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生物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Helen Fisher）因子宫内膜癌在今年8月去世，享年79岁。费舍尔是印第安纳大学金赛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在50多年的职业生涯里，她开创性地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证明了爱情与大脑之间的生物学联系，因此两度登上TED大会演讲，相关视频总计吸引了全球超过2100万人观看。自20世纪80年代起，费舍尔出版了包括《性契约：人类行为的进化》《爱的解剖：交配、婚姻与出轨的自然历史》《我们为何相爱：浪漫爱情的本质与化学反应》在内的多部畅销著作，并在2005年开发出“费舍尔气质量表”（FTI），由于该量表结果得到fMRI的实验数据支持，被认为比目前盛行的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BTI）更有效。

所有人都爱

在危地马拉丛林深处的蒂卡尔遗址区，矗立着一座神庙，那是玛雅“太阳王”贾索·昌·卡维尔一世的陵墓。根据玛雅碑文的记载，卡维尔深爱着他的妻子拉汉·乌南·莫夫人，因此在自己的神庙正对面，为她也建造了一座神庙。于是，每年春分和秋分，人们都会看到太阳在早上从卡维尔的神庙后面升起，投下的阴影正正好覆盖住莫夫人的神庙，而到了傍晚，太阳从莫夫人的神庙后面落下，投下的阴影也正正好覆盖住卡维尔的神庙。时光流转1300年，这对恩爱的眷侣始终如这般在陵墓中深情拥吻。

这是美国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在2008年TED演讲中的一个小故事。她说，在她之前的人类学家已经研究了170个各不相同的人类社会，关于爱的结论却出奇地一致：没有一个社会不产生爱。“全世界的人都有爱之情愫。他们歌唱爱，舞蹈爱，创作关于爱的诗歌和故事。他们讲述爱的神话和传说。他们渴望爱，为爱而活，为爱杀戮，也为爱而死。正如沃尔特·惠特曼曾经说的， ‘啊，我愿为你赌上一切’。”金发碧眼，笑容可掬，娓娓道来，时不时引据一两句来自柏拉图、艾米莉·狄金森、日本诗人，或是南阿拉斯加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诗句，身后的演示文稿里却是严谨的人类学注脚，对许多人而言，费舍尔的这场演讲让他们第一次看到了爱情之浪漫与科学之严肃间碰撞摩擦的火花。但对费舍尔来说，这场关于爱的学术性研究，她早已持续了二十多年。

作为第一个从生物学角度讨论人类情感关系的科学家，费舍尔努力想要重构古往今来人们对于爱的遐想与迷思：“人们一直拒绝相信浪漫的爱情实际上是一种大脑机制，担心这会打破魔法。他们希望爱是超自然力量的一部分。为什么？因为爱的感觉太棒了。”费舍尔在2014年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节目《TED电台时间》中说道。但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MRI），她发现了这种“强烈的、通常非理性的人类交配冲动”背后的科学基础，发现了大脑神经系统与爱、性欲和拒绝之间的特殊联结，这些足以证明，“爱是大脑的固有产物”。

爱的科学

费舍尔永远记得自己刚踏入学术研究领域时，她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被一名同行评审人驳回，理由是她不应试图研究爱情，因为爱是超自然的。“等一下”，当她在多年后重新忆起这段往事，仍然心怀激愤，“如果愤怒不是超自然的，恐惧不是超自然的，抑郁不是超自然的，为什么爱情却是超自然的呢？”从1982年的《性契约：人类行为的进化》到2009年的《为什么是他？为什么是她？：通过了解你的性格类型来寻找真爱》，费舍尔孜孜以求地从科学角度阐述出一套自己的理论，以解释伴侣关系进化的生物学表现。其中，《性契约》探讨了女性性行为的发展与核心家庭的起源；《爱的解剖：交配、婚姻与出轨的自然历史》（1992）考察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下的人类性行为差异，也力图表明玛丽莲·梦露电影中的“七年之痒”理论并不现实。“我发现的是四年之痒，这是一个清晰的模式”，她说，四年正对应了孩子开始逐步摆脱对父母双方全方位依赖的年龄：4岁。

而在《我们为何相爱：浪漫爱情的本质与化学反应》（2004）中，她用实验印证心理学界新近提出的假设——当一个人坠入爱河，大脑特定区域会随着血流量的增加而“亮起来”——并绘制一幅全新的爱之图景，提出人类已经进化出了三个用于交配和繁殖的大脑核心系统：负责性冲动的欲望系统，负责早期强烈浪漫爱情的吸引力系统，以及负责长期稳定陪伴的依恋系统。“简而言之，爱情深深根植于人脑的结构和化学要素之中。”她在书中写道。

费舍尔的爱情实验建立在fMRI扫描的基础上。她和同事对17名正在热恋中的年轻人进行的脑部fMRI扫描发现，当他们一看到恋人的照片，大脑底部附近负责分泌多巴胺的腹侧被盖区明显要比其他时候更活跃。而对另外15名刚失恋的年轻人进行的fMRI扫描则发现，当他们看到前任照片时，腹侧被盖区的表现要比前一组实验对象更加兴奋。还有17人已经平均结婚21年，但他们的腹侧被盖区在fMRI扫描下的表现同样证明了他们所声称的对伴侣的爱恋。费舍尔指出，腹侧被盖区实际上是大脑奖励机制的一部分，属于“三重脑”理论中的“爬虫脑”系统，远低于负责认知思维的“皮质脑”和负责情绪能力的“哺乳脑”，也是人们在受到可卡因刺激时会表现出活跃的大脑区域。

“但爱情远不止可卡因带来的快感——至少你可以戒掉可卡因。爱是一种痴迷，它控制着你，让你失去自我意识，难以自拔地想念另一个人。那人在你的脑海里扎营。”她据此提出浪漫关系具有“瘾”的三个主要特征：耐受性、戒断反应、复发。或者，用费舍尔喜欢引用的柏拉图的话来概括：“爱神生活在一种需求的状态中。它是需求，是冲动，是自我平衡系统的不平衡。就像饥饿和口渴，它无法被彻底消除。”这项研究最初发表在《神经生理学杂志》上，曾经对此类研究深表怀疑的马萨诸塞州总医院动机与情感神经科学合作中心主任汉斯·布雷特（Hans Breiter）不吝称赞：“我不相信95%的fMRI相关文献，但要给这项研究打 ‘A’，它确实在理解爱的痴情方面取得了进展，将这种对爱的理性构建直接置于与食物、温暖、毒品渴求等自我平衡奖励相同的轴线上。”

不过，费舍尔的实验没有解开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会爱上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我们为何相爱》出版后不久，费舍尔被在线约会网站Match.com聘为首席科学顾问，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第一次公司会议上，她尝试解释这是因为人们倾向于根据居住地、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阶层来寻找对象，但她突然意识到这个回答“不够有见地”。“你走进一个房间，那里的每个人都有你需要的背景，但你不会爱上当中的所有人。”她暗自思忖，“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我们是否也进化出了某种生物模式，让我们能够天然地被一些特定的人吸引，而不是另外的人？”一份名为“费舍尔气质量表”的调查问卷因此诞生。

费舍尔在fMRI实验基础上将人的性格分为四大类：探索者（Explorers）富有创造力和启发性，因为他们的大脑中多巴胺含量更高；建设者（Builders）传统而谨慎，因为他们的血清素含量更高；指导者（Directors）逻辑清晰、意志坚定、决断力极强，这与他们的高睾丸素水平有关；协商者（Negotiators）则表现出同情心、想象力，以及整体和长期的思维，这与他们的高雌激素水平相关。这个量表很快被Match应用到了新开发的约会应用程序Chemistry.com上，由系统根据用户填写的信息为他们匹配潜在约会对象。通过大量数据累积，费舍尔发现探索者往往会受到其他探索者的吸引，建设者也一样被同类吸引，指导者和协商者之间则存在更明显的相互吸引模式。迄今为止，共有1500万人参加了这份“费舍尔气质量表”调查问卷。

有批评者认为，费舍尔的性格理论是“伪科学”，并不比希波克拉底的气质体液说更好——这一古希腊学说主张人的气质主要是由人体内的胆汁和黏液浓度决定的。而随着在线约会模式从复杂的桌面网站转变到如今的移动端应用程序，用户只需要一组照片、一句标语就能够让系统匹配出可能的约会人选，“科学约会”的理论也变得不再流行。但费舍尔仍然坚持她的观点：爱本就是大脑结构与生俱来的一部分，尽管科技会改变人们约会的方式，但“永远改变不了爱情”。正如Match公共关系总监艾米·卡纳迪（Amy Canaday）所说，费舍尔的研究对于“消除在线约会的污名”至关重要，她“帮助我们将它正常化，用不同以往的方式谈论它，就好像它只是一种不同的工具，做着我们已经做了数百万年的老事情”。

科学家的爱情

作为爱的科学研究者，费舍尔自己是否已经对这种自然的情愫麻木，难以产生爱的冲动？“不。”她斩钉截铁地回答，“你可以了解一块巧克力蛋糕里的每一种成分，然而当你坐下来吃那块蛋糕时，仍能感受到一种纯粹的快乐。”费舍尔在23岁那年第一次步入婚姻殿堂，嫁给了当时还是科罗拉多大学医学院大三学生的乔·伯奎斯特（Joe Bergquist），但仅仅四个月后便离婚，因为“我觉得无聊”。此后，她继续陷入一段又一段关系中：浪漫的纠葛、深刻的依恋，或是充满情欲的暧昧，却始终没有再婚。其中有十八年，她同一个每晚睡前都会给她读书的男人度过，听过了几乎所有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作品，还有托马斯·曼的《魔山》、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他应该给我读了不下200本书。”费舍尔回忆。但两人最终仍旧分道扬镳。“我太容易坠入爱河了。每一次转角，我都会遇到爱情。”她说。

直到75岁，她决定与一个自己从1994年起就认识的男人——美国《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约翰·蒂尔尼（John Tierney）结婚。他们在蒙大拿山脉下举办了简单的婚礼：费舍尔头戴白色花环，手捧一束鲜艳的火焰草，蒂尔尼的胸前口袋里也别着一小簇火焰草，而他们的司仪穿着一套红心国王的服装。费舍尔在婚礼致辞中解释，这段恋爱关系之所以修成正果，是因为她在其中“生活，而不是剖析”。唯一的剖析也许是，她注意到蒂尔尼和自己一样，多巴胺含量很高；不一样的是，他的睾丸素水平也处于较高水平，而她的雌激素水平更高——因此根据“费舍尔气质量表”，他们天生一对。

除了爱的浪漫，婚姻没有给费舍尔的生活带来太多改变。“我会嫁给你，但我不会搬过来。”早在成婚前，她就与蒂尔尼达成了这项约定。蒂尔尼继续住在纽约布朗克斯的家中，而费舍尔保留了自己位于纽约中央公园附近的曼哈顿上东区公寓，年近80的她需要经常在两边来回奔波，但费舍尔觉得这种安排颇为自在。“我很想他，但这是让一段恋情真正持久的好办法。”她说。在独处的时间里，她会看外百老汇戏剧，或者与其他朋友见面，或者四处闲逛，用科学的视角观察他人。她的书房里是联排的内置书架，摆满各种关于性、通奸和人种学的书籍，一个步入式衣橱里则是学术研究之外的诗歌与戏剧著作：莎士比亚、狄金森、西尔维娅·普拉斯、特德·休斯（Ted Hughes）……那是她在演讲和论文中不断提及的出处。用《大西洋月刊》记者凯特琳·蒂凡尼（Kaitlyn Tiffany）的话来说：“费舍尔也许把科学带进了爱情的领地，但当她谈论这种大脑化学时，也唤起了人们对更早以前智慧的回忆。”正如费舍尔曾在经历一场痛苦的分手后，给同为人类学家的好友劳拉·贝齐格（Laura Betzig）的一封电子邮件中所写：“当我躺在地上，望着天空，手指在草尖划过，我几乎能感受到过去400万年里人类失去的所有爱情。太多眼泪了。”

内容来自周末画报

撰文：之白

编辑：北北

iWeekly周末画报独家稿件，未经许可，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