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宋、南明，是三个都位于长江以北、且都主要由汉人组成、与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处在对峙状态的偏安政权。三者在历史上的境遇有着很大的相似度，那么从历史视角来看，将此三个政权放在所处的环境里平行对比，究竟哪一个是做得最好的？
国祚与疆域的比较
最为直观的可以从国祚和疆域说起。
东晋支持了一百零三年，在与前秦对峙时，东晋的边界由扬州向西，往荆州，再往泸州，即今日重庆一带延伸，淝水之战后又收复了黄河以南的故土；南宋支持了一百五十二年，北部疆界则是淮水——渭水，西至成都；南明前期曾控制了江淮、江南和西南大部分地区，后来清军入侵，明军全程溃逃，仅仅四十年就在大陆无容身寸土。
这是三者的基本情况，尝试取个平均值来看，南宋和东晋其实不相上下，短命的南明虽然开始的疆域是最大的，但总体上根本不能与前两者相较。
但国祚与疆域的比较是果，以下四个维度的比较才是因。
东晋版图
政治体系方面的比较
政治情况上，首先东晋和后两个政权有着很大不同。
晋代承袭三国，虽然三国的时间持续不长，但基本能说明从三国起到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特点：没有一个强力的统一的中央权力，皇帝还不是最高政治舞台上绝对的主角，世家大族才是——即后世所称的“士族”。
南宋和南明则不存在这种局面了，皇权在统治中的比重占绝对的主体地位。
内在体制的不同发展出不同的政治生态。东晋的士族政治类似西方的贵族政治，是在本就世代为官的书香门第里挑选官吏，所以出现了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名门。东晋的政治斗争也主要发生在士族之间。而当时的名门子弟中，才貌双全、具有文韬武略的风流人物大有人在，东晋著名的淝水之战也是谢氏子弟的功业。所以即使东晋一百年换了十一个皇帝，平均下来几年就换一次代，士族也仍然能在皇室不济的时候维持国家运行。
南宋以后则不然，君主专制早已发展成熟，所以除去亡国的宋怀宗只在位七年以外，其他皇帝都统治了十年以上，基本都是几十年，这是南宋维持稳定的首要条件；在君主专制下，南宋的统治集团是由文官组成的，而这些文官的生杀予夺都取决于朝廷，绝无所谓有权有势的家族能够与朝廷硬抗；南宋的政治斗争则发生在士人形成的党派之间，党派虽然也是一个官僚与官僚形成的组织，但在培养人才、形成家学家风这方面，则远不可以与士族相较。
不过，士族政治终归是造成了权力的分散而非凝聚，这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而言，是在根基上埋下了祸患，导致统治阶层其实是一个联盟而非一个整体。
东晋最终亡于用士族大将镇守重要地区，掌兵废除皇帝，基本归于内因；而南宋的文官体制虽然深受制于皇权，不适合创造人才，但却远比士族可靠。南宋的灭亡更主要是因为蒙元，其次是军事弊端，但政治体制上，南宋的政治体制比东晋更对维持国家运行有利。
南明的政治体制其实也很完善，与宋制相差不大，但南明诸王林立，诸王之上却没有掌权者，诸王之间甚至还自相残杀，政治上实在没什么建树。
南宋版图
经济方面的比较：
经济发展方式上，东晋与南宋也情况相异。
东晋时汉人南迁史尚处于早期，在孙吴时代的开发和北人携带农业技术南迁后，南方的土地才得到开发。即便如此，东晋时南方的经济情况也不能与北方相较。
南宋则相较之下十分优秀，不仅农业上长江中下游平原在先进的农业技术下成为了产粮重地，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而且商业发展异常繁荣。南宋内地从城市到乡村，集市处处可见，像临安这样的大都市几乎全天都有商业活动：
“临安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梦梁录》）。
更可贵的是南宋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促进了工商业发展，还促进了南宋的对外联系，对比起南明对外联系基本只限逃命以外，这是多么有利且明智的做法。总之，经济上，南宋可谓毫无争议地拔得头筹。
文化方面的比较
文化上东晋和南宋则难以分出高下，一方面是都有着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则都有着审美价值。 东晋之前只经历过西晋短暂而黑暗的统一，西晋在文化上除了打压和抑制，并没有改变从汉末乱世以来的文化风气。总体上，东晋的文化风格是混乱、消极、但自由而且深刻的。
在经历过汉朝的文化一统和对儒家的过分信仰以后，汉末以来，读书人都不得不在战乱中重新思考人生和现实——“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飚尘”，即使是在“今日良宴会”时，乱世中人也如此悲观。所以，入世者重新钻研起百家学说，如用法家、兵家的建议适应割据阀族扩展征战和巩固统治的需要；也有出世者选择钻研道家学说来维持内心的宁静。
东晋时战乱减少，则高门之中尊尚道家之风盛行，一时隐逸、清谈成为上层社会的风尚。在不否认儒家主流价值观的前提下，高洁傲岸的隐士人格也逐渐被推崇。
而道家本身的重点就在于多以天的视角来观察万物，所以老子讲“道法自然”，庄子讲“万物与我为一”，天与人之间本就有无穷的哲学关系可供研讨，故出现了对老庄、《易》解说与研究的玄学，谢安、陶渊明皆对此有所造诣，竹林七贤都善于玄学清谈。
除了哲学上难得的发展，东晋的书法艺术可谓独树一帜，著名的琅琊王氏一项闻名的技能就是书法漂亮，可谓家传，王羲之、献之皆出于此。此外佛教讲经的兴起也是在东晋末年，对于佛教的传播与融入也十分重要。
南宋时，整个民族的文化性格基本已经定型，而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背景下，思想总体上是统一、中庸、精细、经世致用的。儒学作为官学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已经再度上升，所以思想上的集成主要是针对儒家，从而出现了朱熹这样对儒家思想进行解释、分析、整理的大成者。但处于君主专制成熟环境下，思想失去了自由的土壤，也失去了避免往不自由方向发展的自由，儒学虽然变细致了但也变得刻板，且功利，因为东晋时文化和政治还没有科举制诞生后那样关系紧密。
而南宋的娱乐文化则是宋词，但宋词在本质上只能从属于诗歌，它诞生和发展的资历使它不足以达到诗的深度和高度，所以即便宋词在语言和韵律上工笔精巧，但其普世价值却不一定能和言语粗粝的晋诗相较，毕竟一个两个苏轼、辛弃疾，确实不能改变宋词的性质。
总之，南宋的文化虽然确实繁盛美丽一时，但许多只用于稳固一两个朝代的思想，如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却要我们花数十年、百年的时间去纠正和摆脱其桎梏。一定要判断价值的话，东晋在文化发展实质上的贡献胜于南宋。
军事方面的比较：
最后则是由前面几个因素所共同影响的军事情况。军事上若要比较，东晋却比南宋做的要好。
淝水之战，东晋以弱胜强；祖狄、周访、周抚、陶侃等将领也打下过一系列胜仗，而且东晋比起南宋从无对外一让再让；南宋则一直处于守势，对外纳贡称臣，难得战胜一次也订下澶渊之盟妥协。南明则一败涂地，内部残杀，不提。
何以致斯？
政治和文化为两个主要原因。
政治原因上，两个朝代都承前制，而晋朝是世兵制为主，募兵制只补充兵力；世兵制是由于长年战乱出现专司作战的“军户”，子承父业，甚至祖孙三代都为兵；这样能保持很多势力稳定的作战力量；而且士族政治下，兵权外重内轻，地方将兵之间有相对稳定的关系；所以军队战斗力强，且大头本就在地方上，作战应对及时。
而南宋承北宋，对于军事政策采取了强干弱枝的做法，在中央囤积大批禁军时削弱地方军，而且将领经常调任轮换，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北宋的做法又是承唐的，在全国改为以募兵制为主以后，带出了一大批骄兵悍卒，尽管宋朝在军队上的支出也相当大。
文化原因上，东晋距离频繁征战的汉末三国不远，秦汉尚武之风尚未散尽，而掌权者也大多是手握兵权的武将，所以当时武功仍然受人崇尚；东晋的武将得以凭借武功受人尊崇，谋得地位，自然有带领兵士不断尝试北伐的欲望，东晋由此在许多战事上占有主动地位。
而南宋在经历北宋的重文抑武以后，武将的地位已深受打击，民间尚武之风也基本不复，招募去的兵士大多只是以混饭吃为目的。全国不思武事，南宋武将如岳飞等人的下场也看到了，南宋整个怕战的习性不可转变；所以澶渊之盟虽然也不失为合理的决定，但意味着南宋放弃了主动反攻的意图。
总结：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四个维度比较下来，南明首先三振出局，而东晋和南宋各有可圈可点之处。
若再把东晋和南宋直接对峙一番，要么百年内东晋打下南宋，否则就大概要看着东晋自己玩完了。
若以现实的眼光来看，拥有成熟稳定的政治经济基础的南宋应当还是最强的；但以理想的视角而言，精神自由、尚未被文弱和教条束缚的东晋，可为三朝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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