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电影网专稿 一段历史，是828条生命在海上被屠杀，曾经在日本历史中被完全否认，即便在现有的官方记录中，也只是寥寥几句带过。
一场生命的救援，是来自中国渔民英勇的义举，但在他们看来，自己并不是英雄，只是做了渔民该做的事情。
这段历史正是里斯本丸沉船事件，曾经鲜有人知晓，后来成为了韩寒作词、邓紫棋演唱的《后会无期》中的第一句歌词，“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也是如今管虎正在拍摄，朱一龙、吴磊主演的电影《东极岛》的历史原型。
2014年，韩寒首部电影作品《后会无期》开始拍摄，方励作为制片人参与创作。因为韩寒曾经的一篇文章《东极岛少年往事》，拍摄取景地选择在了东极岛。
东极岛是浙江舟山东部的一座岛屿，当年还略显荒凉。只能从舟山乘船上岛，单船渡就需要两个小时。偶尔一次在前往东极岛的船上，热情的方励站在甲板上同船长聊天，得知在70多年前，曾有艘被日军征用货船，叫“里斯本丸”，在押送盟军战俘途这片海域时，遭到了美军潜艇的鱼雷袭击，最终沉没在中国舟山群岛的海里。
船上关押了1816名盟军战俘，沉船时他们奋力求生，或因为被锁在船舱无法逃脱，或侥幸逃脱却被日军残忍射杀，或因体力不支最终溺水，最终有828人在海上遇难。
当附近的舟山渔民看到海上的境况时，毅然决定下水救人，最终他们靠着当时传统简陋的小船和舢板，救下了384人，并将仅有的衣物和食物提供给他们，帮他们逃过了这一劫。甚至当日军上岛搜人时，舟山渔民还将3名盟军战俘藏在海边陡峭的岩洞中，躲过了日军的搜捕。
这3名幸存的战俘后来在中方的保护下安全回到了英国，也将这段历史告诉给了他们的家人。
那时候，“里斯本丸号”尚未被人找到，这段历史也只流传在舟山渔民之间。这恰恰刺激了方励专业的好奇心——这位不少文艺电影的“操盘手”，其实还有着另一个身份：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出身的海洋技术专家，曾组队成功打捞大连“五·七空难”黑匣子的人就是他。
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方励的专业本能告诉他：一定要找到这艘船，要挖掘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
于是，方励开始投入了对这段历史的搜寻，前后八年时间，不计人力成本的投入，同时遇到不可抗力因素，比如资金链断裂。为此他变卖所有房产，人进入70岁，反而过起了租房生活，恰有“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有人劝过方励，差不多可以停下来了，收集到的素材远超一部电影的容量，但他并不满足，甚至计划将更多电影之外的素材，放在网络的虚拟纪念馆里，留给后人看。
这种挥霍非常“任性”，但放在方励身上并不奇怪。在很多人眼里，他还是8年前那个为吴天明导演遗作《百鸟朝凤》，不遗余力四处奔走甚至下跪求排片的电影人。“仗义”一直是他的底色。
即便如此，我们依旧会好奇，这件事情的情怀远超过方励所能承担的能力。当面对跨国对话、需要“海底捞针”般寻人的过程，方励内心有过放弃吗？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方励将这件事进行到底？
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和方励进行了一场对话。在他主理的劳雷影业里，有一间工作室单独留给了《里斯本丸沉没》，房间里摆放着各种模型，以及道具。直到现在，白板上还写着密密麻麻的电影创作思路。
这次作客1905电影网《对话》栏目，方励坦言初衷是好奇心，但随着历史一点点被挖掘，整个过程就是“抢救性采访，不能停下来，是一场和时间赛跑的过程。”
以下内容根据方励讲述整理完成：
Part1
早在2005年，一支中国香港的水下考古队就曾到舟山寻找里斯本丸号，但无果。我就很好奇，既然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没人能找到沉船呢？
2016年，我自己带队，拿着当时最先进的装备去找里斯本丸号。一开始我们根据之前仅有记录的坐标去寻找，依旧什么都没找到。我不服气，索性放大搜索范围，终于找到了一艘沉船。
但我们该怎么证明它就是里斯本丸号呢？
2017年，我们第二次再次带着装备出海进行了精确探测和成像分析，结合其他证据，证明了那艘沉船就是里斯本丸号，坐标【30°13'44.42"N 122°45'31.14"E】。
在寻找沉船的过程中，我又听说了两位老人的存在。
一位是在舟山的94岁老人林阿根，另一位则是身在英国的98岁老兵丹尼斯·莫利，这是两位当时仍在世的 “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的亲历者。其中，林阿根老人因为年长，已经不太能记住当年的事情。
这让我突然警觉，必须进行抢救性采访，他们就是仅有的人证。
那时候我并没有任何预设，只是希望这段历史能被世人记住。可是在采访过程中，我发现背后原来还有这么多让人心碎的故事。
过去提到沉船故事，大家都会想到泰坦尼克号。早在上世纪60年代，好莱坞就有了以泰坦尼克号为创作背景的电影《冰海沉船》，只是那部电影的声量并不大。直到卡梅隆拍摄了电影《泰坦尼克号》，因为影片的可看性，这个故事才被全球尽人皆知。
里斯本丸号上遇难人数只是超过了泰坦尼克号遇难人数的一半，如果我们中国渔民没有下海救人，日军不停火的话，里斯本丸的遇难人数甚至会更多。但这段历史籍籍无名。
从理性的角度来看，我给历史填了个空，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不光盟军战俘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亲人对他们的思想，还有我们中国渔民的义举，同时包括了日军的暴行。
真的等不及了，这些都必须传递出去给更多的人知道。
两位经历者当时已经90多岁了，就连很多经历者的后人都80岁以上。从我们开始采访到电影完成的6年时间里，每年都会有人离世，林阿根离开的时候是97岁，丹尼斯·莫利则是在101岁的时候离开了大家。
时间给了我很大的压力，但也是动力。很多人都问我做这部电影的冲动是什么？是分享。
我想把这段历史分享给所有观众，希望大家通过《里斯本丸沉没》，感受光影和声音构成的一段活生生的历史。
Part2
为了能证明找到的沉船就是里斯本丸，我们去了日本的造船株式会社，寻找这艘船的历史文档和图纸，结果什么资料都没有。但我们找到了“对马丸”的模型——“对马丸”同“里斯本丸”是姊妹船，共用同一张图纸。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萌发了一个想法，想看看日方对这段历史的记载。
我们拜访了盟军战俘研究所的两位教授，但他们对里斯本丸的了解甚少，直到在日本相关机构的公开档案中，我们才在一些过去解密的档案中，找到部分关于“里斯本丸”的资料。
我们去过不少国家，但在日本遇到的阻力是最多的，有人不愿意接待我们，甚至没有理由就把我们打发了。我们查到在1943年1月，英国外交部通过瑞士大使馆向当时日本的军政府发出抗议电报，但被日方否认，认为这是英方捏造的。
我们也接触了一些日本学术研究者，他们如今对于这件事还是非常理性和客观的。他们对盟军战俘是同情的，对中国渔民的救援是敬佩的，对当年日军的行为，原则上持反对态度。
我们更希望能找到日方当事人，但真的太难了。当年押运战俘的军官早在战争中死了，其次是希望能找到“里斯本丸”的船长经田茂。
当地的户籍管理所自然不会告诉我们当事人的住址，我们只能通过日本私人侦探所的力量（注：私人侦探在日本是合法的）。一个月之后，侦探社真的替我们找到了船长的子女。
我们相约见面才知道，他们并不知道“里斯本丸”，只知道父亲被军事法庭判了7年，提前2年假释，后半生终日抑郁自责，天天吸烟，最后患肺癌去世。
我们既然干了抢救历史这件事，就希望能从各个角度去聆听大家的看法，以及留在世界上的信息。
Part3
2004年，一名叫托尼·班纳姆的英国历史家曾经撰写了一本关于里斯本丸沉没的书籍，书中他接触过十余位在世的战俘，也有很多周边采访。这个过程中，惊喜地发现了费恩祺。他以前的长官就是“里斯本丸”上活下来的战俘，所以他对这段历史也非常了解。
于是，我们马上想办法联系上了两人，并邀请托尼·班纳姆担任《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顾问，后者担任影片的军事顾问。托尼给了我一份亲历者及后人的名单，差不多一二十人，但这对我而言并不够，我希望找到更多人来还原“里斯本丸”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寻人启事”是带来了最大的号召力。
我们斥巨资在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连续打广告，弄得整个英国都知道我们在找人，甚至还给我做了一个全球直播，让全世界听到这个中国故事。
最终，我们找到了380多个家庭，前前后后我们采访了差不多150多人。但这是电影，需要讲更有代表的故事，《里斯本丸沉没》正片涉及了二三十个故事，但大家能在片尾看到好多彩蛋，差不多有136个，都是我们没法放进正片里的故事。
我本来计划在网上做一个数字的虚拟纪念馆，把已经采访完的故事，以及还有120名报名还没来得及采访的人，都放在这个上面供大众浏览。我们原计划从2019年12月开始，我留了两台摄像机在伦敦，并邀请了一些中国留学生帮忙拍摄。但疫情爆发，整个计划因此中断了。
至于未来什么时候能完成，我也不知道。一方面我已经没钱了，为了这部影片，我已经倾家荡产，而且我们还有100多个采访故事还没进行后期剪辑。我听说未来舟山有计划在东极岛做一个“里斯本丸”的纪念馆，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把这些内容捐出去。
我做了20多年电影，但这是第一次担任纪录电影的导演。一开始以为几百万就够了，但没想到最后不断超支，很庆幸的是，所有人听到这个故事之后，都主动愿意支持和帮助我。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这个楼上开影片策划会时，来了2、30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因为听了这个故事后，愿意以义工的身份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最后我们还是给大家付了费用，但都是低于他们过往的成本费用。
Part4
在采访的过程中，我本能地被他们的家庭故事、他们的父辈故事所吸引。我就好像是一个朋友在跟他们聊天，试图从中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这两年，我和他们天天聚在一起，几乎天天都会听到让人流泪的故事。
费上校替我们联络了三位战俘后人，他们的爸爸都在3号舱里没有出来，我希望他们能认识。我看着他们中午吃了便餐在那边聊天，突然被触动，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我奶奶当年因为不被爷爷家族认可，最后投江自尽。我父亲一辈子都在寻找母亲的坟墓，我太清楚那种对亲人的愧疚和长久的思念。
我就问他们，要不要跟我去东极岛，跟你们的爸爸说一声再见。
这些老人都是第一次来中国，必须得有伴，而且他们的年纪都很大，不可能坐经济舱。剧组的人问我，老方，你把这些人拉来中国，这得多少人，要花多少钱啊。但我不管，我只是希望能完成这件事。
2019年8月7日，一共有来了14位老人，那个画面真的太动容了，那就是人类情感的爆发点。我们当时用了一台声呐拖在轮船后面，当声呐传过来了影像时，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们：你们的爸爸就在这儿下方30米的地方。
这种“灵魂重聚”真的太有意义了，在岛上完成了安息仪式之后，我们相信他们父辈的灵魂从此就安息了。
那一次，他们还见到了林阿根老人。当时他们都非常激动。因为没有当年像林阿根老人那样朴实的中国渔民，可能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的故事。
当年参与救援的255位渔民中还有老太太和小姑娘，他们一起救下了384名盟军战俘。在那个战争年代，岛上粮食和衣服特别缺乏，但岛民们几乎把物资都捐了出来。
这些盟军战俘也很棒，当日军上岛搜人的时候，他们为了不连累渔民，主动选择跟日军离开，不少人被日军抓走时还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还给渔民，因为知道他们太穷了。
但我们在采访过程发现，东极岛的渔民都特别低调，情感特别朴实。
当我们谈到他们先辈当年做过的义举时，他们当然会自豪，但从不会高调地说父辈多牛，甚至连“英雄”两个字都没听到过。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救人就是渔民的本能，只要海上有人遇难，是个人都会去救的。
我们用纪录故事片的形式将这段历史呈现给观众，将来还会有管虎导演根据这段历史拍摄的剧情片《东极岛》。去年4月的时候，管虎导演带着编剧，还有制片人梁静、主演朱一龙来看了这部影片。
我相信真实历史从情感上能触动更多人，也会被更多人记住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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