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制，上有承，下有传。其有关名著有两种：

一曰《贞观政要》。

唐太宗与其诸大臣议论施为，记载详备，可资模楷。尤要者，在可窥见中国政府中君臣等级，相互合作，以共成一代之治之大概情况。君臣一伦可作代表。

后代帝皇皆必阅读。故治中国政治史，此书亦当玩诵。

又一为杜佑之《通典》。

中国政治制度，有因有革，随时损益。

五千年广土众民，王朝递起，或禅让，或革命，或封建，或郡县，政府不同，而国家则仍是此国家。故政府一切制度，贵能求其通。

司马迁以下，各家著史，多详其当时。杜佑此书，则历代连载，故得为“通史”。

西方“通史”又不同，各国并立，忽存忽亡，并合记载，乃为通史；可有欧洲通史，亦可有世界通史。杜佑此书，纳入世界史中，则为一“专门史”，不得谓之“通史”。此又中国文化一特征。

抑且杜氏此书并非其私人之政治哲学，根据历史事实，叙述其各项制度之先后演变，上自创制时之争议，下及演变中对此各项批评，一切意见，详罗无遗。利病得失，无所遁隐，可供后人之参考与抉择。

故读杜氏书，便知中国历代传统政治制度多“学术性”，非“权力性”。“政治”两字，已表现了中国人之传统理想。

至于如何达成此理想，则各项制度有待学术上之不断精研。如尧舜禅让，禹启世袭，汤武征诛，王位承递制度，屡作大转变。

又如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见中国史皆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由中国人自加赞叹，此亦见中国人之自有其特异处。而近代国人又必求尽扫一空以为快，此亦岂天命？诚堪嗟叹矣！

唐代后，种种政治制度，多承《通典》来。惟其政府全由社会高级知识分子经由选举、考试而拔擢任用以组成。故此政府乃得成其学术性，而非权力性。

注：选自钱穆先生《晚学盲言》，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