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将军张治中在确定国名、国旗图案时，他的意见对毛主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经在全国广泛征求国旗国徽的图案，收到应征国旗图案2992幅。8月16日，对挑选的国旗图案进行陈列。评选委员们看好三幅图案，都是红底黄色，交由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第一幅图案是上面一颗金色大星，旗下三分之一处是黄色的横杠；第二幅和第三幅左上方都是金色大星，在旗下方有两条或三条横杠。设计理念为：这三条横杠分别代表黄河，黄河和长江，黄河、长江和珠江。
张治中对这三幅国旗图案都不满意，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他来到毛泽东住处，闲谈几句后，他问毛泽东对国旗图案的意见。毛泽东说他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反问张治中的意见。张治中直言：“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是一根棍了，像孙猴了金箍棒。”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过了两天，毛主席约请文化界画家、艺术家四五十人，用张治中自己的话说，只有他是“丘八”。毛主席介绍了存在的一些不同的看法后，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只占1/4至1/3；以3/4或者2/3的赞成人数，通过是没有问题，但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要选一幅让全场一致通过才好，大家想想吧。”
毛泽东把上海曾联松设计的第36号图案给大家看，问：这个怎么样？张治中眼前一亮，首先表态赞成这个，多数人也表态说好。有人提出异议：“这四颗小星说是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就没有后面这两个阶级，国旗不是还要改吗？”毛主席思维敏捷当即回答说：“把说明改一下好不好？不说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而是说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的大团结。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大家无不对毛泽东的高屋建瓴的解释报以热烈掌声。
大会对曾联松设计的图案作了修改，删去了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图案，更显得明了简洁。这一图案被大会秘书处编号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第32号”。
1949年9月27日，周恩来主持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色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这天，怀仁堂的主席台上悬挂了夺人眼球的大幅五星红旗。
张治中在帮助毛泽东选定国旗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如果不是张治中，真不敢想象中国的国旗会是什么样的。张治中还在国名等方面助毛泽东下定决心，弥补重大缺项，以一颗赤诚火热之心对新中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9年6月，毛泽东在中南海邀集张治中等各界名士座谈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说，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名号。张治中勇于担当，他发表了不同声音。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猛然恍悟，认定这个张治中的说法，最后经众人反复讨论，决定了这个国名，沿用至今。
1954年9月，全国人大会议，张治中得知毛泽东在开幕前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他讲话，但毛泽东不为所动。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毛泽东还是摆了摆手。但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想通了进行了讲话，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概括，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张治中还在会议期间提出一份书面建议，建议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到后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这项提议已经形成了一项传统制度。
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应删除“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不能在宪法上面这样标明。毛泽东由衷赞成。
张治中青年时代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参军，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是国民党重要高官、陆军二级上将，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蒋介石的委员长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私人关系密切。
“一·二八”淞沪抗战，张治中任第五军军长，同十九路军并肩作战，抱定以身许国决心。抗战期间，他坚持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张治中从未参加过反共内战，是一位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49年4月，他作为首席代表率国民政府代表团赴北京与中共谈判。当和平谈判无果后，张治中要和代表团回去复命。周恩来急忙找到张治中，希望他和代表团都能够留在北平。周恩来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张治中被深深地打动，于是决定留在北平。周恩来精心筹划把张治中的家属接到了北平，当他在机场出乎意料地见到自己的家人时，张治中欣喜万分，激动地对周恩来说：“你真会留客啊！”
6月，张治中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9月，致电陶峙岳将军和新疆包尔汉主席，促成新疆和平解放，被誉为“和平将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授一级解放勋章。
1950年3月16日，在进行解放台湾军事准备时，毛泽东让张治中写信劝降蒋介石，遗憾的是，这封重要信件直到7月19日才辗转到台湾何应钦手中。为时太晚，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拒绝和谈。如果四五月送达，没人知道历史又会是怎样走向。
1958年5月，反右派斗争接近尾声，张治中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总结了建国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功过、得失、是非，送毛泽东审阅，并附去1949年冬所写《六十岁总结》。
在特殊文化革命期间，他不顾自己被抄家，听说彭德怀被打倒，写了1万多字的信给毛泽东，说“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然而，张治中写的信被周总理压了下来。总理派人转告他，“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周总理实质上是保护了我父亲。”张治中儿子张一纯回忆说。
1967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张治中坐在轮椅上见到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呢？”原本是坐着的毛泽东站了起来，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张治中从轮椅中勉强站了起来，欲言又止。
在这场大革命中，和平将军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张一纯说，“他主要是对‘大革命’不理解。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心理不愉快，不舒服。”
1968年10月17日，张治中在病重期间道出心声：“我的病体是不行了，人生七十就算古稀，我已年近八十，自无遗憾。不过，在政治上还想说两件事：首先，我再不能为解放台湾而尽力了。解放后十七八年来，我所念念不忘的是解放台湾这一片祖国的神圣领土，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也曾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好些工作，付出了许多心血，始终未成，问心无愧。其次，从1924年我参加大革命开始，就一贯坚持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已经超越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在这方面，我也是毫无遗憾的。”
1969年4月6日，79岁的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张治中生病期间，毛泽东派人给他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周恩来评价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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