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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的技巧是什么？是神话。
——帕索里尼
一
按照意大利著名小说家、帕索里尼挚友阿尔贝托·莫拉维亚的说法，意大利在历史上曾经两次称霸世界，一次是罗马帝国时代，一次是文艺复兴时代。如果说二十世纪是电影的世纪，那么在这世纪的五十年代末期，随着经济的繁荣，意大利电影呈现出了爆炸式的井喷状态，著名的意大利电影研究专家彼得·邦达内拉将1958至1968这个时期定义为意大利电影的黄金年代，我们完全可以说这是意大利的第三次称霸世界。
这种繁荣是全面、广阔、深入的。黄金年代意大利电影的繁荣决不仅仅是出现了几位电影大师那么简单，这十年中意大利电影的平均年产量为200部，商业类型电影花样繁盛，意大利式喜剧、通心粉西部片、短片集锦电影、围裙电影（也有叫刀剑草鞋电影、新神话电影）、间谍片各领风骚。
与之相反，之前在意大利电影市场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好莱坞电影，开始呈现剧烈下滑的态势。1957年，好莱坞电影在意大利市场发行量是233部，到了1967年，一路滑坡到了127部。1958年，好莱坞电影票房占据意大利电影市场总量的53.1％，到了1972年，数据下滑到惊人的15.1％。
作为测量电影工业盛衰指标性元素的明星，在这个时期亦是璀璨亮眼，照亮了整个意大利影坛乃至世界影坛。维托里奥·加斯曼、马塞洛·马斯楚安尼、乌戈·托格内吉、索菲娅·罗兰、莫尼卡·维蒂、克劳迪娅·卡汀娜这些明星都以各具特色的魅力风靡了整整一个时代。
索菲娅·罗兰
艺术电影方面，十多年前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激活了意大利人在电影艺术方面源自血液基因、不可思议的创造能量，到了五十年代末的经济繁荣期，这股创造力终于迎来了全面的爆发。当年的新现实主义大师罗西里尼、德西卡、维斯康蒂在这个阶段纷纷拍出了导演生涯最重要的作品，趁着新现实主义余波踏入影坛的费里尼、安东尼奥尼则在这个阶段代表了意大利电影为二十世纪世界影坛奉献了数部最令人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
在这个阶段，意大利影坛还涌现了众多独具风格的新导演。弗朗西斯科·罗西拍出了以揭露黑幕为主题的政治电影《龙头之死》；同样酷爱社会政治题材的塔维安尼兄弟以不同于罗西式纪实风格的反讽调子拍出了政治片《反叛者们》；埃曼诺·奥米以两部创业作《时间凝固》、《工作》将巴赞尊奉的「现实主义渐进线」美学推至了试验的顶峰；吉洛·彭特克沃用「四分之三罗西里尼配搭四分之一爱森斯坦」的方法拍出了《阿尔及尔之战》，这是影史最独树一帜的战争片之一；来自帕尔马的年轻诗人贝托鲁齐以法国新浪潮弟子的姿态拍出了《死神》、《革命前夕》；罗马电影试验中心毕业的马可·贝罗奇奥以福克纳式风格拍出了家庭片《怒不可遏》、政治喜剧片《中国是近邻》。
《龙头之死》
集知识分子、理论家、艺术家三重思维于一身的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正是在这个恢弘的大背景下进入了意大利影坛工作，正如邦达内拉所说，在这个时期涌现出的众多新导演中，帕索里尼是最有意思，最不同寻常的一位。
二
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不是意大利电影业的空前繁荣，帕索里尼是不太可能进入电影界工作的。帕索里尼原定的人生追求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实际上在执导第一部电影处女作《乞丐》之前，他就已经是意大利文坛非常有名的作家、评论家。那时他已经出版了生平最重要的诗集《葛兰西的骨灰》、小说代表作《暴力人生》、评论书籍《激情意识形态》。
而帕索里尼当初之所以进入电影业，除了电影业本身很繁荣之外，他本人极为恶劣的经济情况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整个五十年代，他与莫洛·鲍罗尼尼、卢奇亚诺·艾麦、费里尼这三位导演多有合作，与费里尼合作的《卡比里亚之夜》，是他当导演之前最显赫的一次编剧履历。
《卡比里亚之夜》
《乞丐》是帕索里尼的导演处女作，要评估这部电影的价值需要同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以及帕索里尼个人独特的乌托邦诗人视点加以比较。
《乞丐》讲述的是罗马贫民窟郊区靠拉皮条度日的游民无产阶级维多利（片名「Accattone」在意大利语中是「乞丐」的意思，这也是维多利的绰号），与他的一众游民好友、前妻、妓女玛德莉娜、女友斯迪勒之间所发生的故事。
《乞丐》
从题材和美学上看，《乞丐》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有着众多相似的地方。影片所关注的环境和对象都是新现实主义电影中最常见的——底层一无所有的贫民。以演员选择的角度来看，帕索里尼广泛启用了非职业演员。扮演维多利的弗朗哥·奇蒂是帕索里尼的作家好友塞尔乔·奇蒂的弟弟。奇蒂在出演《乞丐》之前没有任何表演经验，《乞丐》是他的电影处女作。
帕索里尼写完剧本考虑演员人选的时候，凭直觉第一个想到的演员就是他。两位女主角弗兰卡·帕苏特、西尔瓦纳·科尔西尼在出演本片之前都只是客串出演过一部电影，即便演完这部电影后也没有成为职业演员。其他众多演员也多是非职业演员。
《乞丐》
影片多采用实景拍摄，自然光成为了主要选择。演员的声音都使用了后期配音，奇蒂的声音甚至不是他本人配的。具体到叙事环节，影片以维多利游逛中的遭遇为线索将情节结构化，场景与场景之间的因果关联性不强，显得非常松散，充满了很强的偶然性。这些都是新现实主义美学公认的特色。
尤为突出的一点是，新现实主义开创了让角色游走、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戏剧性的传统，这种传统到了安东尼奥尼六十年代一些电影的时候被发展到了极致，以致美国影片影评人德怀特·麦克唐纳不无嘲讽地称安东尼奥尼活生生的把有声电影（说话片）变成了「走路片」。而《乞丐》中维多利最多的行动即是游走。
《乞丐》
相比一些新现实主义电影所拥有的纪实感，帕索里尼在处女作中更注重视觉性的表达方式，如他自己所言，影片在视觉上比较多地参考了画家马萨乔。有「现实主义开荒者」之称的马萨乔在艺术史里通常被认作是最早用透视画法的画家，我们在《乞丐》中也偶尔会看到透视感很强的处理（如图1）。
图1
图2
帕索里尼的生平遗作《萨罗》则将象征绝对权力的透视法则使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图3是维多利的一个主观镜头，有近乎特写的效果，象征了维多利强烈的对家庭的占有欲望，虽然他实际上没有占有的能力。
图3
图4为维多利表达愤怒的方法，让斯迪勒去做妓女让他于心不忍，无颜面对。
图4
三
如果我们深入到《乞丐》的内核分析，会发现影片有着与新现实主义电影绝然不同的精神取向。
由主题的选择来看，新现实主义电影选择将政治社会问题作为主题，是因为这些社会问题实实在在地发生在战后意大利社会，千疮百孔、一片乱象的社会局面是导演们无法忽视的「现实问题」。当他们将镜头对准这些现实的时候，所承担的是一种最典型的左派人道主义电影人的责任。而之后新现实主义电影越来越少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当年的那些社会问题、贫穷落后的现实已经不存在。正如安东尼奥尼所说，「自行车的问题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弄丢自行车的人的心理状态。」
帕索里尼将罗马贫民窟的底层游民作为影片的主角，完全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虽然他也是一位左派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
帕索里尼对于贫苦人民、底层人民、尤其农民的无条件支持，既是美学直观的，又有着意识形态的考量。在1968年接受意大利驻美文化参赞朱赛佩·卡尔迪诺的访谈中，帕索里尼表示他拥护共产党并不是因为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是完全出于本能，那是他亲眼目睹了家乡弗留里农民反抗农场主的斗争后在心灵深处得到的启迪：
「我亲身感受到和目睹了那种令人难忘的场景，一方是农民们举着红旗，脖子上围着红色的方巾，肩并肩，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而另一方则是农场主们。所以说，我是在没有读任何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之前，就自然而然地同弗留里的农民站在一起了。而正是从那时起，可以说，我的马克思主义的生涯真正地开始了，那是具体的、富有诗意的、身体力行的马克思主义。」
这种直观层面的亲近感深刻影响到了帕索里尼日后的艺术创作，他写作第一首弗留里方言诗也是这样的经验，「一天，我正在母亲乡下屋子里写诗时，从阳台上传来了说话声，院子里回响着『rosada』（弗留里方言），它就是意大利语露水的意思。这个词，使我受到了启发，就像苹果掉在科学家的头上会使人联想一样。听到这个词，我立即萌生了用它来写诗的冲动……第二天我就写出了我的第一首用弗留里话写成的诗。」
这一切最终将帕索里尼形塑成一位高度纯净的乌托邦主义追求者。五十年代经济奇迹席卷整个意大利后，帕索里尼越来越愤怒，他那个理想中的原始的、前工业化时代的农业社会一去不复返，在1968年他曾如此预言：「资产阶级正在成为人类的生存方式。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年轻人说：他们可能是能够看到工人和农民的最后一代人，他们的下一代将会被卷入到资产阶级的浪潮中去。」消费主义在帕索里尼的心中成为了一个扼杀人类生命力的最大毒瘤，以致在68年的时候帕索里尼说出「一个资产阶级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这样极端激进的批判性话语。
所以，拍摄游民无产阶级，包括他七十年代摄制的背景为中世纪的「生命三部曲」，对帕索里尼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些没有被工业革命、消费主义污染，身体没有被当作商品出卖的人身上，他能够感受到一种神圣、崇高、神秘、诗意的气质。这些人身上深深地寄托了帕索里尼乌托邦式的理想。
再具体到影片的美学策略，《乞丐》在本质上与新现实主义最重要的几部作品，像是《偷自行车的人》、《风烛泪》，也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根本的一点，帕索里尼极端反对自然主义，也就是巴赞提出的「现实主义渐进线」美学。对帕索里尼而言，《风烛泪》中女仆倒咖啡那样的段落－镜头他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帕索里尼愿意使用「现实」材料，对符号学非常有研究的他也认为电影是「关于现实的书写预言」，电影是「用现实来表现现实」，「用一棵树来表现一棵树」。但他要的是在现实的材料中发现神圣、诗意的气质，表现在文学创造中，就是「文学语言和方言的互相感染的风格上。这两种语言糅合得那么巧妙，形成一种美学意义。」表现在电影创作中，就形成了一种由混搭而形成的神话风格。
正面镜头、特写镜头、反打镜头、摇镜头、变焦镜头、跟拍角色游荡的镜头、主观镜头，这一切都对准了游民们那一张张让帕索里尼动容不已的没有被商品化的脸庞，这一切都是最现实化的材料，或者由材料呈现的现实视点。但是对象化的过程绝对不能是自然主义（段落－镜头），因为自然主义对帕索里尼而言没有神话，没有诗意。
在《乞丐》中，混搭风格最鲜明的表现，即是对巴赫《马太受难曲》大面积的使用。这使得影片始终孕育在一种圣洁、神圣、超验的气氛之中。
四
要准确理解《乞丐》这部电影要回到影片的核心角色维多利身上。不论是根据帕索里尼的自述，还是从影片自身的呈现来看，维多利都了可以视为基督的化身。影片开场第一个镜头引用但丁《神曲》「炼狱篇」中的诗句[1]来为维多利背书。接着介绍人物性格的开场，维多利跳水显勇的那场戏，跳水那一刻角色旁边就是十字架（图5）。
图5
维多利手下的妓女名叫玛德莉娜，这是《新约》福音书中的玛丽亚抹大拉的谐音变体，而有很长一段时间，教会人士都把她当作是一个妓女形象。维多利向斯迪勒表白那场戏，也特地选在了教堂附近，近景镜头中，维多利的背景中即是神父的图像（图6）。
图6
影片中所表现的维多利与斯迪勒一起饮用葡萄酒的场景（这是他们最后一次用餐），对应了耶稣最后的晚餐中饮用葡萄酒。维多利最后的死，是玛德莉娜的出卖告发所致，对应了犹大的叛变。结尾处，维多利的死亡他自己已经完全在梦中预见到，这也与耶稣早早预见到自己将被钉在十字架上处死如出一辙。更不用说笼罩在全片的《马太受难曲》的配乐。
不过，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帕索里尼从来都没有想过把它拍成一部宣教电影，他本人也并非是天主教信徒。如前文所说，帕索里尼是在类似维多利这样的角色身上看到了神圣、显灵的一面。这就与常人的理解显出了不小的差距，一个皮条客，一个被称作「乞丐」的人，一个无法照顾妻儿无法自食其力的混蛋，如何能有崇高神圣的一面？甚至可与道成肉身、永恒无限的救世主耶稣基督等同呢？
在我看来，要理解这一点，尤其是对中国人而言，有一个非常值得参考、耳熟能详的经典文本：水浒世界。我们如果作一个横向比较的话，那些无法在社会立足、梁山水泊上的草莽游民其实与维多利无异。在新儒家大师牟宗三先生看来，如果把武松、鲁智深这样的水浒人物上梁山看作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那是迂腐、头巾气的成见。
水浒人物的质地是无曲，直来直去，当下即是。但人要立足社会必须是有曲，有隐忍（孔子是在最高限度的委曲求全中求一个至是），是故无曲直来的水浒人物在任何一个人文系统中都无法立足。「这些人并不能从事政治，亦不事生产，亦不能处家庭生活，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东西南北走天涯。」在牟宗三看来，天地宇宙中实际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上帝。「盖纯直无曲，当下即是，只有上帝是如此，而上帝是真理的标准，本是在人以外的。现在水浒人物，是人而要类似上帝，自然非在社会圈外不可。」
以此来看，维多利最后的车祸身亡，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人文社会根本无维多利的立足之地。不事生产，不能处家庭生活，不能受一点委屈，浑然朴直的维多利纯然即是上帝之子耶稣的化身。我们从直观的人物影像中也感知维多利特别的一面。帕索里尼以独特的眼光选出来的奇蒂，与生俱来一股混茫，野性，充沛从容，充满生命力的气息。在他的身上我们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一种原始生命的蠢动，他的身体永远不甘于被驯化。
《乞丐》
那场维多利纠缠前妻未果后与前妻家人扭打的戏，我们只看到两具鲜活的肉体在纠缠翻腾，在《马太受难曲》的强力伴奏下，显得无比的凄迷，忧伤，悲壮又圣洁。
维多利这个角色代表了帕索里尼乌托邦理想世界——那个也许从来没有出现过，也许根本就不可能出现的世界——最深情悲壮的投射。在帕索里尼之后的作品里，他一方面不断去批判当代资产阶级的异化现象，另一方面又不断歌颂前消费主义、前工业化时代世俗生活的快乐。维多利对帕索里尼而言，既是创作的起点也是最终极的生命寄托。
[1]田德望先生所译的《神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文译本如下：上帝的天使带走我，那个来自地狱的说：「啊，你这来自天上的使者呀，你为什么剥夺我？你由于一小滴眼泪就从手里夺去他这个人的永恒的部分，并把它带走；我要以另一种方式处理那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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