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位人生终于出现
“转折点”
上海法治报 徐荔
“难道我真的错了？”身陷囹圄，一双失神的眼睛望向窗外，迷惘空洞。
2023年7月，天气微微有些闷热，上海市四岔河监狱的服刑人员阿杨正站在监房内，喃喃自语，问着自己的“错位人生”。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误入歧途走上人生“岔点”
在四岔河监狱四监区，阿杨是为数不多的“拒不认罪”服刑人员之一。自2023年7月入监服刑以来，阿杨多次以各种“说辞”逃避书写认罪悔罪书，在与主管民警的谈心谈话过程中，也总是刻意地回避自己的犯罪经历。
“这在在押服刑人员中并不多见，阿杨不认罪认罚，除了对法律的认识理解有偏差之外，更多的是思想上、心理上的因素在作祟。”在监区犯情分析会上，阿杨的主管民警王洲舟这样分析。
阿杨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主管民警通过个别谈话，逐渐清晰了阿杨的改造“画像”。
出生在山东一个贫困乡村家庭的阿杨今年快四十岁了，自幼目睹三个姐姐的艰苦生活与父母的愁眉不展，这导致他早早辍学，步入社会“摸爬滚打”。16岁的他独自去往深圳闯荡，白天熙熙攘攘，夜晚冷冷清清，吃过亏，受过苦，这些都让阿杨的心逐渐变得坚硬、孤僻。机缘巧合之下，阿杨接触到了电脑应用软件的开发。在一家网吧，他学习制图软件CAD，逐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掌握的电脑技术也越来越多，但正是这把“双刃剑”，为他后来的误入迷途埋下了伏笔。
创业的道路总是“一波三折”。结婚后，阿杨回家开起了电脑组装店，时间一晃五年。
“那几年，其实我根本没有赚到钱，比起电脑销售，我更喜欢研究技术，经常为了研究技术把客户赶走，或者因为把商品价格记错，赔钱卖了。老婆跟着我吃了很多苦，但她一直信任我，支持我。”讲到这些，阿杨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内疚，也是从这里，民警发现了日后教育改造阿杨的可能性。
“后来，老婆为了贴补家用，跟着我卖过早餐，日子虽然艰苦，但也算是幸福。可能是努力没有白付出，那段时间里，突然有公司看上了我做的软件，给我开出了不错的报酬。就这样，我靠着自己的技术挣到了第一笔钱，家里人都很开心，日子也慢慢好起来了。”阿杨回忆。
后来，阿杨靠着自己的技术应聘到一家公司工作，生活越来越稳定，和很多普通家庭一样，过着平凡但踏实的日子，他还靠着自己的努力买了房和车。几年后，阿杨有了创业的想法，于是就辞掉了之前的工作。在创业之前，阿杨想学习当时比较流行的直播技术，就在2020年下半年进入了一家网络科技公司，担任技术人员，维护公司的一个直播平台。
“正是这个决定，成为了我人生路上最后悔的一个决定。”阿杨说。
自认无辜服刑陷入“冰点
2021年1月，阿杨入职公司几个月后，因为涉嫌诈骗被上海警方抓获。根据相关材料显示，2020年，有犯罪团伙通过开设直播间，安排女主播以恋爱、性交易为幌子，诱骗被害人充值打赏刷礼物，被害人遍布全国。而该犯罪团伙常驻的直播平台就是阿杨所在的科技公司实际经营的。该技术公司搭建直播平台，通过高返点吸引诈骗团伙入驻，诈骗赃款通过平台充值返点的方式输送给诈骗团伙，而技术公司从中抽成牟利。
该诈骗团伙中一般有几名固定的“主播”，团伙成员在网络平台物色被害人，并以“主播”身份与被害人聊天建立“感情基础”。随后将被害人拉进所谓的“亲友群”，实际上群内除了被害人以外，都是诈骗团伙成员。“亲友”会烘托气氛，协助“主播”鼓动被害人在直播平台充值刷礼物，更有甚者会向被害人许下多刷礼物就能“奔现”“结婚”等暧昧承诺，诱骗被害人充值。
“说我诈骗，我很不服，我刚进入公司不久，对于他们的诈骗行为并不清楚，再者我只是公司的技术人员，并不涉及业务层面，所以我一直没有认罪。”在向民警“诉苦”的过程中，阿杨的态度由懊悔变得愤怒，“在我们老家，诈骗是非常难听的罪名。法院判决之后，我还是拒绝认罪，甚至上诉。但最终诈骗罪成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我想不清楚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我如何对得起我的家人？警官，我不服啊。”
最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阿杨有期徒刑5年3个月。因为“不服”，阿杨无法踏实投入服刑改造，经常是一副沉默寡言、心事重重的样子，改造态度消极沮丧，一度有着自暴自弃的倾向。
然而，阿杨真的是无辜的吗？根据民警对阿杨所涉案情的判断，诈骗团伙依靠技术公司的技术、平台、支付结算等多项服务行骗，而阿杨负责的就是公司的技术支持工作，是公司的业务核心，也是诈骗所依赖的“基础”。
“如果说刚加入公司时，阿杨可能不知情，但在工作一段时间后，阿杨不可能依然一无所知，相关证据、证人证词有佐证。他所谓的‘没有参与诈骗’更多是认为自己入职时间不长，且不是‘主播’或‘亲友’，没有直接与被害人接触。”四监区副监区长孙英东介绍。
年少时的经历使阿杨并没有接受完整的相关知识教育，对法律认识存在误区。在心理因素方面，阿杨对自我的期望值较高，入狱的“落差感”使他一时难以接受，加上感到对家人亏欠，导致他对犯罪事实选择用“鸵鸟心态”逃避。
那么，要如何“破局”？
多维切入触动新生“起点”
在细致地对阿杨进行“画像”之后，民警经过探讨，决定对阿杨打出“攻心治本”的组合拳。
一方面，民警强调监规纪律，“我们尊重并保障服刑人员的各项申诉权益，但只要相关事实认定未经改变，身为服刑人员就要遵守监规纪律。”
同时，民警在日常工作中着重帮阿杨“补上”法律课，通过组织阿杨参加监区的法律课程、在谈心谈话过程中适时穿插法律教育，催化阿杨“向内”自省，找出导致自身犯罪的思想根源。值得一提的是，监狱还通过引入社会法律援助力量，帮助阿杨转变认知和价值观念，跳出自身的思想“泥潭”，重新审视自己的行为。
四岔河监狱与崇明区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几乎每个季度都有律师到监狱开展普法教育工作，通过讲座、一对一咨询等方式提升服刑人员的法治意识，解答他们在法律方面的实际疑问。
“我们会事先搜集服刑人员比较关心的话题，多数都是与他们休戚相关的内容，比如婚姻家庭、物权等，也有对自己案情、判决不理解的，我们会提前和律师沟通，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普法教育或咨询工作。”孙英东告诉记者，“虽然民警也有一定法律知识，监狱也有公职律师，但民警和律师的分工不同，服刑人员从律师处得到的解答可能对他们来说更具专业性和可信度。”
去年年底，阿杨在了解相关情况后，向监区申请了法律咨询，参加了法律援助中心律师的一对一咨询服务。在律师的释疑解惑后，阿杨的认罪态度有所松动。
而早在阿杨刚到四岔河监狱的时候，民警就发现他是个特别注重家庭情感的服刑人员，想与家人联系的渴望与觉得犯罪丢脸的愧疚感不断互相“拉扯”。
世间万千事，离不开一个“情”字，亲人的一句嘱托，往往发挥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阿杨的主管民警积极沟通，主动与阿杨的家人取得了联系，将阿杨的相关状态告诉他们，也解答了他们的相关疑问。民警的真诚态度得到了阿杨家人的认可和支持，他们答应会一起“唤醒”阿杨。
2023年8月，民警帮阿杨接通了亲情电话，阿杨的情绪再起波澜，“这是我被抓后第一次和老婆通上电话，无数次我在梦里，呼喊着家人的名字，但迟迟没有回应……当老婆告诉我家里安好，让我听民警教育的时候，我泪流满面，很感谢监区的警官，让我知道家里人还没放弃我。”
今年6月，监狱开展“把家请进大墙，让爱唤醒新生”亲情帮教活动，监区主动联系阿杨的妻子入监帮教。虽然阿杨已经和家人亲情会见过，但第一次不是隔着玻璃、通过听筒，而是面对面的交流，还是让阿杨激动不已，“那两天都睡不着觉。”阿杨说，他特别想让家人回归正常生活，而他知道，只有自己面对现实，好好表现，一切才可能重回正轨。这也成为了阿杨自愿认罪悔罪的“拐点”。
会见后不久，阿杨就主动提交了认罪悔罪书，还写了一份“大墙忏悔录”：“经过法律教育，我逐渐明确了诈骗罪的定义，现在我完全接受法院的判决，也感觉自己的内心轻松起来，我会牢记家人的挂念，感激警官的帮助，接下来我会踏实改造，早日回家！”
阿杨的改造故事还在继续，但应该已经有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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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四岔河监狱 赵学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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