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作的《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指出：“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说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因为把纪律规矩看作“紧箍咒”，在加强纪律建设的同时，通过多种行之有效的方式加强纪律教育，常念这些“紧箍咒”，才确保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和战斗力，使中国革命事业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
中央党务委员会旧址。刘德博 摄
坚持问题导向
力求“对症下药”
纪律是管党治党的“戒尺”。这把“戒尺”要想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不断校准精细度。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问题为导向，通过不断完善纪律规矩、加强学习教育来精准修补漏洞，适应新形势新变化，实现长效常治。
1937年，随着国共两党的合作日益密切，敌特间谍活动也日渐猖獗。这时，保守党的秘密，对于党的事业发展尤为重要。同年5月，中共中央组织部颁发了《保守党内秘密条例》，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列明10余种保密情形，并明确“因违反保密条例造成严重影响的，应受到党的惩罚，直到开除党籍”。该《条例》的颁发，对保密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也为党员的行为划出了清晰的纪律底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共产党员数量短期内猛增数十万，革命力量迅速壮大，但在大量发展党员的背后，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如不少新党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许多新成立的党组织还不够健全巩固等。为此，毛泽东同志倡导“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建议制定一套完善、正规的学习制度，以增强学习的效果，从而保证全党的学习有章可循。
1940年1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不仅规定了党员和干部学习的主要课程，同时还详尽地制定了一系列的学习制度，如平均每天两小时的学习时间、学习小组制度、学习指导制度和严格的汇报检查制度等。延安时期的干部大学习，极大提高了全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为统一宣传、避免对外宣传工作的无纪律状态，1941年，党中央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发表有全国意义的通电、宣言与对内指示的规定》《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关于统一各根据地内对外宣传的指示》等文件，明确宣传工作必须服从中央统一决定，各中央局、分局、省委和区党委须与党中央保持步调一致；提出面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对外宣传中采取慎重的方法和态度，不能夹杂违反党的政策与中央指示的言论，特别是在军事领域，不得公开擅自发表全国性意见，涉及重要事变，中央未作指示前，不得公开发言。这些纪律规定保障了全党在宣传上步调一致。
延安时期，我们党聚焦突出问题“对症下药”，出台的制度法规涵盖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等多重维度和财经纪律、宣传纪律等多个方面，克服了自由主义、分散主义，推动了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大大增强了党的凝聚力、战斗力。
丰富教育载体
拧紧“纪律发条”
只有纪律规矩入了脑走了心，才能真正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新方式方法，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纪律教育，切实提高了党员的纪律意识。
为了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先后创办了30余所干部学校，党的领导人经常结合革命形势给学员授课。比如，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提出整风运动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大会上，陈云发表了题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的演讲，对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党员严格遵守纪律的表现、遵守党纪与尊重党员权利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全方位阐释。另外，中央党校、马列学院等学校还系统设置了党的建设课程，对学员进行常态化、集中式的纪律教育。
延安时期，我们党十分注重发挥案件的警示教育作用，在查处一案的同时，注重以案明纪，力求警示一片、教育一片。
1937年10月，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数千人参加了对他的审判。审判长雷经天现场宣读了毛泽东来信，“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胡耀邦也在抗大校刊《思想战线》上发文，阐明公正公开审理此案的意义：“必须使我们全党知道，执行纪律也是教育形式的一种，如果我们开除了一个坏分子，不但不会使我们的队伍减弱，相反的只有使我们党、我们的队伍更加强健起来！”
毛泽东还特意到抗大作了一场“革命与恋爱”的讲演，要求大家通过此案吸取教训，严肃对待恋爱、婚姻及家庭问题，要培养无产阶级的理想和情操。此后，他多次提到此案，警示和教育党员干部居功自傲、贪图享乐、欺压群众、自私自利是万万要不得的。
延安时期的报刊，也成为我们党开展警示教育的重要阵地。黄克功、刘振球、刘力功、肖玉璧等一批违纪违法的典型，通过《新中华报》《解放日报》等面向全党全社会公开，成为纪律教育的“活教材”。
注重系统集成
做好“整篇文章”
党性是党员干部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只有党性坚强才能作风过硬、纪律严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系统思维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取得党的建设历史性成就。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党性修养教育和党性锻炼运动。许多被重点学习的文件中，都闪烁着纪律之光。
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通观全篇，其中心思想就是要解决当时党内存在的自由主义问题，目的是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性。
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一文中就将“遵守纪律”作为共产党员八个方面的修养之一，强调党员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在《反对党内各种不良倾向》一文中，刘少奇进一步明确了纪律性在党性中的具体要求，指出“共产党员的党性，不只表现在他有最高的最明确的原则性上，而且表现在他有最高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上……党员的一切思想、言论、行动，都应该是有原则的、有组织的、有纪律的”。
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将“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作为好党员的六条标准之一。
长达4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以加强党的纪律建设为抓手，增强了全体党员的政治性、思想性、组织性和纪律性，进而团结和巩固了全党。
延安时期，我们党十分注重通过评选先进、树立典型进行党性教育、纪律教育，通过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在全党形成了一股向上向善的力量。
1939年，毛泽东撰写悼念文章，高度赞扬白求恩“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批判了那些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对同志对人民漠不关心、麻木不仁的党员。
1943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了《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干部奖惩暂行条例草案》，规定“对下级及广大群众密切关心，克己奉公，实事求是，积极负责，埋头苦干，足资表率者”予以奖励。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表彰奖励了刻苦奉公、在群众中有威望的王震、习仲勋等22名领导干部，毛泽东亲笔为每个人题词。给三五九旅、延安县委县政府及延安县南区合作社3个单位以团体奖励。
1944年，毛泽东为牺牲在劳动一线的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号召大家学习张思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延安时期系统化的纪律教育，不仅增强了广大党员的纪律意识，还深化了党性修养，为党的长期执政和革命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纪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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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吉 洁 编 辑 | 马雷雷 来 源：根据陕西纪检监察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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