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新中国授衔工作展开后，立即引起了干部的普遍关注。虽然说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可是经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后，一些将领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功名利禄心的，这也是人之常情。
大多数干部对军衔评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不少干部担心自己比同级别的低，面子上过不去，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凡事都有两面性，有人不争不抢，甚至要让衔，自然也会有人想去争一争，走走后门等。
对于军队评级授衔，是以苏联军队为蓝本，也参考朝鲜军衔制度。别看朝鲜刚刚结束战火纷飞没多久，可人家的军队早在战争之前就已经实现军衔制度。抗美援朝谈判时，我方因没有军衔，只能是临时授予将军，朝方因军衔制服体现出来，很明显。这也是彭老总为何赞同军队评级授衔的原因之一。
军队少将以上军衔由军委、总干部直接掌握和评定，尤其是元帅、大将由最高领导机构评定的，上将、中将、少将由总干部负责。
评级授衔时，确确实实出现高风亮节的将领，如许光达、徐立清为代表，也出现哭鼻子的人。毛主席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
在社会上曾经流传过，空军首任司令员刘亚楼，对军衔不是很满意，认为是授低了，真有其事吗？跟他一起工作15年之久的吴法宪有发言权，没有听到过类似不满的表述，反而觉得很满意。
为何会有如此流传，不得而知。不过，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分析一下。
战争时期的贡献
从历史的革命功绩上看，刘亚楼一度与林彪、罗荣桓齐名，曾经一起指挥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
纵观刘亚楼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土地革命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战时期，他从抗大训练部长职务上离开，远赴苏联学习、工作。因苏联卫国战争，而加入到苏军，成为一名参谋。
从1938年到1946年的8年中，不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效力的。
俗话说：长江后来推前浪！在八年的抗战中，一大批干部在血与火中历练成长，像同为红1军团，职务曾经比他低一些的杨成武、杨得志、邓华等，在抗战时期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1946年夏，在大连遇到养病的罗荣桓，因此才到东北民主联军任职，开启他军事生涯的高光时刻。
东北野战军能打仗，除了林总抓战略，刘亚楼抓具体执行，但也需要能打硬仗的战将具体落实，三则缺一不可。
空军建设走在各军兵种前列
1949年，身为14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被任命为空军司令员。考虑他的主要原因，留学苏联，会俄语、了解苏联部队。在两军交流上，更有利于空军的发展。当然，自身能力过硬，也是一方面。
在中苏空军谈判中，刘亚楼总是满载而归，苏军派专家协助筹建多所航空兵学校，教练机、歼敌机等都运送来，空军在建设上发展很顺利，比海军、装甲兵发展都要快。
当然，这里面有个人因素，也有其他因素。所谓其他因素，从战略层面上，海军比空军更为重要，海军在援助上受到限制，都是中小舰艇，都是近海防御性。1960年以后，海军开始大力自主研发武器装备，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
刘亚楼领导的空军，不仅在装备、人才得到提升，他提出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得到中央、军委首长们的认可。
授衔为上将，名副其实
1955年，刘亚楼担任过兵团司令员，被评为正兵团级，授衔时与其他大多数正兵团级将领一样为上将。
有人说，在解放战争时以及空军发展成绩很大，为何没有授予大将？
将帅的评选标准，不是单一说某一时间段的突出贡献。
刘亚楼在解放战争时期，虽然担任东野参谋长，更多工作是布置、执行、落实林总的战略、战术。具体的作战，由纵队司令员们实施。贡献有，职务有，一线战绩也说不过去，毕竟参谋长的职责在后方。
不然，平津战役的天津战役中，主动要求担任攻城总指挥。他知道，平津战役后，或许没有更大的战役可以打了。如果不抓住当主帅的机会，给他的机会真是不多了。
1949年，他不再担任参谋长，而是改任兵团司令员，想法或许与打天津一样，到作战部队历练一番。可惜还没南下，就被留在北京，组建空军。
军衔评定考虑的因素很多，在大将的人选上，主要考虑“山头”出身。
三大主力红军中，有很多小“山头”，就是这些“山头”才让红军得到发展，这样零到一的贡献，是很多将领不具备的，也包括刘亚楼。
如红四方面军出身的王树声，曾经担任副总指挥，仅次于徐向前，还有比他更合适当大将的吗？王树声担任师长时，许世友、王建安、陈再道、王宏坤等还都是营团级职务。
像领导百色起义张云逸，作为红七军的代表，红四方面军军主力离开鄂豫皖，吴焕先、徐海东组建新25军，继续领导坚持斗争。
无论从哪战绩、资历、能力，还是其他方面，刘亚楼授予上将非常合适的。
自1950年，吴法宪调任空军担任副政委、政委，与他搭档15年，算是亲密战友关系，认为他不会对被授予上将军衔有太大的意见和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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