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刚/文 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动力蕴含于每一个国家自身；但是转型的路径和时机，各国的表现自然不同。上一篇在叙述西方向现代国家转型时，似乎显示出某种历史必然性与一体性。可对巴林顿·摩尔（1913—2005）来说，这样的看法是不妥当的，因为西方的道路“只是特殊的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且英国和法国的道路也是不一样的。他说，“英国有利于自由事业的土地贵族和城市上层阶级联盟，对多数国家而言，是一种独一无二的现象。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只能发生一次”。
对摩尔这句话的解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一，后发国家不必为本国发展进程的落后感到焦虑，因为英国的情况并不普遍；二，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向先发国家学习而走上通向现代国家的道路，事实上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向英国学习的结果。
那么，英法两国走向现代国家的道路到底有什么样的不同？特别是，英国到底有多么特殊，以至于最终走上和平民主的发展道路？接下来我借助于摩尔的名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的相关内容，来回答这样的问题。
独特的国情让商业贸易成为英国发展的强大动力
在全世界范围内，英国率先成为现代国家，并在相当程度上定义了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现代国家的那些特征：在经济上实现工业化，在政治上实现民主化，在社会方面实现平等宽容等理念。有许多人认为，英国是通过和平、公正、民主的程序来解决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矛盾，并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摩尔说，这样的说法中似乎存在着某种神秘但却正确的内容，与其说完全说是一种神话，毋宁说具有部分的真理。不过，在他看来，英国18、19世纪确实经历了和平民主的进程，但在17世纪还是发生了清教徒革命和国内战争，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阶段衔接起来了呢？对此，他给出的答案是，重点在于农村中的阶级尤其是土地贵族转化起到了特殊的和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说呢？摩尔的主要观点是，英国农村中的土地贵族比较早地卷入到商业化潮流中，这样的商业氛围有利于农村土地的商品化经营，也有利于土地贵族与城市中的市民阶级、工业资产阶级的共存与转化，还有利于土地贵族形成的国会不断地吸纳资产阶级的力量，最终英国在工业化的基础上建成为一个相对自由的社会和最早现代化的国家。
那么，在英国农村为什么会有商业贸易的发展，以至于改造了土地贵族并使其成为推动英国走向现代的强大动力？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一书不同的地方，摩尔陆续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来自英国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就是说，英国温和湿润的气候与优良的牧草，让英国比较早地成为优质羊毛的产地，到了中世纪晚期，英国成为最大和最重要的优质羊毛产地。与意大利、荷兰等国商人的羊毛以及羊毛制品交易，不仅影响了英国的城市，而且波及了农村，并特别地对农村造成更大的影响，最终影响到了政治。
第二，政治方面的原因。相对于大陆国家来说，英国的王权专制程度比较弱，始终没有建立一个自己的强有力的行政管理制度和法律结构，并通过它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农村。至于英国的王权专制程度为什么比较弱，有许多学者分析过其中的原因。有一种意见强调，英国作为岛国具有特殊的优势，即无需强大的陆军来保卫国家，以至于国王没有常备军来用于镇压或贯彻自己的意志。
第三，观念方面的原因。财产权利和经济自由等观念，比较早地成为英国政治和社会的观念。摩尔的看法是，在亚当·斯密提出这个观点的很久以前，散居于英国乡间的某些村民团体，就已经开始接受如下这种观念：维护自身利益和经济自由是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这样的观念，后来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通行原则，那就是：个人运用私人财产来发财致富不应受任何限制，这样通过市场的发展就能不断地为整体社会积累财富并带来福利。
农村的变化在英国通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中至关重要
由于上述原因，英国农村比较早地从羊毛贸易中发展出商业活动和商人力量，奠定了走向现代国家的基础。对此，摩尔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分析农村的变化。
一方面，在农产品商品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土地商品化的进程。就是说，随着粮食与羊毛成为日益重要的商品，土地也不断地从具有社会功能与统治义务的载体变成能产生利润的资本品，资本主义势力在内战之前就已经长时间地渗透和大大地改造了农村。于是，土地市场繁荣，这表现为土地买卖频繁、地租费用上涨。尤其是随着圈地运动不断地深入，大批原先受传统惯例支配但名义上属于领主的土地，转化为私人可以全权处理的土地，土地成为单纯的商品，土地的私有产权制度也因此真正地形成。
另一方面，是农村土地贵族与自由民的变化。摩尔说，原来无法无天、专制暴虐的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而这里的地主接近于机灵狡诈的商人，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换言之，原来因军功受封并承担军事义务的封建贵族，逐渐变成了农业资产阶级。事实上，不仅是封建领主或者说土地贵族在变化，在农村经营牧羊业、出售粮食商品的自由民（上层绅士和不甚富裕的农民），也摆脱了封建义务的束缚，抛弃了传统农业的常规。他们参与圈地（通过蚕食方式侵吞荒地和公地），敢冒风险，善用新技术，努力提高土地经营效益。这些自由民，被摩尔赞为英国历史上的英雄。
摩尔强调，由于上述商品化进程的发展，英国的土地贵族相对于欧陆的土地贵族具有强烈的商品化色彩，不会成为反对工业进步的贵族阵营。那些有影响力的土地贵族，要么自己成为资本主义商品化和工业化的先驱，要么跟城市中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结盟，共同反对王权侵犯财产权（摩尔认为内战就是这样爆发的），也因此获得了相对于王权的胜利。摩尔说，虽然到了19世纪，英国的政治权力仍掌握在贵族和乡绅、尤其是世袭的大财产拥有者手中（“核心人物恐怕不超过1200人”），但这样的土地贵族本来就与商业原则相容而不会阻碍商品化进程，而且到了后来他们很大部分已经不再从事农业了，经济基础已经转向工业和贸易方面。
在上述已获得的成就基础上，工商业资本家成为强大的力量，并通过1832年及后来的历次国会改革，获得了权力。摩尔是这样描述英国现代国家的到来的：“19世纪英国资本家扫除了内部阻碍贸易的障碍，确立了统一的法律制度，以及现代货币制度和其他工业化的必要条件。政治秩序开始合理化，现代型国家在不长的时间里诞生了”。
由此摩尔断言，17世纪的英国内战与18、19世纪的和平成长，都与土地贵族的转化相关，上层土地贵族并没有遭受灾难性的打击，但懂得了必须限制自己的权利。摩尔强调说，英国的土地贵族与城市上层居民成为携手合作的典型，由此形成的联盟产生于现代化进程的前期阶段。这一联盟至关重要，因为土地贵族转化并吸纳城市资产阶级，是英国现代国家能够不断和平稳定成长的保证。
国会成为推动英国现代国家成长的重要力量
英国国会最初的出现，是中世纪贵族阶级、自由农民、城市市民与王权斗争的结果。应该看到的是，在西方国家中类似于国会这样的代议制机构，并非仅出现于英国。不过，英国的特殊性在于，由于缺乏一种建立在陆军和官僚机构上的强有力的君主政体，议会民主制的发展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更为容易。此外，由于“蔷薇战争（1455—1485）”给土地贵族带来了人为的而非自然的浩劫，在国会之中代表平民的、基于选区和选举（而非血统）产生的下议院，其地位逐渐压倒了基于血统原则产生的贵族院。下议院代表性程度更高、民主色彩更强，这与其他国家基于血统原则诞生的代议机构发展并不相同。
在英国内战推翻了反对圈地运动的国王之后，掌握真正权力的国会相当于一个巨大的“地主委员会”，并为沉浸在商业化原则中的地主服务。国会基本上控制着圈地运动的进程，那些地主则依靠国会的力量完成圈地运动。虽然直至19世纪中叶，国会依然是土地资本家的工具，但并不是说国会的存在对于国家现代化进程来说不重要。国会的存在，意味着有一套新的可变通的制度建立了起来，它为新生的社会力量提供了发表议论和提出要求的场所，国会也因此成为代表不同利益的各党派组织和平解决争论和冲突的政治机构。因为有英国国会这样的机构存在并在法律和秩序的范围内活动，再加上工业化过程的迅速发展（吸收失地农民与失业工人），所以在英国才会出现改善穷人处境的法规和经济形势。最终，英国消解了圈地运动中农民的反抗和工业无产阶级发起的宪章运动，赢得了在和平民主道路上发展的机会。
当然，除了国会之外，对英国而言，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还有一些其他有利的因素：（1）舆论的赞成，即公共舆论普遍地赞成减缓民众苦难而不赞成使用武力；（2）上层的主动让步，即上层土地所有者通过适当让步避免惨重失败；（3）领袖的作用，即有影响的领袖人物能够准确及时地理解并把握问题的实质，并加以有效应对。
法国并不具备英国的条件
应该说朝向商品化和工业化的迈进，在16—17世纪的法国也是如此，特别是到18世纪的后20年中，法国大工业突然兴盛起来。不过与英国相比，法国在这一过程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不同，这些不同注定了法国不能率先走向现代国家，而在相当程度上变成英国的追随者和模仿者。
第一，在农村商业化进程中，法国的土地贵族在葡萄酒业中更多地采取榨取租金的方式，而不像英国土地贵族在羊毛业中采用获取利润的方式。像羊毛业一样，法国的葡萄酒业也推进了法国社会的商品化进程。但是，摩尔发现，葡萄酒业以及葡萄种植对于法国商品化进程的拉动作用，远远不如羊毛业对英国商品化进程发挥的拉动作用。在英国，羊毛业促进了英国纺织工业的发展并带来圈地运动，席卷了更多的农民进入城市，推动了人们向土地与设备更多地投资，这样贵族就从土地经营中获取利润。可是，葡萄酒生产的增长并没有在农民中引起类似圈地运动这样的变化，葡萄栽培劳动要求有大量的熟练农民劳动力，但对土地资本和设备资本的需求相对要小。因此，法国贵族缺乏像羊毛贸易这样的经济基础，所以不可能推行英国那样的政策。在粮食商品化的前提下，法国的土地贵族更多地依靠从土地中用租金的形式榨取农业剩余，即通过向农民征税或收租来获取收益。因此，跟英国土地贵族逐渐变成农业资本家甚至成为工业资本家不同，法国贵族在农村的统治逐渐得到了巩固和加强。法国那些在城市中赚了大钱的资产者，也没有进一步地从工商业中获取利润，反而从贫困贵族手中购买土地，并进而获得贵族爵位。他们获取收益的方式也偏离了商品化的方向，不是依靠在市场上出售产品获取利润，而依赖农民缴纳的租金。于是，法国的土地贵族试图把农民作为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以便从农民身上榨取更多的租金。因此，与英国相比，发生在法国农村的商品化进程并没有削弱封建统治的基础，也没有摧毁封建统治的结构，它只起到了把新的生命注入到老朽的社会躯壳之中的作用。
其次，在法国是君主而非土地贵族成为现代化的推动者。摩尔强调，英国王权一直比较弱势，土地贵族才是现代化的真正推动者。可在法国不是，法国的贵族特别是它的领导阶层没有冲破束缚获得独立性，反而成了国王的附属物。贵族甚至在经济上要仰赖国王的支持，而国王基本上靠税收来榨取农民。在跟贵族的斗争中获取胜利的王权，大力促进农村和城市融合，在理性、进步的旗帜下发起了圈地运动，并通过向城市资产阶级下达武器和奢侈品的生产订单，在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同时也控制了资产阶级和市镇。正因如此，摩尔断言，直到18世纪中叶左右，法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主要靠王权推动。法国君主为此时已显示出某些独立生命力的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由此在法国形成的城市工商业发展，跟英国相比造成了根本不同的政治和社会结果。
第三，在法国走向现代国家的进程以及在法国革命中，农民具有特殊的地位，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由于农村商品化进程中的特殊性，法国并没有经历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农民也没有大规模地转化为城市工人，所以在法国既存在大的土地所有者（土地贵族），也存在大量的自由农民，而自由农对土地贵族主导的租金猛烈上涨（在王权专制帮助下贵族加深剥削）怨声载道。法国的自由农或者上层农民，他们的身份不彻底：他们占有着土地，但这些土地并不真正属于他们，因为在封建关系下，这些土地仍属于大大小小的领主。因此，领主能够强加给占有土地的农民各种封建义务。于是这些农民对王权与贵族的旧统治强烈不满，表现在1789年革命发生后，多数富裕农民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试图打碎（而不是改善）这些国家机器。与此同时，贫困的或者无地的农民也有普遍的不满，无地农民和贫苦农民都想得到一小块土地，还希望维护对他们自身有益的那些农村公社的特殊风俗和习惯。而当这样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他们就开始信仰激进的平均主义理论，并与城市中持有激进想法的无套裤汉合作，最终带来了法国大革命的激进特征。
小结
在总结有哪些因素促进了英国的现代国家进程时，摩尔列出了以下几项：一个相对强大并且独立的国会；建立在自身经济基础之上的商业和工业的利益；没有严重的农民问题。显然，除了我们通常重视的农村商品化和城市发展等经济基础外，英国国会的存在是至关重要的。与此同时，摩尔也强调小农的消灭虽然结局悲惨，但这一结果对和平民主的发展过程有重大贡献，其意义不亚于国会力量的加强，它使现代化能在英国顺利进行，而不受巨大的反动保守势力的干扰。
摩尔还特别强调了西方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农业与农民的地位。他认为，农业商品化所采取的形式与这种商品化本身同等重要。在英国，农业商品化充分改变了农村社会并将农民转化为工人，土地贵族通过赚取商业利润而参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在法国，农村社会未受商品经济触动，农民大量聚集且日益仇视榨取租金的土地贵族。就这样农民革命力量的增长，在法国通过重创贵族阶级，开放了通向现代国家的道路。
（作者系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本文将收录于作者即将出版的专著《何以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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