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转战来到延安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8年春天,中央决定举办建党纪念日活动。时光荏苒,岁月流逝,人们对党的一大记忆模糊,已经没有一人记得开会的具体日期。最后,由毛泽东与董必武商量后,把7月1日定为党的生日。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著名讲演,他首次提出:“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

为什么是由毛泽东和董必武来商量确定党的成立日期呢?

答案是这样的。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现改兴业路76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为保证会议安全而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一条船上,出席大会的各地代表共13人,代表全国57名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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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3名代表为:

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

武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

长沙小组:毛泽东、何叔衡。

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

北京小组:张国焘、刘仁静。

广州小组:陈公博。

旅日小组:周佛海。

为创立党组织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李大钊、陈独秀因工作脱不开身而没有出席大会。共产国际派马林(荷兰人)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俄国人)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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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选择了上面的13人参加一大,本来有着一样的初心,同心同德走到底,都将成为国家功勋。但不同选择造成了各自迥然不同的人生归宿。从1921年到1949年,28年奋斗历程里,有人经受住了考验,有人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当逃兵,逃避承担历史赋予的使命,被历史遗忘在角落里。经过大浪淘沙,4人牺牲7人脱党、叛党,只有毛泽东、董必武走到了终点,建立了新中国,都成为正国级国家领导人。

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时,没有什么大动作和一些实质性影响,可以说是波澜不惊。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说:“‘一大’开过了,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连报纸上也没有一点报道。但是中国的伟大事变在实质上却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童年”时期几次濒临绝境,遭遇数不尽的围追堵截和背叛。从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人、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者达33.7万人,他们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最小的只有16岁。世界上再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遭到如此残酷的屠杀与背弃。

建党之初的共产党人,没人、没钱、没地位、没影响,有的只是一颗信仰之心。凭着这颗初心,一支仅有50多人的小组织最终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到了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牺牲的党员有360万,而新生党员人数已经达到了300万。

1941年6月,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20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1945年4月21日,在延安举行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中回忆了中共一大的情况:“1921年,我们党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是在7月间开的,我们现在定7月1日为党的周年纪念日。本来是在上海开的,因为巡捕房要捉人,跑到浙江嘉兴南湖,是在船上开的……所谓代表,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懂得这样,懂得那样。什么经济、文化、党务、整风等等,一样也不晓得。当时我就是这样,其他人也差不多……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但是这以后24年就不得了,翻天覆地!整个世界也是翻天覆地的。”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董必武和诸多革命功勋走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董必武站在毛泽东的身旁,聆听着毛泽东庄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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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讲道:“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

关于中共一大的具体开会日期,党史工作者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相关文献资料,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最终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但“七一”已经成了共识,没必要再较真改过来。

董必武出席“一大”,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坚定地与毛泽东经过了长征,全程参与了革命解放战争,成为开国功勋,为矢志不移、初心不改,终见彩虹,写上了最完美的篇章。

1934年10月,董必武被编入干部团随红军大部队开始长征。已经年龄半百的董必武当了妇女队的“胡子队长”,他不辱使命,率领30名革命女战士黯然完成了长征。红军总部为董必武等老同志每人配备了一匹马。董必武那匹马不是用来驮书,就是用来驮粮食,要不就是让伤病员骑着,自己一次也没骑过,总是拉着缰绳在前面引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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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董必武这样任劳任怨,一心无悔,毛泽东十分感动,将自己未舍得穿的一双胶鞋送给了董必武。还将他调至林伯渠主管的“没收征集委员会”任委员,兼任中央纵队干部休养连党支部书记。

到达陕北后,董必武任中央党校校长。

1947年,董必武出任共产党主抓经济的“总司令”,负责组建华北财经办事处,建立共产党的“战时经济内阁”。1948年11月22日,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在华北银行总行签发了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统一货币的训令。12月1日,董必武宣布成立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发行第一套人民币。这两件事,为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的经济稳定,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历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政务院副总理,政务院政法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理主席。

董必武十分谦虚和低调,他说:“我现在老了,做不了什么事了,跑跑龙套就是了。其实我的一生也只是跑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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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董必武已90高龄,虽然身体健康大不如以前,但仍坚持国务活动。1月16日,他接见了马来西亚首任驻华大使。这是董老生前最后一次外事和国务活动。

1975年4月2日,90岁的董必武在北京逝世,安葬于红安县烈士陵园。

毛泽东得到董必武逝世消息后,一整天不说话,也不吃东西,孤独地放了一天宋人张元干词《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的唱片,来寄托哀思,缅怀他和董必武一起走过的革命岁月。

周恩来在病榻上亲自修改了中共中央为董老拟的悼词稿,叶剑英在代表中央致的悼词中深情地说:“董必武同志真正做到了一辈子做好事,不愧为无限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先念曾说:“董老是湖北革命的老祖宗,是湖北和大别山革命的一面旗帜,我们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