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1岁的邓稼先从西南联大毕业，两年后，他考取了留美研究生。1948年，进入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研究生院物理系，26岁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位年轻的博士被称为“娃娃博士”。美国教授对他刮目相看，赞许地说：“假以时日，你一定能摘取诺贝尔奖。”
没人料想得到，邓稼先取得博士学位一个星期后，就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的轮船。他不是不知道在美国能够享受优越的物质生活，但他有一颗永恒不泯的中国心，他要践行自己临行前那句掷地有声的诺言：“我学成以后一定回来。”
回国后，邓稼先在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加入到中国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建设工作，期间发表多篇原子核方面的论文，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方面一些的空白。
1953年，邓稼先与许鹿希结婚，妻子是北京医学院的老师。婚后，两人琴瑟和鸣，生育一双儿女，度过了五年的幸福美满时光。夫妻二人喜欢在月下漫步，一次在月光下，邓稼先说：“我们如果永远这样多好。”80岁的许鹿希仍然清晰地回忆起夫君的这句情话。
1958年8月的一天，时任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把邓稼先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他问邓稼先：“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么样？”邓稼先明白这个大炮仗是说什么，他郑重地接受了钱三强的邀请。
谁也不能未卜先知，这项工作是何等的艰巨，要付出的怎样的巨大代价，甚至生命。这一切，邓稼先当时都无从知道。这一年，邓稼先34岁，妻子许鹿希30岁，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2岁。
回家后，他告诉妻子：“我要调动工作了。”
许鹿希问，“调到哪？”“做什么工作？”“你把信箱的号码告诉我，我给你写信。”
邓稼先给出三个问题答案是一致的，都是“不能说”三个字。
空气凝重，一个呼吸都显得那样澎湃。邓稼先打破沉默，他说：“我的生命从此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鹿希依偎在丈夫怀中，说：“我支持你。”
这句话对邓稼先来说竟是一语成谶。那一晚之后，邓稼先的事业、家庭、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此，邓稼先白天从大家的视野中消失，晚上神秘地回家，好像干了“特工”。许鹿希保守着组织原则，不让丈夫为难，从不发问。
原子弹研究初期，有苏联专家帮助。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撤走所有专家。还断言中国人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美国中央情报局也臆断中国人没有造原子弹的这个能力。
邓稼先带22个大学生负责理论设计，他们凭借手摇计算器和算盘，夜以继日的计算着一个又一个规模庞大的数值，进行了上万次的方程式推算。有时为了演算一个数据，算一次，就要超过一个月，算9次，要花费一年多时间。一个关键数据算一遍，连带着上万个数据。错一个，整个计算就会全部作废。
原子弹研制后期，邓稼先在人迹罕至的大漠戈壁核试验场，辐射区是严禁科研人员进入的，可邓稼先每次都亲临一线。
1964年10月16日，东方的上空升起一朵蘑菇云，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争气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威力是第一颗原子弹的150倍。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用了7年零3个月；英国4年零7个月；苏联6年零3个月；法国8年零6个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这就是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的骨气。
1979年，一次航投试验时出现降落伞打不开事故，原子弹坠地时被摔裂。邓稼先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你们还年轻，你们不能去！”在最危险时刻，他冲了上去把摔破的原子弹碎片拿到手里仔细检验，找到碎片后，他自知已经被辐射。一向不主动拍照的邓稼先，这次穿着防化服主动和一位助手拍了一张照片。
在回基地的过程中，他若有所思地问同事：“你知道放射性钚进入人体后会被什么吸收吗？”未等同事回答，他自己回答道，“骨髓。”他又接着问，“你知道它的半衰期是多久吗？”又自己回答，“200年。”
在我国进行的45次核试验中，邓稼先32次亲历现场，15次担任现场总指挥。
10年动荡，一心科研的邓稼先也未能幸免于难，被揪出来批斗，他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这时，已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从美国来中国大陆访问，他给周总理列了一份想要见的朋友名单，第一个人是邓稼先。这让邓稼先免除了不可预知的灾难。
杨振宁曾问邓稼先：“研发原子弹、氢弹得了多少奖金？”邓稼先说：“原子弹10元，氢弹10元。”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整个科研组获得的总奖金才一万元，分为10元、5元、3元的等级发下去。邓稼先得到了原子弹、氢弹最高奖金分别是10元，加在一起是20元，还有两张重于泰山的奖状。
杨振宁听后十分吃惊，就这点钱？眼珠子掉出来也不能相信。他随便搞一个小项目的研制奖金也是这个的百倍不止。当邓稼先和杨振宁一起合影的时候，他的嘴角依然还有未擦净的血迹。
杨振宁当时对邓稼先提出一个世界普遍怀疑的问题，是否有外国人参与了两弹研究。邓稼先立即向上级请示。周总理明确指示：让邓稼先如实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中国人自己研制的，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邓稼先在深夜接到这个电话后立刻穿衣起床，连夜给杨振宁写信。
1985年春，邓稼先最后一次离开罗布泊。一到北京，大家强烈要求邓稼先去医院体检，体检报告显示，辐射致内脏受损，小便中带有放射性物质，骨髓里也侵入了放射物，诊断患上了直肠癌，已经到了晚期。他被强制住院，面对自己妻子以及来看望自己的国防部长张爱萍，邓稼先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许鹿希后来回忆：“我知道，他一去（核试验现场）就完了。”
61岁的邓稼先接受了三次大手术，剧烈的疼痛折磨着他的躯体，止疼针从一天一次到一小时一次，全身大面积溶血性出血。
1986年6月24日，刊登了“两弹元勋——邓稼先”的长篇报道，邓稼先这个名字出现在全国各大报纸上。许鹿希才知道自己的丈夫“失踪”28年，原来是干了一件这样惊天动地的伟业。
而此时的邓稼先正接受输血，他的生命已经进入最后阶段。每个小时打一针止痛针，他的肌肤已经成了蜂窝状。许鹿希为丈夫念着刊登了他奋斗岁月的特别报道，念着念着，她的声音哽咽了。7月17日，邓稼先在病榻上接受了全国劳模的奖章和证书。
7月29日，62岁的邓稼先全身大出血在妻子怀抱中溘然闭上了双眼。许鹿希紧紧地抓住丈夫的手，悲痛地说：“你的血流尽了！”邓稼先的手渐渐冰凉僵硬。许鹿希在绝望的哭泣中，发出撕心裂肺一问：“20多年的等候，就是这样吗？”
这画面似乎只应该在影视剧才能出现，在场的所有人都泪水奔涌，肝肠寸断。
这位“中国原子弹之父”临终前留下一句话，不是给妻子儿女的，而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祖国：“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爱人从事这项无比光荣的任务28年，许鹿希等待了28年，最终等来了丈夫在自己的怀中阴阳两隔。许鹿希伤痛欲绝，流尽了泪水。她的丈夫没有走，永远伫立在她的心里，她开始着手创作《邓稼先传》，寻访了一百多位丈夫的同事。写写停停，经常不能自已，等到出版这本书时，正好又经历了整整28年。这是巧合吗？一切都已注定。
邓稼先去世后，杨振宁写给许鹿希信中说：“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识地前进的。没有彷徨，没有矛盾。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邓稼先，一个永远熠熠生辉的名字；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名字；一个让中华民族强大起来的名字；一个让中国人泪奔的名字。
英雄已逝，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心存感恩，向邓稼先这样的国家脊梁致敬，让老邓活在我们的心中，用我们的热血弘扬爱国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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