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下半年的南巡之旅，毛主席越走越不平静，专列开至杭州时，各种预警层出不穷。9月10日中午，毛主席突然对汪东兴说：“走，把车调回来，我们现在马上就走，不要通知陈励耘（浙江省革委领导）他们。”
汪东兴没有像以往那样立即去办，而是带着不确定的语气说：“不通知他们似乎不行。”毛主席不解，问为什么。汪说你不是一般人，来的时候通知了，走的时候哪有不通知的道理，更何况路上的安全和火车的调配需要地方协助。
毛主席觉着有理，便改变主意，跟陈励耘见上一面，但不让他上车，更不要他送。汪东兴还是觉得不行，认为这样会打草惊蛇。于是毛主席就让他不要遮掩了，说出想好的对策。
汪东兴说请陈励耘、南萍他们一起来谈一谈，毛主席则补充说还要请空5军军长白宗善（陈励耘是空5军政委）。汪东兴安排好人通知后，就去做专列随时出发的准备。
在接下来跟陈励耘、南萍、白宗善等人的谈话中，毛主席用古今的多个典故，敲打了他们一番。谈话结束，专列立即驶向上海。陈励耘心里有鬼，告别时完全不敢靠近毛主席。
专列在傍晚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旁边的吴家花园专运站。过去毛主席到上海，都会下车住上几天，但这回却连车都没下。专列开向上海前，毛主席让汪东兴通知了在上海的王洪文（时任上海市革委副主任兼市委书记），并让王洪文通知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来上海，并强调“越快越好，客人要见”。
许世友当时下乡到扬州去了，南京方面联系不上，上海方面更是找不到人，最后找到扬州市委，弄出准确地址，才通知到位。许世友收到消息后，马不停蹄地赶回南京，乘坐值班飞机去上海——许世友亲自打电话确认没有专机。
毛主席是在专列上跟王洪文谈的，但只谈了几句，就让他等许世友来了再谈。当天晚上王洪文夜宿专列，哪也没去。许世友赶到专列时，毛主席就问他下乡去搞什么了，问完才开始正题。
谈话期间王洪文抱怨许世友，说毛主席等了他快十五个小时了。毛主席直接挥手打断，说不要这样，不要紧嘛，刚好我们也需要休息下，这个事不要提了，还是谈正事吧。
其实这还是要紧的，许世友没到前，毛主席的心情颇为忐忑，担心许世友出现什么异常。
毛主席打断王洪文的指责，主要是因为说这些只会适得其反，没有任何益处。
毛主席一定要见到许世友不可，很明显是意识到了危险，但只要见到许世友、许世友没出问题，一时就乱不了，他从上海北上的安全就有了保障。
谈到快饭点的时候，毛主席说自己不留他们吃饭了，就让王洪文请许世友吃饭吧，所有人都去，喝几杯酒。王洪文请客，说要叫上空4军政委王维国（王凑上来，毛主席没跟他谈，更没让他上专列），许世友没有明确反对。许世友本想去南京军区设在上海的延安饭店吃饭，但王洪文说自己在锦江饭店已经准备好了。
吃饭的不只王维国、许世友、王洪文等几个到专列的人，还有上海市革委的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等人。结果这顿王洪文说已经准备好的饭，迟迟没有吃上，等了两个多小时。等着吃饭的时候，车站传来“客人已经走了”的报告，这时饭才上来。
十几个人吃饭的餐桌上，基本没人讲话，讲也是一对一的窃窃私语，过去得喝上七八瓶的茅台酒，这回连一瓶都没喝掉。吃过饭后，许世友坚持要马上回南京，谁也拦不住。回南京后，他赶到南京火车站，说要再见毛主席一面。
专列在南京停靠了15分钟，许世友赶上了但没见到毛主席，更没上专列，是汪东兴下来传话，说毛主席讲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要休息。
这时，就不得不佩服许世友经历革命风雨多年，养成的超强敏感性和警惕性了。从这天后，他就住进作战值班室，守着电话，哪也不去，直到周总理打来电话：“庐山上第一个发言的人跑了，老病号跑了。”
不用后面的“老病号”，许世友也知道周总理说的谁，然后他迅速行动起来，对南京军区下达一级战备命令，并派出陆军看出军区内的所有飞机、舰艇。舰艇不是一个人能开的，但飞机可以，所以他让人把车开到跑道挡路——飞机不助跑是飞不起来的。
在上海的时候，前脚送走许世友、王洪文一行人，毛主席后脚就安排汪东兴发车。汪东兴问，不通知他们吗（即许世友、王洪文等人）。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一直往北开。
在这个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毛主席展现出超高的指挥艺术，一如战争年代，做到毫发无损地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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