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国妇联副主席曾宪植，人们都称她为“阿曾妈妈”。
她是曾国藩家族后代，名门之后。
她生于荣耀，历尽坎坷，却将一腔热血洒于党和人民之事业。
她真正活出了一名共产党人的风采。
她的岁月，便是一部缩影，将我们民族百年的苦与甜，辣与酸，一一尝遍。
特殊时代，曾宪植亦遭不幸，劳改之苦，令探视的儿子泪眼婆娑。
可曾宪植挺直腰杆，以坚强应对人生之难，未曾言弃。
1975年，曾宪植之子为劳改中的母亲求情，毛主席批复：接回北京
名门之后，投身革命
五十年代中期，在那个金秋送爽的九月，中南海之风霜高洁，令人神往。
金黄的柿子与热烈的苹果在枝头争辉，竞相展示他们秋天的娇艳。
碧波潺潺，自玉泉山缓缓流至此地，静静地在怀仁堂前歇息，仿佛也在静候伟人的到来。
此时，怀仁堂前，一排排弯月形的留影架上，错落有致地站立着女同胞们。
她们衣着虽然简朴，却面带庄重之色，眼中满是对伟人的翘首期盼。
突如其来的掌声划破宁静，毛主席与战友们含笑踏步，迎接着潮水般的掌声，向全体代表款步走来。
兴致勃勃的毛主席，目光如炬，十步外即从迎接的妇联领导人中一眼认出了她。
他口中带着湖南浓厚的乡音，故意带着些许结巴，幽默地大声呼唤：“这不是那个阿……阿……阿曾吗?!”
曾宪植，这位昔日北伐战争中的女战士，闻声大步向前，一个规范的立正，同样用浓重的湖南话回应：“报告主席，我正是那个阿……阿……阿曾嘞！”
毛主席开怀大笑，握着她的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道：“阿曾，你们这支娘子军，怕是打不过曾文正公的湘军吧？”
曾宪植神情严肃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过！打得过！肯定打得过！”毛主席欣慰地点头，让她站在自己身旁，一同朝代表们走去。
会见接近尾声，曾宪植向毛主席告别，主席则用带责备的口吻开玩笑：“进了城了，你们也不来看我，我们见面少了。这一见，你都变成老曾了！”
曾宪植轻声解释：“主席工作忙，不便打扰。”
毛主席笑着反问：“不对吧，我看是有个鬼吧？有个门禁森严的鬼吧！”挥手划了一个大圆，语气中流露出几分无奈和几分责怪。
曾宪植，出自湘军将领曾国荃的血统，五世孙女也。
曾国荃，历任陕西、山西巡抚至两江总督，而其兄曾国藩更以“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统兵作战堪称一雄”之盛名，死后封为“文正公”。
在这样的家族光环下，曾宪植绝非泛泛之辈，生来便聪颖绝伦，面如削蛋，眼若明星。
她学问广博，性情开朗，尤善京戏，能使一幕幕戏文活灵活现。
联欢会上，她或扮黑脸包公，其声调之低沉，令师生捧腹。徐特立校长赞其“女唱男腔，北戏南移，别开生面”，可谓盛赞。
然而，曾宪植非守旧之辈，未肯随波逐流，循着父辈铺好的平坦大道。
在徐特立这位前清举人、思想颇为叛逆者的影响下，她于十六岁便决然拂袖投笔，孤身一人前往武汉，投身革命洪流。
在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女生队，她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女战士之一，与热血男儿并肩战斗，抛头颅、洒热血，于北伐战场上写下英雄篇章。
此等风采，可谓不愧曾氏后代，一如其先辈曾国藩、曾国荃之勇于担当，不畏艰难。
两次入狱，始终不屈
1927年的春光里，上海城内外，蒋介石一手导演的四一二政变如剧毒泛滥，昨日还是肩并肩的战友，今日竟成了刃下之鬼。
在这腥风血雨的日子里，许多女兵或隐身地下，或卸下戎装逃亡。
但曾宪植，这位18岁的女战士，却是另辟蹊径。
她拒绝了家人的苦心劝阻，坚定地缠紧了裹腿，脚踏坚实，步步不离部队，从武汉跨过江西，千里跋涉至广州，参与了那一声声震撼人心的广州起义。
那是1928年春，全中国共产党陷入生死存亡的边缘时，曾宪植在飘扬的红旗下，那镰刀与锤子的标志深深烙印在她的心中，她誓以青春和热血，护卫这一信仰至终老。
短短一年间，命运似乎特别偏爱给她开玩笑，曾宪植竟两次身陷囹圄。
首次在上海，她因组织大学生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示威游行而被反动军警囚禁，并在狱中遭到毒打。在那冰冷铁窗内，她以绝食抗争，宁死不屈，最终在战友们的不懈努力下得以脱险。
出狱后，为了保全革命火种，党组织决定送她远赴日本留学，以图她能暂避风头，修养生息。
天不遂人愿，日本政府不久后便对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展开搜捕，特别是那些共产党员。
曾宪植，这个名字似乎已被命运标记，她再次被出卖，再次被送入狱中。
尽管身处异国他乡，监狱之苦无异于故土，但她的革命意志未曾褪色，她以铁一般的信念与命运抗争，正如她当年在广州起义时，面对着那飘扬的红旗，毅然决然的样子。
在那偏僻冷清的异国牢房内，曾宪植作为一个无亲无故的异乡人，却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神态高傲的姿态。
每当清晨微光透过狭小窗户时，她会从那仅有的一小罐食用水中倒出少许，小心翼翼地盛入木碗中。
她用手帕沾湿，一丝不苟地清洗着自己的面容，仿佛那身破烂肮脏的囚衣无法玷污这位泱泱大国的女儿。
日本看守从曾宪植身上散发的非凡气质中似乎觉察到了些什么。
有一日，他们带来了一位自称精通中国事务的“中国通”，意图审讯她。
当问及她是否共产党人时，曾宪植用她那清脆的湖南话反问：“你们可晓得中国的曾国藩吗？我是他的九弟名将曾国荃的玄孙！”
那位“中国通”听后，显得震惊又半信半疑，连忙盘问更多。
曾宪植便如同讲述家谱一般，详细列举了族中人物，连带提及曾国藩的儿女亲家，那位抗击外敌、保卫新疆的爱国将领左宗棠。
她的话语铿锵有力，仿佛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枚枚响亮的勋章。
那“中国通”听完她的陈述，仿佛被深深打动，竟从椅子上跳起，对着这位泱泱大国的后代，行了一个九十度的深躬。
在第二天，曾宪植被日本人以极高的礼遇请出了牢房。
出狱后，她利用这一段特殊的家庭背景，顺利完成了在日本的留学生涯。
1931年，按照党的指示，她悄然赴香港，开始了她的地下工作，继续为革命添砖加瓦。
真正的战士
曾宪植经历过我们民族的世纪苦难，她的一生几乎尝遍了苦、辣、酸、甜的滋味。
自幼锋芒毕露，年轻时便投身革命，1926年，在叶剑英任第二师师长时，她也加入了这支队伍。
1927年，两人在广州举行婚礼，她以军嫂的身份加入了党组织。
而后，面对漫长的长征，曾宪植没有随丈夫前往延安，而是被派往香港进行保密工作，为的是守护家国安宁。
然而，人生路不尽如人意。
曾宪植与叶剑英的婚姻，如同那一段艰苦的长征，最终走向了终点。
1937年，叶剑英与一位在长征途中结识的女同志结婚，而曾宪植则继续独自在香港奋斗。
1938年深秋，曾宪植在香港辛劳的日子里，生下了儿子叶选宁。
次年，她决定将还未满周岁的叶选宁带回湖南，托付给亲戚，然后孤身前往桂林，加入八路军办事处，继续她的革命工作。
这一别，竟长达十一年。
曾宪植回到延安后，她的个人经历引起了组织的同情，安排她担任邓颖超的秘书。
新中国成立后，曾宪植活跃在为妇女儿童争取权益的岗位上，同时，她全心全意培养自己的儿子，叶选宁。
叶选宁12岁时才开始正式接触课本，但他的聪明才智使他迅速赶超同龄人。
仅一年时间，便完成了小学三年的课程。
之后，他凭借其聪明和勤奋，逐级升学至高中，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一所知名大学。
大学毕业后，他追随华罗庚教授，深入工厂和农村，为国家的科技事业默默贡献着力量。
在1974年，那个被运动风风雨雨横扫的年头，曾宪植也未能幸免遭遇风波。
昔日那被视为荣耀的家族背景，现在成了束缚她自由的锁链。
终于，她被安排到衡水的五七干校，接受所谓的劳动改造。
1975年，叶选宁拖着沉重的步伐，去干校看望母亲。
当他见到曾经风姿卓越的母亲，如今却形容憔悴，满头白发，浑身是泥土与尘埃，心中的悲哀无法抑制，泪水不自觉地流了下来。
曾宪植的腰已弯得直不起来，长年累月的劳作让她落下了严重的疾病，咳嗽与气喘日益加重，几乎夺去她说话的力气。
叶选宁带着对母亲深深的牵挂与无限的愧疚，回到北京后，他鼓足勇气，用颤抖的左手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
信中不仅叙述了母亲凄惨的处境，更表达了她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恳请毛主席允许母亲回北京接受治疗。
惊人的是，两天后，这封承载着深厚母子情感的信件便触动了毛主席。
老人家在信的右上角用鲜红的铅笔做了批示：“应同意他的请求，请恩来同志予以安排，接回北京。”
毛主席对这个曾经矢志不渝的革命老战士的遭遇感到心疼，也许是因为当年的种种历历在目，让他不忍心看到这样的悲剧继续发生。
那个晚上，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一列专车飞驰而出，直奔冀中衡水。翌日清晨，曾宪植终于被接回北京，直接住进了阜外医院。
那时，医生检查发现，她的血色素仅剩5克，情况堪忧。
曾宪植一生颠沛流离，可她的那的革命热情始终不减当年。
在病床上，她的眼神虽显疲惫，却依然透露出不屈的光芒。
在经历了一番苦难之后，曾宪植终于获得平反，重返她那早已熟悉的工作岗位。
但她并未因身体状况的不佳而选择安逸，反而是以更加旺盛的热情投入到了工作中，仿佛要用行动证明她对这片土地的不渝热爱。
恰逢1978年，她被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并兼任党组副书记。
妇女工作，这一她除了秘书工作之外最为熟悉的领域，很快展现了她的得心应手。
她不仅深谙其道，更是始终不忘初心，为广大妇女儿童的福祉奔走呼号，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会阴影下的弱势群体。
曾宪植，这位无私的革命战士，原本可以依靠她显赫的家世享受无忧的生活，然而，她选择了战胜自己的阶级背景，抛弃了可能的优裕，转而为民众的利益奋斗。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信念和决心，与那些既得利益者形成了鲜明对比。
1989年10月11日，曾宪植因病去世。
她的去世，虽然为革命事业画上了句号，但她的精神和成就，如同她一生所走过的道路，铭刻在了那些曾被她帮助过的人们心中。
此生虽苦，曾宪植却以她那不凡的毅力和智慧，书写了一段令人敬佩的历史。
那些说她只会依靠家族背景的人，终将在她坚定的步伐面前黯然失色。
她用自己的一生证明，究竟是什么铸就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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