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寓居美国近十年的李宗仁突然从国外寄回来一批书画作品，声明这是自己大半生的收藏，不忍其流落国外，故而送回国。最后还声称这批书法字画价值11万美元，现无偿捐献给国家。
东西送到北京，政府组织文史专家对这批字画进行鉴定分类，鉴定结果却有点尴尬。不知道是李宗仁眼拙还是有意为之，这批字画大多为赝品，且溢价严重，所有字画总价仅值3000美元，与李宗仁声称相差甚远。
虽然李宗仁口口声声说把这批字画捐献给国家，但无功不受禄，经过慎重考虑，周总理决定按这批字画实际价值的十倍——即30000美元来收购。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亲自批示：这是一笔政治账，我们统战工作要讲策略，他说值11万，我们就给12万。
这是促成李宗仁归国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李宗仁的归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统战工作中所取得的最大成果。盖因为李氏不仅是桂系头目，还曾经一度担任民国代总统，他的回归如同风向标，标志着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完全压住了偏安海岛的国民党政权。
1948年3月29日，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达到了他个人政治上的巅峰。
巅峰过后，便是低谷，分裂首先出现在萧墙之内。
选举总统当日，国民大会还公布了副总统候选人名单：孙科、于右任、李宗仁、程潜、莫德惠、徐溥霖。
虽然候选人多达六人，但任谁都知道，除了孙科，其他人都是陪跑的。因为他得到了蒋介石的支持，蒋介石密令CC系大佬陈立夫，让其在国民党内部营造声势，助力孙科当选。
站在蒋介石的角度，这是个万无一失的举措，毕竟陈氏兄弟把持党务工作二十余年，门生故吏遍布党内，以至于外界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陈立夫都是助力孙科竞选的最合适人选。
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内部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有CC系，自然也有别的派系，比如三青团系、政学系、黄埔系等等等等。这次蒋介石委托陈立夫，就引起了其他派系的强烈反感。因为以往蒋介石有啥吩咐，都会将各派系的骨干召集到一起耳提面命，要他们精诚合作，也算是一碗水端平。
而这次，却仅仅只对陈立夫委以重任。
更深层次的，1947年蒋介石宣布党团合并，将三青团并入到国民党，所有各省、市、县团部主委，都指派CC系分子担任，而副主委则由“三青团”的支、分团长挂名。在CC操纵把持之下，副职几乎处于有职无权的地位。
这一次国民大会各县、市青年团干部出任国大代表云集南京，充分交换意见，他们多以为如果孙科当选副总统，则陈立夫必将更得蒋的信任，而CC对他们的排挤就会与日俱增，为了拆陈立夫的台，他们转而支持李宗仁竞选。
李宗仁是桂系首领，在抗战中积累下偌大军功，无论从名望还是权势，都担得起副总统这个位子，另外李宗仁还与其他两位候选人、于右任、程潜订立攻守同盟，约定在初选中得票少的两人均要无条件发动自己的支持者去支持得票最高的人。
这两项因素影响之下，李宗仁竟然大爆冷门，成功当选民国副总统，他的政治生涯迎来巅峰。
与老蒋不同的是，李宗仁的仕途巅峰之后紧接着迎来更高的巅峰。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在下野的通电中他指定：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李宗仁成为民国代总统，来到政治生涯的巅峰。
蒋介石并非高风亮节之人，他的下野也不是急流勇退。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蒋介石的亲自指挥下，三大战役全部失败，国军精锐损失殆尽，他的人望也跌至谷底；二是蒋介石指派宋美龄赴美求援无果，杜鲁门直接开门见山：现在局势恶化之程度，除实际调用军队外，任何大量之军事援助，均于事无补。
履新总统的李宗仁，开局就是四分五裂的局面。
一是蒋介石引退后，在其家乡溪口设置电台，直接指挥军队，继续发号施令，俨然形成一个太上政府；二是在广州的行政院直接受命于溪口，并促立法院在广州复会，以加强其与南京对立的地位，他自己这个堂堂正正的国民政府反而处在最尴尬的境地。正如毛主席所说：李宗仁在石头城上所能看见的东西，就只剩下了“天阶吴楚，眼空无物”。
李宗仁上台后，摆在他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和谈，只有促成和谈，国民政府才可能存续，他的总统位子才能坐稳。
经过三大战役，国民党精锐已经损失殆尽，这个时候国民党方面其实已经没有了讨价还价的资本，故而我党方面直接对李宗仁开出条件：1，建国后，李宗仁可以当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2，桂系的部队可以保存下来；3，两广在两年内不实行土改。
平心而论，这条件不可谓不优厚，当初手底下有五十万兵马的傅作义建国后也才谋了个水利部长。但李宗仁初尝总统滋味，可不想刚登场就下台，再则他也不想替老蒋背这口黑锅，所以一脚将皮球踢给国民党内的保守派讨论。
历史血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你不想办成一件事，就将它放到大庭广众之下讨论，永远也不会讨论出结果。国民党内部还没讨论出个所以然，人民解放军已经发起了渡江战役。
解放战争在长江以南的战斗就如同秋风扫落叶，李宗仁正是这片被扫走的落叶，颠沛流离，他自知不见容于蒋介石，去了台湾最好的结局也只是当第二个张学良，举义归附我党又抹不开那个脸，故而奔赴香港，随即远走美国，也自此远离了政治中心。
1954年，李宗仁被远在台湾的蒋介石遥控罢免“副总统”职务，伴随着最后一个政治身份的丧失，李宗仁的门庭迅速由“车水马龙”变为“鞍马稀疏”。
这对于久居上位，过惯了政治生活的李宗仁来说无异于是慢性折磨，他仍然每天关注着关于两岸的新闻，时不时发表一些社论，当起了业余的政论人士。
可能是旁观者清，由执棋者变成看客的李宗仁难得对两岸形势清醒洞悉，没有了阵营的桎梏，失意政客的身份让他能够客观地提一些对民族有益处的意见建议。
一九五五年八月，李宗仁在美国提出了一项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他以为中国内战不宜再起，台湾问题只能经由政治途径解决.他主张恢复国共和谈，在谈判中找出一项统一祖国的安排.他坚决反对台湾托管和台湾独立的任何主张。
李宗仁在建议中对蒋寄予期望，他说：“蒋先生比我年长四岁，今年七十七岁了。他在漫长的一生中饱经忧患，如果他能毫无个人成见地回顾百年来我国所发生的一切，能像我一样客观地展望一下我们可爱祖国的前程，我可以完全肯定地说,他会同意我的意见的。”
李宗仁之所以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建议，有两个因素。一是鉴于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美国总统以后,美蒋关系仍然紧张，早在杜鲁门在位时期，美国曾制定“弃蒋保台”的策略，即颠覆蒋介石的统治，扶持有留美背景且能力出众的吴国桢人取而代之。
这显然是犯了蒋介石的逆鳞，他拿杜鲁门没办法，于是就将吴国桢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吴国桢两次险遭暗杀，为了避祸，故于1953年4月10日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随即找了个开展国民外交的理由，偕夫人黄卓群到美国。
吴国桢事件让李宗仁对蒋介石彻底失望，眼看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五年计划，而老蒋这边偏安孤岛仍然不忘内部倾轧。
二是当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周总理在会上阐明了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新立场：台湾是中国领土，解放台湾纯属中国内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新中国愿意用和平手段解放台湾。
李宗仁在报纸上看到周总理的声明，大感振奋，在大陆方面主动示好的情况下，国共第二次和谈契机已经形成，这是任何一个自认为爱国志士的中华儿女都应该竭诚拥护的，遂公开发表此意见。
李宗仁的公开表态虽然被台湾岛内骂得狗血淋头，连白崇禧都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公开站出来批评他，但种瓜得豆，他的中肯言论引起了大陆方面的注意。
1956年，周总理邀请寓居香港的原国民党中常委赴京访问。程思远是李宗仁的老乡，曾长期担任他的机要秘书，周总理希望以程思远为引线，把身处海外的李宗仁给牵回来。
在紫光阁，程思远得到周总理的亲自接见，谈及李宗仁时，周总理盛赞其反对“台湾托管”，主张台湾问题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立场，并且代表中央表态：欢迎李先生在他认为方面的时候回来看看。
这是中央第一次正式对李宗仁发出回国的邀请，下面只等李宗仁的回应了。
地球另一端的李宗仁在得悉周总理的表态后，欣喜若狂。他对赴美探望他的程思远长女林黛（原名程月如，香港影星）说：一晤月如，如见亲人，一种思乡怀旧之情，顿时浮现心头，久久不能平息。
“思乡怀旧”四个字，足以证明李宗仁对回国的热切之情。
于是就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李宗仁将自己收藏的字画书法送回国内，捐献给国家，声称价值11万美元，实则大部分是赝品，实际价值仅有3000美元，最后毛主席拍板决定：给他12万美元。
这件事中间其实暗藏玄机，试想李宗仁文化素养不可谓不高，在收藏字画时，就算偶尔有看走眼的时候，也不可能大半都是赝品。再说彼时的李宗仁身居高位，盘踞权力金字塔顶端，谁又有胆量卖给他赝品呢？
事后证明，这件事其实就是李宗仁对他回国事宜进行的主动试探。李宗仁收到钱以后，非常满意，说道：“共产党不简单，是识货的”，因此坚定了归国的决心。
因为当时新中国与美国完全隔绝，没有直达的飞行航线，所以李宗仁要想回国，只能经转第三国，然后绕道飞回大陆。1960年秋天，李宗仁让其夫人郭德洁赴香港与程思远面谈，双方商定由程思远与李宗仁先在欧洲会面， 并确定了会面时间，地点则是定在了瑞士苏黎世。
瑞士是永久中立国，苏黎世又是瑞士著名的风景区，去探亲也好，去旅游也罢，总之方便李宗仁找理由前往。
在这次会面中，程思远将大陆“收购”字画的12万美金交给了郭德洁。
商量妥当，程思远于1963年11月14日回到北京，向周总理回报。
15日深夜，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程思远。委托其向李宗仁转达中央的意见，即“四可”：
第一、李先生可以回来在祖国定居；第二、可以回来，也可以再去美国；第三、可以在欧洲暂住一个时期再定行止；第四、回来以后可以再出去，如果还愿意回来，可以再回来。
以上可以看出，中央是真心欢迎李宗仁回国，不仅没有设置条条框框，甚至连行动自由都没有限制，完全听任李宗仁自便。这么坦诚大度的话从一国总理口中说出，不能不让人感怀莫名。
圣诞节前一星期，程思远飞抵苏黎世。李宗仁已提前在南欧休假了一阵子，也如约来到这里。在苏黎世天堂广场，两位久别重逢的故人四目相对，无语凝噎，胸中有千言，不知从何说起。二人到圣彼德饭店前面的咖啡馆，在靠街走廊尽头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座位，彼此畅谈阔别后的情形。
李宗仁说，树高千尺，叶落归根。人到晚年，更思念祖国。帝国主义者讽刺中国是一个地理上的名词，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如今民族团结，边陲归心，国际地位与日俱增，这样一个祖国，是值得我们衷心拥护的。
程思远向李宗仁转达了周总理对他的问候和“四可”的意见。听完程思远的转述，李宗仁大为动容，他不假思索地说道：我只要一可，回到祖国定居，安度晚年。
1965年4月22日，李宗仁到纽约郊区纽华克城移民局申办出境旅游签证，说要去欧洲小住，为期约三个月。移民局查阅档案，知道他一九六三年去过欧洲，并且在圣诞节前赶回美国，因此六天之后，就办好签证手续。
李宗仁动身以后，6月21日，郭德洁通过一名新泽西州的律师，把房子售给一位美国人，然后自己也飞抵瑞士。
在瑞士苏黎世，还发生了有惊无险的一件事。
李宗仁夫妇准备在瑞士游玩一圈然后归国，这时中国驻瑞士大使馆突然发来紧急消息，要李宗仁夫妇务必在7月13日下午两点之前离开瑞士。
事后才得知，李宗仁所乘的飞机才离开弗雷加登机场一小时，就有二位不速之客拿着白崇禧打到日内瓦的电报，匆匆来到苏黎世，指名交给李宗仁，这二人明显是台湾方面的人。电报的内容不得而知，但结合前一年发生的一些事，也不难猜想。
1964年2月，中法建交的消息传到美国，李宗仁于2月12日在纽约《先锋论坛报》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当局放弃其不合时宜的对华政策，效法戴高乐政府同我国调整关系。15日，具有国民党背景的纽约《华美日报》发表了“是何居心”的社论，说李宗仁“是藉此向中共报功，甚至已在美国替中共渗透华侨社会及向美国进行游说的工作”。2月24日，同样具有国民党背景的香港《快报》发表评论，指责李宗仁“向红朝屈膝”。
在香港的前桂系成员黄旭初、夏威等人联名写信给李宗仁，劝他“保全晚节”。3月18日，被老蒋架空多年的“小诸葛”白崇禧也时隔已久公开发声，公开指责李宗仁：
“总统蒋公率全国军民，尝胆卧薪，生聚教训，正在待机执戈西指，完成反攻复国大业。而我公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邦家，为亲痛仇快。最近阅报，法国与共匪建交之后，我公竟于二月十二日投函纽约前锋论坛报、公然支持共党，劝说美国学步法国，与共匪调整关系。我公对国难既不能共赴，反为共匪张目,危害国家，是诚何心，是真自毁其立场矣!自毁其历史矣！自绝于国人矣！伏望我公激发良知，远离宵小，幡然悔悟，以全晚节。”
由此可见白崇禧不远万里派人找李宗仁的用心。
除了在瑞士拦人，国民党还在李宗仁最有可能中转的地方——香港派人四处打听寻找，在李宗仁离开瑞士的同时，郭德洁的妹夫携带巨款入境香港，找到李宗仁的一位老部下查问其下落。
不过这种情况事先早已被周总理所预料，他为李宗仁安排的回国路线是由苏黎世出发，经希腊雅典、黎巴嫩贝鲁特、巴基斯坦卡拉奇回国。
1965年7月17日晚上，李宗仁夫妇在“爱国不分先后”的号召下，毅然排除险阻，乘搭一架波音707客机，远渡关山重洋，飞回祖国。
当飞临广州市区上空盘旋时，李宗仁显得有点激动，他感慨地说：十六年前，我飞离广州的时候，万想不到再会回来；可是世事变化常常出人意外，由于祖国的呼唤，今天我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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