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日军投降，冈村宁次不服：“我们还有机会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了《终战诏书》，宣布了无条件投降的决定，至此，伤亡超过了3500万人、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美元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了。
接到了日本投降的正式电文后, 国民政府立刻致电了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 告知六项投降原则, 指定洽降地点为湖南芷江, 派遣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接受日本的具体投降。
但是，就在此时，冈村宁次却扬言：日军仍有几百万大军未参战，居然向重庆的残兵败将投降，如此奇耻大辱，在世界军事历史上都不常见；若真如此，往后日本又如何在世界上抬得起头？
然而，败局已定，无论冈村宁次怎么不服气，都无济于事。
气话归气话，冷静下来的冈村宁次意识到日本的失败已经完全不可避免，于是在接到电报的几天后，在8月17日复电，表示一切听从中国统帅部的命令，并派代表在指定地点洽谈投降之事。
中国统帅部这边，对日方的代表人数、乘坐的飞机型号、降落的顺序、需要携带的文件等，都做了规定，并且要求日方限时答复。
8月19日，冈村宁次复电，表示会遵守中国统帅部的规定。
8月21日，中国统帅部的代表到达湖南芷江机场，不久，日本的飞机也到达了现场。日方飞机的机舱门打开后，日本代表团代表今井武夫出现在了中国宪兵的视野中。
今井武夫并没有立刻下机，而是询问站在底下的中国接待官员：他们是否能够下机？
在得到了肯定回答后，日本代表团一行人才逐渐走下飞机。
下午3点，日本代表团一行进入了会谈场所。
下午4点至5点，中日双方就日军投降事项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后，中国代表团将中国战区中国陆军总部中字第1号备忘录提交给了日本代表团。
22日上午，中日双方又进行了第二次会谈。
23日下午，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召见了日本代表团代表今井武夫，并告知中国军队将于26至30日到达南京。
随后，今井武夫返回南京。
在派遣哪只队伍前往南京这个问题上，中美双方都有不同的意见：中方觉得由在三战区的部队就近前往比较好，这个方案也受到了何应钦的赞同；但在重庆的美军总部认为，应该派空运新六军最为合适。
理由是，空运新六军装备优良，是支精锐，长期在缅甸作战，打败过日军王牌师第18师团;派其去南京，对日本有威慑作用。
况且，三战区与日军、新四军之间交叉布防,如果将其部队派往南京，恐怕会导致处理不当而引起麻烦。
最后，国民政府采取了美国人的建议。
等到投降仪式的前一天，也就是9月8日，“美龄号”专机载着何应钦一行人，在9架战斗机的护送下抵达了南京明故宫机场。
当天下午2点半，何应钦召集高级军政官员开会，在晚间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了将于明日9月9日9时在中央军校礼堂接受日本投降。
这其中，关于为何选“9月9日9时”为接受投降日，也是大有来头。
中国人向来崇尚“9”，认为“9”是天地之数，遇到“9”便是大吉大利。所以，投降仪式定到“9月9日时”，就寓意着“三九良辰”。
9日9时，投降仪式正式开始。
历经20分钟后，这一历史性的神圣时刻就此完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光荣、最令人振奋的20分钟；这20分钟意味着14年的抗战终于落下帷幕，中国人民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9点50分，何应钦发表了广播讲话，敬告全国通报及全世界，日本投降仪式已与今日的上午9点在南京顺利完成。
投降仪式结束后，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被限制了行动。为了使中国方面减轻对自己的控制，冈村宁次开始不断“献殷勤”：他先后给当时的南京警备司令邱维达送过日本名古屋的瓷器和红木办公家具，都被其拒绝了。
后来，冈村宁次深知自己罪行极大，为了“戴罪立功”，他开始讨好国民政府。
冈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告知何应钦，中国现在最大的隐患就是共军，但现在在华尚有30万日军，他希望国民政府能够让这些日军先不缴械，由自己率领，帮助国民政府消灭共军。
这个想法自然是荒唐无比的，但出乎预料的是，何应钦居然答应了。
不过，幸好蒋介石强烈反对此事，他深知民心不可触犯 ，用日本人的军队帮助国民党打同胞，必将遭到全国人民的谴责。
最终，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后来，虽然冈村宁次侥幸逃脱了死刑，但他身为侵华日军总司令官所犯下的罪行是不可磨灭的。
这种反人类的战争之徒，终会被人民所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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