时，李时雨还试图套取张学良对共产党的真实态度，再设法将情报传送给党组织。
1936年12月，随着西安事变爆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成，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特工使命。
只是其还未享受这份成功的喜悦，便立刻动身前往下一个战场。
张学良公馆旧址
有趣的是，从这之后，李时雨的特工之路如有神助，一路开绿灯，顺利得连他自己都始料未及。
甘做“汉奸”，精忠报国
西安事变之后，李时雨便准备与妻子一起前往北平，找“东北救亡总会”。
不料，在抵达天津的第三天便发生了七七事变，北平被占。
他只能留在天津，相机行事。
1937年8月1日，天津市成立了一个由日本扶植的治安维持会。
而该会的总务科科长吴光弼曾在张公馆工作过，与李时雨是旧相识。
经组织同意，他抓住机会，又请吴光弼给他介绍工作。
最后凭借北大法学院毕业的文凭，李时雨当上了天津高等法院的检察官，还得到日本特务机关签发的“派司”（通行证）。
因而，他得以畅通无阻地来往京津之间，为党传递消息。
一次，为了对敌战争需要，党组织在天津购置了一些电台机械和马达放在李时雨家中，由他的爱人孙静云代为保管。
后上级命他将这批物资运往河北的一个转运站。
李时雨思来想去，最危险的地方便是最安全的地方。
于是，他以要进租界办事为由，大大方方地找伪法院借车运物资。
而后，他便开着日伪的汽车，拿着日伪发的通行证轻松过了路口关卡，将电台机械放到了指定地点。
然而没过多久，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冯骥被捕入狱，党组织便命李时雨营救。
而此时的他刚因工作能力出色升了职，被任命为天津高级法院书记长兼地方法院书记长。
李时雨就借着检查书记官的工作之名，趁保管冯骥资料的康姓书记官不注意，顺手拿走了有关冯骥所有的卷宗，然后付之一炬。
后来，康姓书记官发现卷宗丢了，害怕担责，便慌慌张张跑来跟他报告。
李时雨佯装生气，瞪着眼睛训斥了几句，再慢慢抿了口茶，貌似不经意地提示道：
“是不是日机轰炸时给毁掉了？”
闻言，康书记官眼珠一转，捡到了宝似地连忙点头，还特地在登记簿上写上了这条理由。
处理完证据之后，李时雨又以检查监狱的名义进入看守所，悄悄交代冯骥：
“法院已经没有你的卷宗，你只需要一口咬定是与人打架，是被诬陷的即可。”
最后，他利用自己在天津司法界的人脉，打通了各个环节，成功让冯骥被无罪释放。
送走冯骥不久后，一个不速之客的到来让李时雨有了深入魔窟作战的机会。
汪精卫
1939年，为筹划伪政权，汪精卫计划于8月在上海召开所谓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但自他公然与日本签下《何梅协定》、《秦士协定》，把华北主权拱手让给日本人开始，就已经声名狼藉。
此时的汪精卫也再不是那个豪言“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热血青年，而是成了人人唾骂的头号汉奸。
可想而知，当时根本没有志士愿意参加他主持的“代表大会”。
因此，他只能派人前往各地网罗出席会议的代表。
其中一个叫朱晶华的代表来天津找到李时雨，请他冒充国民党的北方代表。
这无疑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若此时应下，李时雨就能顺势成为汪伪政府的“开国之臣”，借此进入日伪政权中心，接触到更为关键的情报。
李时雨赶紧将这一重要消息上报给他的直接领导何松亭。
没过几天，他便收到了回复：
“批准参会，打入汪伪内部，趁机搜集情报。”
至此，李时雨正式进入下一个战场——汪伪政府。
会后，作为“开国之臣”的他果然得到重用，被任命为天津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1月，李时雨与河北、北平的13名代表被调往南京，受到汪精卫的亲自接见。
为了方便回北方给党组织作报告，他特地让妻子孙静云留在北方，之后好借探亲之故。
而后，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确立了一个50人的立法委员会。
北大法学院出身的李时雨也被列入其中。
他终于一步一步进入了敌人的心脏。
陈公博
进入立法委员会后，李时雨得以多次与立法院长，也就是汪精卫的左右手陈公博接触。
他对这位老奸巨猾的政治老手早有耳闻。
此人蛇叔两端，最是虚伪，一面做汉奸捞好处，另一面又想搏个任人唯贤、通情达理的好名声。
初次见面，李时雨便对症下药。
他始终微微欠着身子，但一脸正色，毫无谄媚之意，也不主动搭话，只会规规矩矩地回答陈公博的提问。
俨然一个沉稳持重，少年老成的青年。
不出所料，陈公博看他的神色越加慈爱，语气也逐渐温和：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之前在哪当职？”
李时雨不卑不亢地回道：
“国立北京政法大学，之前在天津高法工作。”
听了这话，陈公博连连称“好”，他身边最需要这样真才实学的青年。
就这样，李时雨靠着恰到好处的“迎合”，成功获取了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
打通陈公博这一关键环节，之后的行动也变得顺利许多。
因为汪伪政府的人个个都是看碟下菜的好手。
见他与陈公博走得这样近，便将其视作其亲信，都不用李时雨主动出手，就有许多人自发来跟他套近乎。
仅三个多月，李时雨就打开局面，把汪伪政府的人事组织及其罪恶活动了解得清清楚楚。
可这样一来，作为汪伪政府的红人，李时雨的一举一动都有人关注。
如果彼时再经常回北方探亲，势必会引起敌人的怀疑。
李时雨与孙静云
为此，党组织命他的妻子汪静云来到南京，负责机要和交通工作。
这样一来，夫妻俩结成一个小队，协力为党的情报工作卖命。
1941年，陈公博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李时雨也跟着到上海兼任保安部秘书处处长。
不久之后，原军法处处长单钰因积压案件、关押犯人久不处理等问题被革职，陈公博顺势命李时雨取而代之。
孙静云回党组织汇报此事时，还有些惴惴不安，担心丈夫在敌营中官做得太大，违反党组织的规定。
听闻，何松亭哈哈大笑，朗声说道：
“你让他只管往上爬，对伪组织不管什么部门，应广泛打人。”
李时雨也果然不负众望，在汪伪政府一路高升，最终官至为警察局司法处处长。
至1942年5月，他被授予少将军衔，肩带金星，身兼汪伪政府秘书处长、军法处长、司法处长，大权在握。
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上海一直以来就是情报工作者的天堂。
有了这尊贵身份的加持，李时雨在此地如鱼得水。
一个个叛徒、汉奸、特务都被这个他不动声色地巧妙处死。
除了利用职务对抗汉奸、完成党的任务之外，李时雨更是借此光明正大维护百姓的利益。
李时雨
他利用陈公博提倡“廉洁政治”的机会，整顿治安，禁烟、禁毒、禁止敲诈勒索，禁止流氓扰民，对侵犯百姓利益者更是毫不手软。
陈公博以为这个后生是在为自己扬名，欣喜不已。
就连上海保安司令部日本联络官五十岚和池田也都夸他“执法如山”。
但李时雨伪装的本领再高超，也是在刀尖上行走，稍有不慎便是万劫不复。
旭日东升，险脱虎口
1944年4月的一个深夜，熟睡中的李时雨夫妇被一声巨响惊醒，紧接着又传来仆人的尖叫。
听到这个动静，李时雨让妻子留在主卧，独自下楼查看。
只见三个日本宪兵正拿着刺刀将客厅翻了个底朝天，他们自称是从北平来的。
听到这，他心里顿时凉了半截，多半是孙静云回北方汇报工作时，被发现了。
李时雨心里翻江倒海，表面却神色不动，直直盯着为首的日本宪兵，大声质问：
“你们干什么？敢在这里撒野！”
日本宪兵厉声反问：
“你的太太在哪里？她有共党嫌疑，我们要带她回去调查。”
说话间，众人作势就要冲向二楼。
就在这时，孙静云已经穿戴整齐主动走下楼来，接过日本人的话头：
“好，我跟你们走。”
说完，她深深看了眼丈夫，紧了紧他的手。
作为爱人，无需多言，李时雨便能明白她的意思。
而作为革命者战士，他们随时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所幸日本人将李家翻了个底朝天，没有发现什么破绽。
因此，他们还不敢轻易动汪伪政府的官员李时雨。
眼看着凶神恶煞的日本兵走远，他才瘫坐在沙发上。
李时雨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分析当下的情形。
日本兵既然在家里没有搜到证据 ，也不敢带走他，就说明他们手里还没有铁证，只是怀疑。
既然这样，事情就还有转机，不必麻烦组织，他必须自己想办法救出妻子。
侵华日军旧照
于是，李时雨趁着夜色来到陈公博家中，向“上司”申诉日本人的所作所为。
听清事情的原委，陈公博火冒三丈，将手里的茶杯摔了个粉碎，怒吼道：
“他们眼里还有没有我？简直无法无天！”
两周后，上海日本宪兵司令部派宪兵少尉中村亲自去北平将孙静云接回上海。
李时雨心疼地抱过妻子，发现她裸露在外的肌肤全都布满了伤痕，没有一块好皮。
中村挂着虚伪的笑，上前道歉：
“时雨君，误会已经解开，望你与夫人见谅。”
而这次“误会”能成功解开，陈公博的干预只是给了日本人一个台阶。
真正起到关键性作用的是孙静云的革命意志。
整整两周的酷刑折磨，她生生挨过了日本人的辣椒水、老虎凳，还有盐水皮鞭，硬是一个字也没有透露。
经过此事，夫妻二人的革命决心也并没有被敌人的残酷吓退。
1944年5月，李时雨随着上海市伪警察局赴日考察。
这次东洋之行让他知悉了敌人的真实情况，也为党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日本，他注意到商店里面的货物很少，还有饭店里的蔬菜肉类都少得可怜。
由此可见，日本的资源也已经耗得所剩无几。
再者，火车站、机场等各大公共场所的工作人员几乎全是女性。
面对种种细节，李时雨判断日本可用兵力估计全都耗在了战场上。
回国后，他立刻将所见的情况形成报告，上报给党组织。
几天后，李时雨接到了回复：
日本人已经穷途末路，蒋介石谋求夺取战争胜利果实之图谋已经愈加明显，他要准备前往下一个战场——军统。
戴笠
经过熟人余祥琴的介绍，李时雨开始表面与军统合作，将汪伪的消息透露给他们。
因为自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加入二战，蒋介石才相信日本注定兵败，开始“积极”抗日，准备坐收渔翁之利。
所以，李时雨在汪伪获得的情报对他们来说也十分关键。
果不其然，如党组织所料，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便发起内战。
而此时，李时雨已经顺利成章地进入军统，成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站长。
军统头子戴笠第一次见到他，便赞不绝口：
“你能在陈公博身边工作，还没有被‘76’（汪伪特工部）发现，能混下来，就算有办法，不容易啊。”
李时雨依旧保持谦虚之态，马上表示：
“那是托戴局长的福，是您领导得好。”
作为多年老特工，他太清楚这些人真实的嘴脸。
他们无非是想做人上人，你越表现得真心臣服，他越会高看你一眼。
但军统的内斗很严重，谁越招戴笠喜欢，眼红的人就越多。
1943年，军统大特务沈维翰便查到孙静云曾有过共党嫌疑。
他揪住这一点，立刻申请逮捕李时雨。
戴笠因十分欣赏李时雨，而且其提供的汪伪情报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因此不愿相信他是共党。
思索半响，他致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李国章，向其打听李时雨。
可他哪里知道，李国章也是中共地下工作者，当然不会说李时雨半点不好。
随后，戴笠在给沈维翰的电文中写道：
“李时雨过去打入敌人内部有功，工作很出色，我很了解，他参加本局工作成果如何？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也。”
在他的力保下，李时雨得以逃过一劫。
李时雨
1946年3月上旬，戴笠因飞机失事坠亡，到死都没能得知真相。
但他死后，军统内部夺权，几方势力趁机铲除异己，李时雨的处境又变得岌岌可危。
党组织得知后，便立刻安排他撤退。
但军统这次快了一步。
同年9月19日，刚买到机票的李时雨正准备离开，忽然接到余祥琴的电话：
“你...你来一趟市政府。”
从对方支支吾吾的语气中，李时雨心里有了数。
进市政大楼前，他神情凝重地对司机阿根说：
“这辆车送你，一个小时若我出不来，你就回我家呆两三天，但凡是来我家的客人，你都要告诉他们，我被捕了。”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走了进去。
而后，李时雨在军统的看守所被折磨了一个月，但始终没有开口。
好在军统手里并没有实证，也不敢轻易处置国民党少将。
这件事就这样一直耗到1949年。
那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后，国民党残部落荒而逃，李时雨也得以无罪释放。
而后在北京，中共中央负责人刘少奇专程接见了他，并对他说：
“你一个人顶三个师啊，今日得以凯旋，我看是个奇迹。”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长安街上人潮如织，漫天的红旗海洋激荡人心。
主席台前，毛主席庄严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而此时，站在他身后的李时雨抬手抚了抚身上的军装，双眼通红。
他干了近二十年革命，却穿了十五年敌人的军装。
如今得成大业，李时雨终于结束了双面人生，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后记
在艰苦卓绝的革命历史中，还有太多如李时雨一样在隐蔽战线奋斗的英雄。
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来不及被记住，就牺牲在了不为人知的战场。
我们当铭记这些英雄的功绩，永怀感恩之心，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和平。
参考文献
党史纵览：《敌营搏斗15年的李时雨》
党史文苑：《李时雨：虎穴龙潭建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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