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溃烂？
周三（10月28日），现存的历史最悠久的法国时装公司浪凡(Lanvin)宣布，其创意总监阿尔伯·艾尔巴茨(Alber Elbaz)将离职。艾尔巴茨在声明中说，“这是公司控股股东的决定。”就在六天前，设计师拉夫·西蒙斯(Raf Simons)宣布将离开迪奥(Christian Dior)。几周前，王大仁完成了在巴黎世家(Balenciaga)的最后一场时装秀。
“感觉整个行业在蜕皮，”波道夫·古德曼百货(Bergdorf Goodman)的女装总监琳达·法戈(Linda Fargo)在接受邮件采访时说。
西蒙斯和王大仁分别在迪奥和巴黎世家待了大约三年，但艾尔巴茨从2001年起就为浪凡效力。他凭一己之力复兴了这个品牌，让它成为受到从普通女性到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和纳塔莉·波特曼(Natalie Portman)这样的明星一致青睐的品牌。在此过程中，他本人也成为时尚界最受喜爱的人物之一。
他的名声不仅在于才华，而且在于慷慨（他经常在其他设计师的时装秀之前给他们送花）和自我反思。上周，Roger Vivier的设计师布鲁诺·弗里索尼(Bruno Frisoni)在国际时尚组织(Fashion Group International)的群星之夜(Night of Stars)领奖时说，这场活动对他来说尤为重要，因为艾尔巴茨也获奖了。“我爱你，布鲁诺，”艾尔巴茨大声回应道。
在周三的声明中，艾尔巴茨也向全体同事表达了自己的“感激、热忱”和“喜爱之情”（我请他就本文做出评论时，他回复了一个心形表情符号，没说别的）。
虽然浪凡为私人所有（它属于台湾出版大亨王效兰，据说艾尔巴茨有10%的股份），规模较小，2014年的总营收仅为2.5亿欧元，但是在过去五年里，艾尔巴茨经常出现在所有大型时装公司的终选名单上。
不过，他拒绝了所有离开的机会。2011年，《金融时报》(The Financial Times)问他是否考虑跳去别的品牌，他回答：“我怎么可能那样做呢？在这里工作的人帮我实现了愿望。他们是我的乐队。我不能对他们说，‘哦，拜拜啦，妈妈要走了。’”最后也不是他决定要离开。不过他在声明中说，希望品牌找到“它需要向前推进的正确商业目标”。这句尖锐的话表明，他和商务团队之间意见相左。
然而，很久以来，艾尔巴茨也表达了自己对行业总体发展方向的某种不适。在领取国际时尚组织的大奖时，他说，“我们设计师本来是裁缝，有着梦想、直觉和感受”，后来“我们成了‘创意总监’，所以我们必须去创造，不过大多是进行指导。现在，我们必须变成形象创造者，要引起轰动，确保照片拍出来很棒。画面必须惊人啊，宝贝儿。”
他说，但“我更喜欢低语”。这件事，再加上西蒙斯“因个人原因”抽身和王大仁的离职，无疑加剧了目前搅动时尚界的风暴。人们纷纷质疑时尚的自我价值，并把目光聚焦到“体制”上。一个又一个系列，一家又一家遥远的店铺开幕，发完Instagram又要发YouTube，这些是不是对创意人才的要求太高了？或者是否就像艾尔巴茨在国际时尚组织颁奖礼上说的，“时尚界的每个人都需要多一点时间。”
毋庸置疑，这是一个问题。不过我还觉得，现在应该更严厉地审视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因为，虽然“体制”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可以说是我们不满的最明显的罪魁祸首，但是在我看来，设计师接连离职也有力地反映出一股或许更具破坏力的潜在潮流。
上周，拉夫·西蒙斯离开迪奥。
那便是：品牌认为设计师是“雇佣工”，是在一段时间内为一艘时尚大船导航的舵手，但是在向前行进的过程中，如果需要，此人可以被取代。这种态度带来的必然结果是，设计师们也开始这样看待自己。结果，设计师和品牌的关系从原本类似婚姻的关系——发誓相互关爱、同甘共苦——变成了冷漠的合同关系。
这样虽然能结成更简单、更职业的合作关系——不像上一代，合作过程中充满起伏（以及令人情绪波动的吸毒和戒毒事件），比如加利亚诺(Galliano)和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双方对彼此的期待从理论上讲是一致的——但它也意味着，创意总监们更容易去权衡一个职位的代价和利益，会有意识地考虑职位是否还适合自己。
换句话说：他们可以离开。而且他们似乎正在越来越多地这样做。
如今，时尚界正沿着自己开创的下坡路滑行。这始于2003年汤姆·福特(Tom Ford)离开古驰集团(Gucci Group)。他们关系的破裂源于对福特权限的不同意见。最初，外界觉得福特的离开非常可怕（没有这位超级明星设计师，古驰怎么生存下去呢？），后来，这个事件反倒拔高了品牌的地位：人们开始认为，重要的是公司本身，而设计师只是为主人服务。
古驰验证了这个理论的正确性。在福特离开后，古驰聘用了三位不出名的创意总监（分别负责女装、男装和配饰）。这种状态只持续到2006年。那一年，三位总监中的弗丽达·詹尼尼(Frida Giannini)成了唯一的创意总监。詹尼尼在这个职位上待了九年，今年年初，她被同样默默无闻的亚历山德罗·米歇尔(Alessandro Michele)取代。
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品牌开始以惊人的速度更换创意总监，原因各不相同。取代福特负责古驰女装的亚历山德拉·法基内蒂(Alessandra Facchinetti)在2005年离开，加入Moncler Gamme Rouge，后来又跳到华伦天奴(Valentino)。她在华伦天奴只设计了两个系列就跳到了Pinko。2011年，她在Pinko推出了一个名叫Uniqueness的新系列，但是2013年就离开Pinko去Tod’s做创意总监。她在Tod’s的前任是美国设计师林达克(Derek Lam)，后者在Tod’s做了六年（哇！）。
丽娜蕙姿(Nina Ricci)的创意总监也是不停地换，2003年至2006年是拉斯·尼尔森(Lars Nilsson)，2006年至2009年是奥利维耶·泽斯肯斯(Olivier Theyskens)，2009年至2014年是彼得·科平(Peter Copping)，之后是纪尧姆·亨利(Guillaume Henry)。2011年，泽斯肯斯复出，就职于纽约的Theory，并在那里待了三年多。
（你可能会想怎么都是三年，这是因为大部分创意总监的合同期限是至少三年）。
思琳(Céline)的情况是这样的：2004年迈克尔·高仕(Michael Kors)离开后由罗伯托·梅尼凯蒂(Roberto Menichetti)接任；两季之后，他被伊万娜·奥马齐克(Ivana Omazic)取代；2008年，菲比·菲洛(Phoebe Philo)又取代了奥马齐克（2001年至2006年菲洛执掌Chloé，后来因个人原因辞职，跟西蒙斯的说法一样）。菲洛坚持要求允许自己在伦敦工作，可以和家人待在一起。
在过去一周里，这个决定经常被拿来作为例证，证明这一代设计师会权衡自身和品牌的需要，更追求平衡。王大仁不再和巴黎世家续签合同的决定是和品牌共同做出的，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专注于自己的公司。
不管巴黎世家是真的想挽留他（就像迪奥挽留西蒙斯那样），还是早已认为这样不可行——巴黎世家后来任命法国品牌Vetements的设计师戴姆娜·吉瓦萨利亚(Demna Gvasalia)接任此职——王大仁都并非悄悄地消失在美好的夜色里。在巴黎世家的最后一场时装秀上，我们看到他又跑又跳，简直就是在庆祝，表明自己为摆脱束缚感到万分开心。
王大仁在自己的最后一场巴黎世家时装秀结束后。 LANDON NORDEM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如今，就像品牌觉得解聘某个设计师完全合乎情理，设计师们也觉得自己离开某个品牌无可厚非。这样的事情一旦发生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比如2012年，西蒙斯离开Jil Sander，理由笼罩在迷雾之中）——以后就更容易了。
的确，菲洛总是公开提到想更多接触大自然，再加上她是在非常成功的时候离开Chloé的，所以关于她想离开思琳的传言几乎难以粉碎。实在是太容易相信，她可以一走了之，不是因为有了其他工作机会或者和管理层不和，而仅仅是因为她想过不一样的生活。就像西蒙斯那样。
问题是，如果创作过程中没有掺杂感情，设计师不像从前那么在乎品牌，品牌和设计师的联系也不像从前那么紧密，让一种独特的时尚风格来自同一位设计师数十年的塑造，就会出现消费者亦有同感的风险。这才是这种新关系行不通的地方。
一位零售商（她要求不具名，因为自己销售很多品牌）听到浪凡的消息后说：“人们为什么渴望香奈儿(Chanel)或Comme des Garçons？因为关于这些品牌是什么以及其中代表的东西，它们传递的讯息是连贯一致的。你要是投资的话，投的是这个。即使你不喜欢某个系列或某一季的服装，你也不能否认这个讯息的纯粹性。而现在这些变化表明，时尚不再那么纯粹了。你该跟女顾客们说什么呢？”
菲比·菲洛。 MICHEL DUFOUR/WIREIMAGE
设计师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离开，品牌的价值定位都会被打破。没有人需要的是一款新包或者一件漂亮的新裙子。她们想要的是这些东西代表的价值。艾尔巴茨在国际时尚组织的获奖致辞中说，他过去常常问自己：“女人们想要什么？女人们需要什么？我能做些什么，让她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更轻松？”
如果没有这些——诱惑和情感、能带来变化的承诺——那也就只是物件而已。说真的，谁又需要那玩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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