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和平解放前，中共方面为了留下胡适，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不仅通过广播发布情真意切的挽留之言，还公开许诺他可以继续担任北大校长。
但是，胡适对于中共的盛情挽留，并未觉得欣喜，只是用极其冷静，且略带怀疑的语气说了一句：“他们需要我吗？”这句话十分耐人寻味。
最终，胡适在1949年4月6日，乘坐威尔逊客轮离开了中国大陆，远渡重洋到美国给蒋介石当说客去了。
那么，如果胡适当年没有离开中国，他的结局会如何呢？
答案显而易见，肯定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那些特殊“运动”时期，遭到猛烈的批判。
其实，对胡适的批判，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就拉开了大幕。在胡适离开中国的28天后，即1949年5月4日，中国著名历史学家何干之先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五四的两个基本口号》一文，指出“五四运动”期间在“问题与主义”的论战中，胡适的主张是为了“阻止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成长，是表示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抗拒”。
何干之先生还批判说：“胡适在20年代末提出的‘打倒五鬼’之说，是在否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对象，表明他是‘反革命的辩护人，以至成为反革命中的一分子’”。
何干之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因为鲁迅先生就曾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书中，指名道姓地说“胡适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顾问”，并对他进行了长达十年的批判。
到了1950年的下半年，在轰轰烈烈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留在中国大陆的胡适的次子胡思杜，写了一份反省材料，并摘取了一部分以《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为题，于1950年9月16日发表在了《文汇报》上，随后，各大报纸相继转载此文。
自此，批判胡适的文章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
1951年8月中旬，北京大学召开了以中文系和历史系为主的师生“控诉大会”，胡适曾经的同事、学生如俞平伯、杨振声、朱光潜等人，都在大会上作了批判发言。同年年底，上海文化界也召开了对胡适的“控诉大会”。
1954年下半年，关于对胡适的批判愈演愈烈，在文联和作协召开的联席会议上，开始将批判重点逐渐转向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也召开了联席会议，决定联合召开一场批判胡适思想的讨论会。
这次联席会议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等9人组成委员会，郭沫若任主任。郭沫若一直就对胡适没有好印象，并称之为“首要战争罪犯”。
当时，郭沫若在政治、文化、艺术、教育等各个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人物，担任着政务院总理、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要职，具有无人能及的号召力，他对胡适的批判，将这场批评运动推向了高潮。
此后，截至1955年3月，在郭沫若的主持下，联席会议共举行了21次讨论会，集中批判了胡适的哲学、政治、文学思想，以及历史、哲学史、文学史观点等六大方面。
很快，对胡适的批判，已经扩展为了全国规模的运动。根据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统计，从1954年11月到1955年3月，全国各大报刊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这些批判文章大多都收录进了三联书店出版的《胡适思想批判<论文汇编>》。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北京、上海、长春、广西、江苏等地组织了经常性的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北京的讨论会更是每一周或者两周就要开一次。天津、兰州、济南等许多城市也组织了多场临时性的讨论会。
中共中央认为，批判胡适的运动从开始到1955年5月，发展一般是健康的，在干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最主要的就是批判文章的质量不高，好的文章太少了。
例如：许多作者没有从根本上抓住胡适思想的实质，不善于揭露胡适思想内部的自相矛盾和混乱，常常摘选胡适的几句话就大做文章；有的作者在驳斥胡适错误观点时，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有的作者在揭发胡适思想的本质是买办思想的时候，却武断地说胡适提倡白话文，是反映了美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需要“统一的语言”的需要，等等。
实际上，对于批判胡适运动中出现的偏差，伟人是有所察觉的，那他对于这个曾经对自己大不敬的胡适，又会如何对待呢？
伟人的心胸是开阔的，他曾表示：“将来要替胡适恢复名誉”！
那为什么不能在当时就恢复呢？
显然是因为，对于胡适的批判，本就是处于政治斗争的策略考虑的意味。从本质上来讲，就是从思想观念上，为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服务的需要！正如中央所指出的：“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会严重受阻。”
可是，一个胡适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且不论胡适在学术上的作为，仅从1937年后他在政治舞台上的经历，就能知道真正胡适是什么样的了。
1937年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了争取美国人的支持，第一反应就是请胡适火速赴美游说，并任命他担任驻美大使这件事，就足以证明他的国际影响力。
1945年3月，胡适以中华民国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份，前往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此期间，中共还特意派人秘密接触他，进而争取他。但是，最终却遭到了胡适的坚决拒绝。
在抗战结束后不久，胡适向中共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可以概括为四个字“放弃暴力”，这也就表明了他的政治立场，但中共依旧没有放弃争取他。
1946年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并于同年11月28日担任国民党国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华民国宪法》。
1948年4月3日，蒋介石认为中华民国宪法改变了国民党的权力架构，实权在内阁，总统一职成为虚职，便邀请胡适担任总统，然后再任命自己担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胡适本来同意了此事，但后来因为国民党中执会还是要求蒋介石当总统而变卦。
1949年，胡适为了蒋介石再次前往美国寻求支持，但因国内大局已定，他在美国处处碰壁后，并发表了《……统治下绝没有自由》，正如后来伟人所评价的那样：“胡适这个实在是太固执了……”
1950年6月，美国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与胡适密谈，让他出面领导流亡海外的亲美人士返回台湾取代蒋介石，但遭到了胡适的拒绝。
1962年2月4日，胡适在台湾去世，蒋介石亲自前去祭奠，给予了他莫大的哀荣。但胡适怎么也不会想到，他多年了一直坚定支持的，为之四处奔走的蒋介石，竟在他死的当天，就在自己日记中写了一句：“胡适死了，我的革命事业除去了一个障碍”，真是讽刺至极！
不过，我们从胡适在离开中国大陆后的经历，不难看出此人的确是一个厉害角色，在国内外的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巨大。
但奈何，他一直都是亲美蒋的，他的思想和言论，于伟大的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来说，肯定是一种阻碍，因此对他的批判运动，是不能不开展的。
就算是伟人惜才，在当时为他恢复了名誉，但是在1966年开始的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他又该如何自处呢？所以，如果胡适没有离开中国，他的最终结局也是不言而喻的！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