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马付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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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地处怀化市最南端，湘、桂、黔三省（区）的交界，是云贵高原东缘向南岭山脉过渡地带，雪峰山西南余脉延伸境内，分属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有侗、汉、苗、瑶等24个民族。历史上，通道县为楚越分界的走廊地带，素有“南楚极地”“百越襟喉”之称。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航程，风起云涌、砥柱中流、荡气回肠。在一次次生死存亡考验面前，在一个个历史抉择关头，我党总能顺应大势、把握规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赢得历史主动。1934年发生在通道县的“通道转兵”重大历史事件，为此后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成为伟大转折的历史开端。
湘江战役与湘西“口袋”
拂去岁月的尘埃，穿越时空隧道，回到1934年的10月，中央红军八万余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一个月相继冲破敌人三道封锁线。11月2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长途奔袭占领潇水西岸的最大渡口——道县，然后，先头部队从此处渡过潇水，让国民党在潇水“围歼”红军的计划破灭。
对此，国民党军队对已过潇水的红军先头部队进行夹击，对未过潇水的红军余部进行堵截。
当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正式下达了从湘南强渡湘江、进军桂东北的作战命令。中央红军以红一军团为右翼、红三军团为左翼，军委纵队和八、九军团随后，五军团后卫的态势向湘江前进。11月27日，两翼前锋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控制了从兴安的界首到全州的屏山渡之间60里长的湘江两岸，打开了前进的通道。
但军委纵队辎重过多，部队行动十分缓慢，后续部队未能及时跟进过江而错失良机。这时，敌军向我发起全面进攻，在湘江潇水二百里战场，天上飞机轰鸣，地面枪炮隆隆，人喊马嘶，杀声震天。湘江一仗，虽然红军最后渡过了湘江，却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全军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之后，中央红军继续执行原定计划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而早在湘江战役之前，国民党就察觉到了中央红军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11月17日，国民党发布《湘水以西区域“剿匪”计划大纲》，调集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在去往湘西途中的靖州、会同、洪江和绥宁等地布置了四道严密的碉堡防线，在湘西布置了一个“大口袋”，等着中央红军去钻。除了湘西这个“大口袋”外，南面，还有广西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急编的两个追击队，分别由广西尾追，并经龙胜、古宜抄袭红军侧面，防护柳江上游，以断红军南下之路。西面，也有贵州军阀王家烈的5个团。从国民党的兵力部署来看，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道路完全被重兵封死，要想实现原定计划已经没有了可能。
行军路上酝酿的“通道转兵”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长征初征的严重受挫，使广大红军将士对“左”倾领导者越来越不满，认为仗再也不能这样打下去了。“让毛泽东同志出来领导红军”的呼声，日益高涨。
湘江战役后，从过老山界起，中央政治局一路开会，讨论红军的战略方向等问题。按照最初的战略设想，是北出湘西等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然而，“当时，为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早已抢先在湖南通道以北进入阵地，一个更加凶险的危局眼看就要来临”，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介绍。
面对这样的险境，当年12月12日，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境内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左”倾领导者仍然坚持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同志从实际出发，提出红军必须西进贵州，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一定不能再往北走了，他形象地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当晚7时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第一师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
1934年12月13日，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这次在危急关口紧急调整进军方向，使红军避开敌人重兵包围圈的重大军事转移，史称“通道转兵”。“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这样写道。
红色法治文化融入基层治理
如今，在通道县的通道转兵纪念馆里，陈列着“万万火急”转兵电令的复印件，电令的原件收藏于中央档案馆。
郑湘表示，这两片泛黄的纸页，看似轻如鸿毛，实则重如泰山，它于万分危急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尽管中央红军在通道境内只有短短9天，但却在当地留下了红色的基因，播撒民族团结的种子。近年来，通道县始终坚持以传承红色文化为根本，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主线，将民族团结进步主题融入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在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同时，从讲政治、护团结、促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认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大意义，充分学习了解和尊重各民族群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充分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合法权益，切实增强维护民族团结的自觉性和坚定性。
“法治宣传晒摇台来悬胜寨（法治宣传进侗寨），嫩事情乃要计丈（这是一件好事情）。怒碰宁雅道要团结德猫经（发现坏人要团结齐心），奥嫩法律伟吞应猫谈（要用法律保护来惩罚）……”盛夏的一天，记者再走“通道”，看到在大树下乘凉的村民们，正在观看一位“非遗”传承人演唱侗族普法宣传“调子”，现场气氛热烈。
为了让法治文化“火起来”，通道县发挥侗族民俗文化优势，将侗族特色歌舞文化作为有效载体，把禁毒、反电诈、防范非法集资、法律援助等法律法规和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典型案例融入“非遗”文化中，邀请“非遗”传承人在村寨表演吟唱，吸引了大量村民和游客驻足观看，特色鲜明的法治宣传“唱起来”“热起来”“活起来”，在通道县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通道县法学会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积极发挥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中立、权威作用，积极呼应群众多层次、差异化、个性化的矛盾纠纷调解新需求，以首席法律咨询专家为基础，持续打好“调解+”模式组合拳，不断探索建立多层次、宽领域覆盖的“枫”式调解新模式，着力构建“多平台、跨区域、精准化”的多元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推动了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工作向纠纷源头延伸，为基层社会治理赋能添力。同时，组织首席法律咨询专家和法学会会员，深入发掘红色文化与法治文化的契合点，打造了“红色+法治”套餐，通过基层法治宣讲、红色主题法治文艺汇演、红色研学等接地气的形式，让法理与情感共鸣，使得法治宣传教育不仅有深度，更具温度，真正使法治“种子”在群众心中生根发芽。
通道，这条当年的生机之路，如今已经将民族团结进步的主题融入了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中，在唱响红色主旋律的同时，红色也正在成为县域基层治理工作的鲜明底色，有效推动着高效能治理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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