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我去过，红旗车我也坐过，现在我不想去钓鱼台，也不想见康生！”。
1967年4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姓甚名谁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却可以肯定，他是康生的人！
这人见到安子文后，也不废话，直接开门见山，说是有件“头等功”等着他，那就是要他出面，证明刘少奇的一些“事情”。
这人还跟他说，只要他作证，立马就可以去钓鱼台，跟首长们谈话，而且车子就在门口等着。
一听这话，安子文就怒了，他的拒绝也是直截了当：“我在中央组织部工作了21年，从来没有听任何人说过，也没有从任何材料中看到过你们说的这些事情！”。
说罢，安子文还不解气，他又说自己去过钓鱼台，也坐过红旗车，言语间，对对方开出的条件满是不屑，见安子文如此态度，这人愤愤离开。
目送来人离去，安子文陷入了沉默，他知道，事情并不会就此结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等待他的，将是狂风骤雨！
果然不出安子文所料，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的处境也变得异常艰难，1967年年底，有人炮制了“特务电台案”，矛头直指他，1968年1月，安子文被送进了秦城监狱，失去了自由。
入狱没几天，又有人来找他谈话了，这人对他说：“头功已经有人立了，你若能补充证明，立二等功也有很大的好处！”。
对于这人的喋喋不休，安子文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见状，这人有些生气，又沉声道：“你也清楚，这里既然能进来，也能出去，你难道不想跟老婆孩子团聚？”。
听到这话，安子文笑着道：“我不仅想和亲人团聚，更想继续工作，可不知道的事，我也不能瞎说啊！”。
见安子文“松动”，这人很高兴，连忙道：“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诉你。”。
“你既然知道，那你自己写去！”，此言一出，这人的笑僵在了脸上，那是比哭还难看。
话不投机，双方再次不欢而散，独自待在牢房的安子文，神情有些落寞，但眼睛里却满是坚定。
这种小场面，压根吓不倒他，因为他是一位老革命，在革命生涯中，曾4次被捕入狱，再艰难的处境，他也经历过。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不说瞎话，不污蔑自己的亲密战友，不让自己亲密战友的处境雪上加霜，况且，在中央组织部工作21年，他是真的没有发现，自己这位亲密战友有问题……
安子文，原名安志翰，陕西子洲县双湖峪镇人，出身耕读世家，其父安庆云，是清末廪生，在民国初年，还曾担任陕西省议员一职。
安家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也有耕地百顷，杂货铺一间，在乡间，也算是殷实人家，幼时的安子文，生活得无忧无虑。
安庆云此人，有学识、为人正派，常替方圆几十里的乡亲们排忧解难，很受人敬重，在双湖峪镇也是有口皆碑的乡绅。
可惜好人不长命，在安子文幼年，安庆云不幸病故，他离世后，安家的家业无人经营，杂货铺倒闭，耕地也逐年变卖，以致到后来几乎靠借贷度日。
丧父后，年幼的安子文被一个姓王的贫苦大娘收养，7岁入私塾，后又进入米脂高等小学读书，再然后考入绥德省第四师范读书。
进绥德第四师范之前，安子文并无大志，他只想着当个老师教书育人，然而，在第四师范，他的校长李子洲、老师杨明轩等人，都是共产党员，在他们的影响下，安子文渐渐开始关心时政，开始寻求救国之道。
在校期间，安子文就参加了陕西共产党的外围，而且还结识了刘志丹等陕西方面的重要领导人。
1924年，安子文离开绥德，前往北平求学，在北平，安子文依旧积极参加各种学生运动，由于在五卅运动时表现实在突出，他被校方勒令退学。
也是因为在五卅运动中的优异表现，1925年6月，年仅16岁的安子文，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一边读书，一边参加革命活动，还曾参加李大钊等人领导的“三一八游行示威”，在这场游行中，安子文不幸被北洋军阀的士兵开枪打伤，也再次被学校开除。
1926年9月，安子文所在的“共进社”，被主政北平的东北王张作霖查封，安子文被抓，坐了将近一个月的牢，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遭受牢狱之灾。
出狱后，在组织的安排下，安子文回到了陕西，先是在《民国日报社》工作，不久又去了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路军第19师当政治处副处长。
当时，19师师长是著名爱国将领吉鸿昌，安子文时常给他讲共产党的主张，这对吉鸿昌的思想，产生了极大影响。
可惜，到冯玉祥部没多久，冯玉祥变脸了，要把同志们“礼送出境”，听闻消息，吉鸿昌立马准备了200大洋的路费，让安子文赶紧离开，然而，还是晚了一步，安子文未能走脱，被冯玉祥送到开封的“训练班”学习。
被送进训练班没多久，因为吉鸿昌对他很看重，亲自出面说情，安子文被放出来后，又回了吉鸿昌部队，可没过多久，他又被冯玉祥的军法处逮捕。
这是他第二次坐牢。
好在一点，安子文在西北军中，也是有些人脉的，被抓没多久，他又被放了出来，只是，没办法再继续在西北军中工作了。
离开西北军后，安子文留在了河南，担任河南省委交通科长一直，可好景不长，干了不到3个月，组织就出了叛徒，许多人被捕入狱，安子文也是其中之一。
这是他第三次坐牢。
幸运的是，当时安子文去河南省委没多久，他本人也机智，用的是假名，口供也是假的，因此，他只被判了11个月，在狱中也相对自由一些。
利用这些便利，他力所能及的照顾狱中的一些同志，还再次搞起了“交通”，在同志们之间传递狱友们“创办”的《狱灯》、《镣声》等手写“杂志”，供狱友们秘密传阅。
虽被判11个月，但安子文并未坐这么长时间的牢，因为没多久，冯玉祥便在蒋冯大战中败了下来，形势发生了变化，他和一些同志被放了出来。
出狱后，安子文去了上海，还是负责交通、传递情报，时常往返于上海、武汉、宜昌等地。
在此期间，他曾送任弼时夫妇到汉口，也曾送周逸群、段德昌从洪湖到上海，还曾亲自去洪湖送过截获的敌军情报，可谓劳苦功高。
因为表现出色，1930年8月，安子文来到天津，担任北方局交通科科长一职。
上任仅仅2个月，安子文便干了件大事，那就是在北方局局长贺昌的指派下，处死了叛徒李纯。
1931年3月，安子文接到任命，要他调回上海的中央特科工作，但在临走前，还要干一件大事，那就是除掉在天津担任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队长的叛徒张开运。
对此，安子文欣然领命，谁料，还未等安子文动手，他便遭到特务埋伏，不幸被捕，被关进了天津监狱，紧接着，又被送到北平关押。
这是安子文第四次坐牢，这一次安子文被关了5年，受尽了折磨，然而，无论遭受多大的苦楚，他们始终坚贞不屈，甚至提出了“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口号。
终于，在1936年春，在同志们的营救下，安子文出狱了，出狱后，他被安排留在北平工作，担任组织部部长一职。
西安事变后，安子文兼管北平学委的工作，他想尽办法，号召青年学生们参加抗日救亡，并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成绩。
与此同时，他还去做了宋哲元、何基沣等二十九军官兵们的思想工作，在统战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1937年4月，经人介绍，28岁的安子文，结束了单身生活，与中共秘密党员刘少白的女儿刘竞雄结为夫妇，婚后，刘竞雄也投入到地下工作中来。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安子文有序组织北平的同志们撤退，他本人则最后一个撤离，一路扒火车辗转来到太原。
此后，他在山西奋战5年，先后担任冀豫晋省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冀豫晋省太岳特委书记、晋冀豫区委委员兼统战部部长、太岳区委书记等职，为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
1943年春，安子文奉命前往延安工作，先后担任党校教育长、组织部副部长兼干部处处长、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等职。
也是在此期间，他跟刘少奇有了交集，并在一起共事多年，建国后，担任人事部部长、组织部部长等职的安子文，也一直是刘少奇的部下，二人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私底下，关系都极其要好。
1966年，我国进入一个特殊时代，刘的处境渐渐变得艰难，这让身为亲密战友的安子文心忧不已但又无可奈何，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添乱。
紧接着，便发生了文章开头，有人找他谈话的事情。
第一次谈话，安子文态度坚决的拒绝，于是他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五次牢狱，可即便住进了秦城监狱，他也绝不说一句不该说的话！
第二次“谈话”之后，那些人并未就此放弃，1969年4月，九大召开前夕，又有人找安子文，进行了第三次谈话。
他们对安子文说：“九大快开幕了，你若能出面作证，绝不亏待你，当然，组织部长是不可能了，但做个中央委员，还是可以的！”。
说罢，那些人还让安子文好好考虑考虑，还说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然而，安子文却丝毫没犹豫，他直截了当的说：“不用考虑了，我不知道！”。
此言一出，那些人是恼怒不已，竟然对已经60岁的安子文动了刑。
对此，安子文依旧面不改色，他大声呵斥：“军阀和国民党的刑具我见过，敌人的监牢，我也做过四次，不戴手铐脚镣我这样讲，戴手铐脚镣，我还是这样讲！”。
最终，安子文被打掉了2颗门牙，可即便如此，他依旧不屈服，因为这件事，他坐了8年牢，直到1975年5月，被下放安徽淮南，状况才好一些。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安子文得到平反，1979年春，他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等职，得以重新出来工作。
可惜的是，由于8年的摧残，他的身体垮了下来，1980年，安子文离开人世，享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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