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一”前夕，位于延安市枣园革命旧址后沟的《为人民服务》讲话纪念广场迎来一批又一批参观者。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在张思德负薪前行的雕像旁，许多党员自发诵读着镌刻在墙壁上的《为人民服务》原文。雕像上方，“为人民服务”5个鲜红大字熠熠生辉。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依靠严明纪律和优良作风，进一步践行了党的性质宗旨。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首次将“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写进党章。
时光荏苒，萌发于延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已成为党的最高价值取向，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脉。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严守纪律对群众秋毫无犯，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戴。中共中央西北局纪念馆内的这组雕塑展现的是群众迎接中央红军的场景。武利芳 摄
以严明纪律护人民利益
1935年10月，陕北的吴起镇迎来了一支7000多人的队伍。
此前，这里的老百姓受尽官兵土匪的骚扰祸害，见了军队就躲。但他们很快发现，这支队伍虽然人困马乏，但不进民房、不抢民物，还帮助群众担水、打扫院子，说话也非常和气，便渐渐放下心来。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中共中央带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严格遵守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收藏在吴起革命纪念馆的一口“红军锅”，就是红军纪律严明的例证。
“红军锅”其实是一口用胶泥和竹条加固的水缸。红军驻扎在倒水湾村时，人多锅少，便向当地群众借了一口水缸，架在几块石头上当锅用。但在煮饭的过程中缸被烧裂了，红军战士们把裂了的缸洗干净，又拿出两块银圆作为赔偿。
正是因为纪律严明，红军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很快在延安扎下根来。据当时的赤安县六区一乡党支部书记刘景瑞回忆，吴起周围3个乡共给中央红军送去了小米、荞面2.8万斤，猪50余头，羊270余只，中央红军供给部也按照当时的市价向群众支付了钱款。
1936年6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穿过国民党的防线来到陕北，用4个月的时间记录下真实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 《红星照耀中国》 一书中，斯诺看到同行的红军战士走过山上的一丛野杏树时，忽然四散开来去摘野杏，个个装满了口袋，“但是在我们走过私人果园时，却没有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我们在村子里吃的粮食和蔬菜也是照价付钱的”。
翻看延安时期颁布的文件规定，可以清楚看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违反群众纪律、侵害群众利益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1943年4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中，规定要对侵犯群众利益致妨碍工作进行或政府威信者进行惩戒。1943年5月颁布的《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中提出了爱护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要求。1947年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联防司令部联合发出布告，要求任何机关部队，绝不准乱要民夫、乱拉牲口；借用群众粮草必须打借条；住地须给群众留窑留房，借群众东西，用后必须归还，如有损坏，必须赔偿。这则布告不仅为机关部队划定了纪律红线，还规定倘有侵犯群众利益之行为，人民有权拒绝，有权向当地党政负责机关控告并要求赔偿损失。
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就严肃处理了一个违反群众纪律的干部。
初到大别山时，刘邓大军为了站稳脚跟，取得群众的信任，提出了“约法三章”“三不准”：枪打老百姓者，枪毙；掠夺民财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不准强迫老百姓当向导，不准向老百姓要东西，不准打骂群众。并设立了“纪律检查组”，负责执纪情况的检查和督促。一家店铺老板因不了解我军情况，惧怕军队，便丢下店铺躲进山中。警卫团某副连长顺手从店铺拿了一匹花布、一捆粉条、一些白纸和毛笔。得知此事后，部队决定按纪律规定召开公判大会，枪毙了这名副连长。
正是在严明纪律的保障下，斯诺看到了“农村妇女或者她们的女儿主动帮我们拉风箱、生炉子，与红军战士们有说有笑”的场景；群众唱出了“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送给那英勇的八路军”的拥军情谊。
只见公仆不见官
为谁做官，怎样做官，是每个党员干部需要扪心自问的问题。在延安时期，就制定了一整套行为规范，用刚性约束来确保党的干部能“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
1939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严格建立财政经济制度的决定中指出：“任何机关部队必须照批准之预算限度内开支，如有浪费或超过情事，概不批准。”各机关部队学校不得互相请客（外客来宾招待除外），平时开会不得招待酒菜香烟。1944年，中共中央西北局颁布了机关工作人员供给规定，要求“任何干部回家不得使用公用牲口”。1946年12月，中央作出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指示，提出“应动员全党全军全根据地人民开展节衣缩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运动”，应尽量裁减干部特殊待遇和一切不必要开支，在生活方面规定了严格的纪律。
在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各机关学校都组织了生产委员会并分配了生产任务，中央机关生产委员会也研究部署了中央机关的生产任务，但毛泽东发现没有给书记处的几位同志安排生产任务，立即要求更正，“我们动员全党和全边区人民参加生产劳动，我们应该首先站在生产前列。我们绝不可能成为特殊公民。”中央领导同志无一例外置身其中，用实际行动为全党作出表率。
在杨家岭，毛泽东分得了一块菜地。工作之余，他便扛着锄头开地、种地，浇水、施肥，每当收菜时，更是亲自采摘，用竹筐盛好上交给食堂。
绝不搞特殊，党的领导干部这样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家人。
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丝毫没有因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而搞什么特殊化，穿的是一件旧军大衣，住的和普通干部群众一样，吃也是在机关的大食堂。任弼时的女儿任远征看中了仓库里的一个粉色电光纸皮小本子，拿在手里爱不释手。管理员看到她这么喜欢，就把小本子送给了她。任弼时知道后，立刻要求她把本子还了回去。朱德的儿子朱琦从绥德回到延安，朱德的参谋潘开文见朱琦洗衣服没有肥皂，便从军委办公厅总务处领来了两块肥皂给他用。朱德看见了，立即要求潘开文退回所领的肥皂，并告诉他以后不能再要公家的东西给朱琦用。
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延安时期的党员干部始终对自己严格要求，除了人民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形成了“甘为公仆耻为官”“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人民服务”首次提出，是在1939年2月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一封信中，“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同年12月，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1944年夏秋之际，年仅29岁的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安塞执行烧炭任务时不幸牺牲。在追悼会上，毛泽东发表演讲，系统阐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将其作为党的宗旨。
这并不是一句口号，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始终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带领全党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诺言。
枣园革命旧址内，一条修建于80多年前的水渠贯穿其中，虽然这条渠在今天已经失去了灌溉作用，却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枣园乡因天旱缺雨，庄稼收成没有保证，中央机关、警备团和当地群众一起修建了这条长达 6 公里的水渠。为修建水渠，陕甘宁边区建设厅在财政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拨款4000元。该渠北达裴庄，南至枣园，自流灌溉周边6个村庄，不少旱地变为水浇田，农民连年丰收，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条渠也被命名为“幸福渠”。
站在幸福渠旁，枣园革命纪念馆讲解员罗晓宇讲述了毛泽东对群众的深情厚爱。
位于延安枣园革命旧址的幸福渠，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初心。武利芳 摄
1939年，党中央批准筹建中央医院。最初，医院定名为“中央干部医院”，毛泽东听后不太同意，说：“叫‘干部医院’，那老百姓有病看不看呢？还是叫‘中央医院’好，面向延安和边区党政军民，为群众服务。”
在枣园居住期间，毛泽东得知附近侯家沟有两个村庄的妇女不能生育，不仅要求时任延安市委书记去调查，还让中央医院的医生到侯家沟化验水质。化验结果表明，那里的水中有大量的有害物质。于是，中央医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帮助群众对饮水进行了处理，并给有病的人治好了病。后来，这两个村庄终于传出婴儿的啼哭声。
1943年的元宵节，毛泽东在枣园小礼堂为枣园乡24位60岁以上的老人集体祝寿，饭后还给他们赠送了毛巾和肥皂作为贺寿礼品。但这年的12月，毛泽东也要迎来自己的50岁生日，按照习俗50岁是大寿，理应好好庆贺一番，但毛泽东拒绝了为他做寿的提议。
此类事例，比比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中国共产党也收获了人民的真心拥护。
革命旧址墙上的一张张老照片定格下人民群众对党、对领袖的热爱。在枣园，秧歌队给中央机关拜年，群众举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祝朱总司令身体健康”的条幅。在王家坪，群众将写着“人民救星”四个大字的牌匾送给毛泽东。
今天，毛泽东手书的“为人民服务”5个大字被镌刻在各级党政机关办公地点的显眼处，时刻提醒着党员干部勿忘“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与延安时期严明纪律、优良作风一脉相承的一条条铁纪新规，正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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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吉 洁 编 辑 | 马雷雷 来 源：根据陕西纪检监察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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