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代表团，不约而同都提议当时担任抗大分校校长的何长工为中央委员候选人。
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何长工的名字在第二次预选中被划去。
很多人对此觉得不解，其中有个叫王英高的老红军还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不满。
的确，论党龄，何长工1922年就入党，比罗荣桓、彭德怀、贺龙、徐向前、林彪入党都早；论文化，何长工到法国上过学，当过红军大学校长；论资历，他参加过秋收起义，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论贡献，朱毛井冈山会师，何长工是牵线搭桥人，红军长征前他跟广东军阀秘密会谈达成协议，红军长征路过那里时才一路顺风；论级别，遵义会议后，何长工就是军团政委。
何长工也是湖南人，算是毛泽东的老乡。无论从哪方面讲，何长工都不该落选中央委员。
何长工为何落选？是他做错了一件事，影响到了自己的政治前程。
何长工，原名何坤，1900年12月8日，出生于湖南长沙华荣县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
穷人的孩子是读不起书的，好在他的舅舅家庭相对富裕。1914年，在舅舅帮助下，14岁的何坤得以到岳阳第三联合中学读书，后来又到湖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系学习。
1919年，18岁的何坤决定和同伴一起赴欧勤工俭学，去北京留法预备班学习期间，他李大钊、陈独秀等撰写的文章，对马列主义产生浓厚兴趣。
1919年底，何坤漂洋过海到了法国，在异国他乡与周恩来、聂荣臻等人不期而遇。1922年，在周恩来的介绍下，何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之后，聂荣臻才成为党员）。
以上事实至少可以证明，何坤思想进步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924年初，何坤回国，他立即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对共产党人挥起屠刀。同年五月，反动军官许克祥积极响应，在湖南发动“马日事变”，对革命者进行疯狂镇压。
1927年8月7日,何坤到武汉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与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相遇。这不是他们首次见面.早在8年前，何坤去法国留学前，在北平就跟毛泽东相识。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张对这股反共逆流进行坚决回击，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主张。何坤听了热血沸腾，他站立起来，长时间鼓掌。
会后，毛泽东和何坤进行一席长谈，商讨如何举行武装斗争。
何坤当时是做地下工作的，为了不暴露自己，需要改名。因为在去法国前，他曾经在北京长辛店做工，毛泽东建议何坤改名“何长工”。
为了筹备起义，毛主席又派何长工去武昌警卫团工作。经过精心准备，1927年9月9日，毛泽东率领工农武装部队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打响对国民党的第二枪（南昌起义是第一枪）。
但由于敌强我弱，斗争经验也不太成熟，起义最终宣告失败。毛泽东经过慎重思考决后，决定登上井冈山，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何长工不但参加了秋收起义，还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这天，毛泽东将何长工叫来，对他说：“听说朱德、陈毅在南昌起义之后处境艰难，我想让他们也到井冈山来，你看好吗？”
“毛委员，那太好了，就把这个联络任务交给我吧！”
“行，那你准备准备，明天就动身吧！”毛泽东兴奋地说。
第二天清早，何长工身穿破衣服，脚穿旧草鞋，头戴斗笠，打扮成一个农民，踏着晨露出发了。
当时，江西一片白色恐怖，到处都是国民党军队的哨卡，对来往行人进行盘查，稍有不慎就会暴露。
何长工机智勇敢，顺利通过了重重关卡，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广州，打听朱德、叶挺等人的下落。
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确实计划到广州去。但是9月底，起义部队主力来到广东省丰顺县汤坑的时候，遭到粤桂两省军阀的联合打击，起义队伍寡不敌众，遭受重创，处境艰难。
1927年11月，朱德遇到了自己当年滇军中的老朋友、第16路军总指挥范石生。
对方雪中送炭，给起义部队补充了一些弹药和冬装、还拨发了2个月薪饷，让部队渡过了难关。当然，为了能得到接济，起义部队暂时被编入国民党第16路军47师，番号是140团。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外人不可能知道。后来因为有人告密，朱德不得不带着起义部队到了韶关。
这时候何长工还在广东，他从一位国民党逃兵的口中，得知朱德在韶关。何长工欣喜若狂，披星戴月到了韶关，和朱德、陈毅等人相会，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我可找到你们了！”
说完，何长工眼泪止不住顺着脸颊扑簌簌滚落下来。
为了寻找朱陈，何长工两个月来，到过沔都、曹市，也到过长沙、武汉，并南下香港，途径郴州，辗转到了广州，后来才到了韶关，个中艰辛，只有他自己能体味。
这时候朱德和陈毅也没有落脚的地方，正在为难，得知何长工来意大喜，当即决定前往井冈山。
1928年5月4日那天，井冈山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在战士们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红4军成立了。
会场的讲台上，作为大会主持人的何长工满面红光，发表讲话。
毛泽东和朱德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秋收起义部队、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暴动部队几股洪流汇集在一起，它将冲垮国民党统治的堤坝，迎来一个新时代。
对此，何长工功不可没。
在井冈山期间，何长工始终得到了毛泽东的充分信赖，成为其得力干将和助手。在此期间，何长工还立下一大功，那就是改造王佐绿林军和旧军阀。
毛泽东到井冈山之前，那里已经有了一支部队，即王佐、袁文才率领的部队。这支队伍说好听点是起义军，说不好听点就是绿林草寇，里面鱼龙混杂。如果不将这支队伍改造好，就无法增加红军的凝聚力，更无法得到群众拥护，红军也难以壮大。
1927年10月上旬举行的古城会议上，党中央将改造王佐和袁文才的绿林军提上议事日程。虽然王佐和袁文才都是“农民自卫军”首领，但袁文才是我党党员，思想觉悟高，让他转变并不费事。而王佐思想保守，有流寇的习气，而且还自以为是。要想完成改造，必须转变他的思想，这是个大难题。
派谁去说服王佐，毛泽东陷入沉思。经过再三思考，他想到了何长工。
何长工接到指示二话没说，表示要坚决完成任务。在说服王佐的过程中，何长工遇到了想象不到的困难。
常言道，“宁做鸡头不做凤尾”，王佐自然也不例外，他认为井冈山是自己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不想让别人染指。因此他戒心很重，表面上对何长工非常客气，背地里却严加提防。
为了消除王佐的顾虑，拉近彼此的距离，何长工并没有着急，而是采取迂回战术。他先是常去王佐家，跟他母亲唠家常，帮老人家挑水砍柴，给老太太买好吃的东西。长此以往，何长工就取得了老人家的信任，还激动地说：“你这伢子（孩子）比亲儿子都好。”
王佐是个孝子，看到母亲如此夸赞何长工，爱屋及乌，他对何长工的信任也与日俱增。
有一次，王佐听说一个挑夫曾经为土豪服务过，就想砍人家脑袋。何长工听了赶紧跑去制止：“他也是穷人，生活所迫，不容易啊。如果这样乱杀人，就会失去百姓支持……”
王佐开始想不通，他母亲听说了也帮着挑夫说话，王佐随即打消了杀人念头，还为此向何长工认错。从此之后，两人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王佐对何长工言听计从。
这时候再去改造王佐队伍，就是水到渠成，轻而易举。不久之后，这支纪律散漫的绿林军，变成了一支纪律严明的革命队伍。
何长工还为我党我军做出一大贡献，那就是说服陈济棠给红军让路。
那是在1934年9月初，中央红军主力反“围剿”受挫，国民党再发动进攻的话，几乎没有胜算。在当时，避免跟敌人交锋，进行战略转移成为红军大多数领导人的共识。
但是从哪个方向突围呢？中央红军负责人经过思考，把目光放在了粤军控制的广东北部。
当时蒋介石虽然名义上已经统一全国，但很多省事实上还是军阀割据状态，广东就是“南天王”陈济棠的独立王国。
陈济棠的心态是左右为难，既怕共产党在广东开展革命，占领自己的地盘，又怕蒋介石打着剿匪的名义趁机染指广东。
我党抓住陈济棠的心理，希望他给红军让路，但是如何能让陈济棠相信红军是个问题，毕竟双方曾经杀得你死我活，很难产生互信。
陈济棠
在此情况下，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粤赣省委常委何长工当仁不让，跟中共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一起，在1934年9月与陈济棠的代表开始接触。
论资历，这时候的潘汉年无法跟何长工相比，实事求是地说，何长工在谈判中起着主导作用。
何长工的诚意打动了陈济棠，他对红军做出保证：在两军相遇的时候，后退40华里。不仅如此，临走的时候陈济棠还给了红军10万发子弹。
部下说他傻，陈济棠却说：“多打死一名蒋军，我们就多一分安全，哪有这么划算的买卖？”
陈济棠说到做到，粤军在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果然大开方便之门，他们一枪不放，“护送”红军通过了三道封锁线，蒋介石消灭红军的阴谋破产了。
对于何长工的革命贡献，毛泽东看在眼里也记在了心上，在遵义会议之后，提名他担任了红九军团的政委。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在长征期间，何长工却犯下了一个重大错误，影响了他的一生。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九军团改编为红32军，随四方面军活动。
改编后，军长还是罗炳辉，何长工依旧担任政委。而这时候的张国焘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委，地位举足轻重。
这时候，32军跟着的是张国焘的脚步，与党中央产生了离心力。
军史记载：“红32军先随红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后又奉命随红四方面军南下。1936年2月，该军担负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的任务。”
8月期间，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进行了混编，分为左、右两路军，准备同时北上。而这时，曾经功勋卓著、德高望重的张国焘却不愿意北上，想要南下。
在“北上南下”两条路线之争中，罗炳辉、何长工选择站队到了张国焘这边。
何长工自己也在回忆录中坦承：“……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焘路线的严重错误。”作为一名毛主席依赖和信任的将领，在关键时刻“变节”，其行为确实让人难以接受。
1960年10月，美国记者斯诺曾经问毛主席：“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主席的回答出乎斯诺意料：“那是在1935年的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之间的斗争。当时党内面临着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前途未卜的内战。”
当时毛主席和张国焘资历基本上相当，他们既参与了建党，又参与了建军，都是我党我军威望很高的人物。当时的路线斗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当毛主席得知何长工的选择之后，内心的失望和痛苦，也不难想象。
那么，何长工身为一个久经考验的将领，又有远见卓识，为什么会在关键时刻倾向张国焘呢？
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何长工曾经任职的红九军团，在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的时候，其主要承担掩护任务，在湘江跟敌人血战，损失惨重，两个师只剩下三个团。
在此情况下，全军上下普遍产生了一定的不满情绪。
二是后来当被改编为红32军后，中央没有让他们北上，官兵产生了被“抛弃”的想法。
罗炳辉与何长工心里有怨气，就稀里糊涂地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然而，无论有多少理由，关键时刻何长工没有能坚持原则，跟党中央保持一致，都是无法被原谅的，伤透了毛主席的心。
不过毛主席是大度之人，能包容红四方面军的许世友等人，自然也能包容自己的老部下何长工。虽然毛主席没有过多深究，但这件事也给何长工的前途带来了不利影响。
1937年红32军到陕北后，何长工就离开了军队，从事抗大教育工作。解放后先后在军械部、军事学院工作，1955年授衔时没有参加。
何长工对自己当初走错路也感到非常后悔，后来曾经给主席写信说：“我从1919年在北京长辛店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和你相识，到秋收起义跟随主席上井冈山，在主席长期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万万想不到主席培养了我几十年，居然培养出一名反党分子……”
1987年12月29日，何长工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何长工一生都勤勤恳恳为党工作，付出了毕生精力，党中央给出的定论是，何长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能得到这样的评价，何长工应该了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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